[作者简介]刘萌(1967－)，女，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
[摘要]在当代文学中，敢于不惟传统、以各种方式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的“另类女孩”一下子多了起来，并进而形成热势。而其独特鲜明的文学形象特质的形成，又是与中国民间另类文化传统和西方(欧美)现代文化思潮的双重影响分不开的。
[关键词]文学；另类；女孩；形象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847－05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女作家乌特·艾尔哈特曾在她的畅销书《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中，对传统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女人天性温柔吗?女人天性软弱吗?女人天生应当美丽吗?女强人肯定孤独吗?女人一定得为人母吗?一定要出嫁吗?女人应当是幕后英雄吗?应当避免冒险吗?女人有权力就遭人厌吗?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先缩起尾巴做人吗?等等。面对这些疑问，艾尔哈特的观点是——女人要敢于说“不”，因为“温顺使我们一事无成”。而这种敢说“不”的女孩，当然不会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温良恭俭让”式的“好女孩”，而应该是那种不惟传统、所谓“离经叛道”的“坏女孩”(也有称“问题女孩”和“另类女孩”的)了。这本书曾在西方被冠以“现代女性圣经”之称，译成中文后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也曾风行一时，甚至“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这句话也一度成为当代“漂女”和其他“时尚”“另类”女性的口号，更甚而成为一批文坛“新新人类”包括她们作品中人物的真实写照。尤其在当代文学中，这类“时尚”“另类”的女性形象也好像一下子多了起来，并进而形成热势，成为当代文学人物形象长廊中又一道突出而奇异的景观。
一
所谓“另类女孩”，指的是那种行为举止与众不同、甚至是惊世骇俗，并且带有新潮、现代、非主流、反传统的精神气质的青年女性。这样的精神气质，突出表现在这些“另类女孩”不同于常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不拘于常规的审丑心态和叛逆精神上。具体为：
(一)疯狂偏执的生活主题
在卫慧的小说《像卫慧那样疯狂》中，主人公这么道白：“我，一直是个古怪、沉默的女孩”，“我的青春期是以神经质的忧郁、偏执狂般的自闭和失恋的绝望在14岁就过早地结束了”，我从小就“桀骜不驯、疯疯癫癫”，喜欢“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棉棉的小说《啦啦啦》中，也刻画了一个“问题少女”的失控生活：因为家庭破碎而过着放浪形骸、辍学、吸毒、有恋物癖、沉溺于食物、酒精、性爱与音乐之中。这里，疯狂是她们生活的一个基本主题：以疯狂去反抗无聊，以疯狂去忘记伤痛。这里，人生的“非常”经历，对这些青春懵懂的女孩来说，也无疑会直接影响到她们身心的成长，甚至于改变她们的人生。
(二)重欲轻情的人生态度
新近女作家盛可以在她的中篇《无爱一身轻》中记录了一个女孩“直露得可怕”的欲望本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眼看到男人，我会不由自主，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扫视他的裤裆，并且会马上想到他的‘卵’，以及和他交配的感觉——当然这只限于惹起我兴趣的男人。”她特别强调：“不过得注意，只是交配，因为爱没诞生，我不想用‘做爱’这样的词。”这是否意味着年轻女孩的好奇心已经开始公然集中于异性的“下半身”了，性意识已经成为其打量异性的某种本能；另一方面，她不相信爱情，只希望“永远被新鲜的吸引，置身边的不顾。小说甚至还写到了一些新异的时尚，如“网交”、“电交”、“信交”等，这是不是说明，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年代，“性”已然成为人们寻找刺激、增添新鲜感的重要方式，殊不知过滥的性意识，其实也会使人退化成性欲的奴隶。盛可以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也题为《无爱一身轻》，可见她对“爱”的怀疑与淡漠，对“新新人类”重欲轻情的特点的强调。小说描写了一个大龄女青年朱妙的爱情观，在朱妙看来：“爱情如中彩，也许一生都没有运气”，“婚姻是只避孕套，它使原本交融的肉体产生隔阂，心灵产生分歧”，“人生在世，找个情投意合的男人容易，找只温暖体贴的生殖器难”。因此，她游戏人生，与几个男人保持性关系，但结果却是时光空流失，情感也荡然无果。由此可见，“另类女孩”的种种怪异之举，其实是由她们变异的心态决定的。
(三)叛逆怪诞的审丑心态
在林白的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就有个自认为是“坏女孩”的都噜，她凭借着青春年少，恣意周旋在三位男朋友之间，没心没肺地制造出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为了不失去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而费尽心机，都噜的形象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相当一部分当代“新新人类”追逐实惠、及时行乐、以丑为美、以恶为乐的性格特点。又如陈染小说《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黛二，她喜欢“穿黑衣，怪衣，有秃头欲”，“害怕人群”，“耽于幻想”，“热爱遍体伤口的城市”，“不拒绝精神的挑战，正如同不拒绝肉体的堕落”，“自我实现也自我毁灭”……在这样的坦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另类女孩”不仅喜欢奇装异服、怪异打扮，更喜欢以新异的眼光打量世界、以审丑的心态反叛传统的心理特点以及她们激进前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追求。
(四)恣意放纵的精神世界
在《上海宝贝》中，“上海宝贝”就将“穷而放纵”的美国作家亨利·米勒视为“精神上的父亲”，她喜欢外国青年马克，原因之一竟是因为马克有着“纳粹般的骨骼”，她与马克的疯狂性爱亦具有“施虐与受虐”的色彩。而《啦啦啦》中的“问题少女”喜欢的也是美国“垮掉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因为“艾伦也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他也曾醉心毒品”，而且这些“问题少女”对自己的“另类”和“问题”也都毫不掩饰，她们可以公然宣称自己是“十分不可爱的女人”，“是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和别人私奔的女人”，因为对她们而言，“私奔”即“意味着自由之路”，“另类”即是她们得以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的特质所在。
由此可见，正是“疯狂”、“无爱”、“审丑”、“放纵”这样一些“时尚…‘另类”的主题和风格，使这一部分女孩不仅离传统的女德越来越远，甚至好像离人类的公德也相去甚远了。这样的“反传统”、这样的“个性解放”，是不是堪称人性的又一种“异化”——不再是人性压抑的异化，而是非理性嘲弄理性、践踏人类文明传统的异化?
二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另类女孩”乖戾的性格、怪异的活法来自何处?来自西方现代主义颓废思潮的影响、抑或是西方女权主义离经叛道的触发?——因为，在西方现代主义颓废思潮中，就有愤世嫉俗、疯狂叛逆的基因；在西方女权主义的主张里，也有女性可以冲破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成分。而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忽略了传统的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有《女诫》、《女儿经》那样的正统女性伦理教育，也有“巾帼不让须眉”这样
“另类”的女性文化传承。从武则天称帝到穆桂英挂帅、从柳如是的风骨到秋瑾的壮举……都曾显示中国女性文化“柔顺、内敛、循规、蹈矩”传统的另外一面，即“刚健、有为、泼辣、强劲”。又如古代神话中补天的女娲，《高唐赋》、《神女赋》中主动追求性爱的神女，《西厢记》、《牡丹亭》中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还有《
水浒传》中出格的潘金莲、《
红楼梦》中捉弄贾瑞的王熙凤、乱伦的秦可卿，以及民间许许多多“女追男”的传说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表明这一点。一直到文革前后及新时期的文学中所表现的：如孙犁小说《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十五六上就风流开了，在集上庙上，吃饭不用还账，买布不用花钱”；刘绍棠《红兜肚儿》中的“红兜肚儿”，爱上好汉刘黑锅，为了救刘黑锅，“从大腿根上割下一片嫩肉，煎了汤一口一口喂他”；莫言《红高粱》中的九儿，敢于反抗父母之命，怀一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与自己爱的轿夫“野合”；张贤亮《绿化树》中的马缨花，没有结婚却有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家里还经常有男人进进出出，她在大胆地向被管制的读书人示爱时也不失“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本色；铁凝《棉花垛》中几个性情开放的乡里女孩，她们不喜劳动、宁愿靠色相来换取男人们的棉花，却又最喜欢在夜校学习“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内容，并且觉得自己“从来都是反封建的”……另外还有《红兜肚儿》中记录的河北运河地区的民风：“豆棚村穷汉子娶不起三媒六证的女人，可以跟外姓的女人公开姘居，与那个女人的丈夫平分春色，但是得死心塌地效犬马之劳”；张贤亮《河的子孙》中关于黄河流域民风的描写：“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的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映泉《桃花湾的娘儿们》中对鄂西山区民风的描绘：那里的女子们一直贫穷，也因此“轻浮，放肆，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中关于陕北民风的描写：“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开始唱酸曲了”，“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她们一半把这当作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作艺术表现”，因此人们也“便宽容地接受了它”。
上面这些例子都能显示出中国民间生活的另一面来：无论是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华北一带，还是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都有不那么符合传统妇德的女性，她们泼辣、鲜活的生命力，常常是通过一个个或功利、或纯情的性爱故事体现出来的。在这样的故事后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说教力量的有限，感受到人欲和民风的强大。中国素来是重“礼教”的国度；但从历代圣贤对“男女大防”、“存天理，灭人欲”的强调，不是可以使人明显感受到民间“人欲”的强大吗?这人欲，应该是中国老百姓生命力旺盛的证明吧；是他们在苦难中寻找乐子的活法的证明吧。人欲的代代相传，早已在“礼教”上戳破了一个个窟窿。思想解放和人欲解放的洪流，也是由一个个泼辣、叛逆的爱情故事汇聚而成的吧。因此，当代女权主义的洪波，也其实早就滥觞于中国民间无数女子争取恋爱自主、婚姻自由直至性开放的自在的活法中了。
三
然而，虽然都是女性的开放，为什么民间女子的开放还常常与一些传统的美德联系在一起，而当代作家笔下的“另类女孩”的形象却又大不相同呢?
是蒋俗儿虽然风流、却能够在妇女大会上响应八路军的号召、当选为妇救会主任的原因?是“红兜肚儿”虽然泼野、但真爱起来也能割身上的肉救情人的性命的情节?是九儿虽然叛逆、但却是源于父母的不义(为了一头骡子不惜叫女儿嫁给麻风病人)?是米子虽然以色相谋生、但其实还是有想找个丈夫一心跟他生儿育女的打算?是马缨花虽然风流、可一旦认定了真爱就倾心以待?是“桃花湾的娘儿们”虽然也风流、却不失朴素的品质……可见，这些民间的风流女子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风流的一面，二也有真诚、朴素的一面，正是这后一面使她们与今天“新新人类”的疯狂、张扬的做派区别了开来。还有一点是她们都生活在贫苦的年代里，风流常常是她们尽可能多地获得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因此，那风流的后面隐隐透出一些可怜，令人同情。而“新新人类”则是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里挥霍着欲望、游戏着人生、并且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姿态张扬着惊世骇俗的活法的一群人，因而其思想和行为常常会给人以过分、过头的感觉。也许，这正是传统的“风流女子”与今天的“另类女孩”之间的重要区别所在吧。
但要强调的是，有了贫苦年代那可怜的“风流”，就已经为当今“另类女孩”的疯狂奠定了基础。而今天的“另类女孩”所以能把“风流”推向“疯狂”，把“小资情调”(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风格”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布波一族”的奇特风格，又显然是与现代欧美文化(尤其是1960年代的青年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比如棉棉就曾在小说《啦啦啦》中公然承认她“对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古怪激情”。美国作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伊甸园之门》中说，“六十年代文化是解放文化——许多人说是太解放了——是一次开放，它的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途径即是布莱克所谓的‘改进感官的享受”’，“六十年代文化生活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上的好斗与文化上的狂放不羁”。的确，这样的解放与狂放本能一直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中，而在六十年代，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了整整一代青年一一从美国青年的“反战”、“性解放”到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从波兰、墨西哥、法国的学生运动到日本的学生运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成为国际性的青年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从那时开始，一代又一代青年就再也没有从思想解放、文化解放、欲望解放的立场上后退过；从那时起，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就与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的动荡进程相伴相随。而女权主义运动也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从“男女平等”到“性解放”，其间其实并不遥远。这里，无意否认女权主义运动对于提高女性的平等意识、自强意识、解放意识的历史意义，但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是当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具有了政治的合法性以后，一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就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态：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了相当可观的空间；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发展出现的消费社会，也为女性享受生活直至寻找感官刺激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性观念的改变、避孕器具的普及，还有可以通过性交易获得的经济上乃至其他方面的好处，以及“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态，都使得女性的自主意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蜕变。相当一部分“另类问题女孩”的出现，也使得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凸现了出来——从“二奶”、“一夜情”的涌现到官场上、商场中、工作上、校园里“性交易”的出现等。
而今天的“另类女孩”与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缺乏的“另类女性”的一个重要区别也许还在于：在过去“男尊女卑”的传统压抑下，女性的风流常常带有不那么张扬的特点；但到了现代化的今天，随着思想解放而导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
的思想解放与欲望解放常常以相当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袒露自己的私人生活，还是以完全敞开的方式向公共道德挑战(如与许多女艺人热衷于出版“写真集”一样，不少青年女作家也热衷于描写自己的性体验、出版图文版的“文学写真”等)，都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见，当解放与疯狂联系在一起时，也就隐隐昭示了某种人性的危机——羞耻感的沦丧、功利心的突起、人生观的变异。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另类女孩”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她们开始寻求转变和超越的途径。如棉棉就在作品《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盐酸情人》、《糖》中一再提到了“控制”这个词：“我必须得控制了，也许现在还来得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生活成了一块彻底碎掉的玻璃……我开始懂得控制自己”，“开始懂得一点点什么是爱了，爱的代价之一是必须控制”……这样，棉棉作品中的“控制”也就成了与“疯狂”既矛盾又互补的主题，这一点是发人深省的。此外，陈染的中篇小说《凡墙都是门》中也记录了女主人公在30岁时回首人生的感慨：“我十几岁的时候，激烈躁动，情天恨海，觉得活到二十多岁就够了，像莱蒙托夫或普希金什么的；二十多岁时，愤世嫉俗，压抑绝望，想，决不活过三十岁；等到了三十岁，我忽然就再也不想死了，心平气和地看世界，能活多老就多老……”可见“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使一切淡化——爱情与仇恨，理想抱负与失落压抑”。如果说对于棉棉，想控制自我的疯狂情绪常常源于突然的心理冲动，那么在陈染这里，看淡人生、看淡疯狂则是时间之河持续荡涤的结果。在卫慧的长篇小说《我的禅》中，我们也看到了女主人公相似的生命体验：在大学时代，“青春的愤怒、欲望的火焰似乎只能用西方的摇滚、垮掉一代的‘大麻诗歌’、还有没完没了交织着汗水与尖叫的性来表现”；而到了二十九岁以后，“有一些东西似乎在悄悄改变”，开始学会“对生命充满越来越多的理解与珍惜之情”，这样的意识与疯狂的区别一目了然。还有，就是林白中篇小说《致命的飞翔》中刻画的那样：一方面“在想象中作一个恶毒的女孩使我全身的血液加快，瞳孔放大，两颊潮红”，另一方面，“还是要寻找一个更温和的办法，因为我还要在社会中生存，作恶会破坏我的形象，使我遭受损失，把恶毒的念头放在心里并不是因为对别人产生恻隐之心，也不是缺乏胆量，而是因为自私，考虑到退路”。比起那些喜欢张扬疯狂做派的“另类女孩”来讲，这样既有所心计又有所顾忌的“另类”，也许更能适应社会的生存规则。这是不是也同时意味着：社会规则、人类公德对“另类”与“反叛”的强大制约力也并没有被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极端逆行所冲垮?
说到底，无论是心理的自我调节，还是时光的无情打磨，或者是对社会规则、人类公德的有所顾忌，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人性善的强大。疯狂，毕竟只是青春期激情的短暂喷发，因此“破坏”与“叛逆”也不可能成为“另类女孩”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处。这些女孩——要么最终被疯狂所毁灭，要么在体验了疯狂以后，超越疯狂、返璞归真。
责任编辑；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