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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吴道毅(1965－)，男，苗族，湖北来风人，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摘要]家族小说是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主要文学创作成就所在。就叙事话语而言，邓一光家族小说将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与蒙古草原文化想象，以及女性命运的生存观照融为一体，建构了父系家族的英雄神话与母系家族的女神神话，并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民族意识与生存意识，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小说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邓一光；家族小说；英雄；草原；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841－06
       湖北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小说创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一跃而为全国优秀作家。邓一光小说数量很多，题材范围很广，但最能凸显邓一光小说创作个性与创作成就的，是他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大妈》、《远离稼穑》、《大姨》与《想起草原》等家族小说。这些作品一方面充满了昂奋的革命英雄主义基调，一方面则洋溢着蒙古族草原文化的浓郁气息，将时代文化与民族地域文化及历史悲剧意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读者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量。
       一、英雄叙事与悲剧意识
       邓一光出生在一个汉、蒙结合的家庭，父亲为汉族、老红军，一生戎马倥偬。母亲为蒙古族、军人，战争年代与父亲结为伴侣。如此家庭背景为邓一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小说创作土壤。事实上，父亲一生的战争经历、英雄品质与独特精神气质，母亲的蒙古家庭出身与草原文化气息，以及他们生活的战争与和平年代，有意无意之中组成了邓一光小说创作的基本酵母，乃至使他的小说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纪实品性。
       对父辈战争生活或军旅生涯的书写与追忆构成了邓一光家族小说的英雄叙事，而这种英雄叙事的主旋律便是英雄主义。邓一光从小与性格粗犷的父亲情感上有些疏远乃至隔膜，但人到中年之后却对父亲的人生有了全新的深刻的理解，而最让他折服的是父亲身上的英雄品质与阳刚之气，特别是那种充满血性的男子汉精神。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与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是邓一光献给父亲或父辈的精神颂歌，既充满了对父辈一生出生入死革命戎马生涯的总结与回忆，更交织着对父辈强悍的英雄主义品质的礼赞。在这两部作品中，《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邓声连与《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他们都堪称经受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的军人英雄。他们久经沙场，浴血奋战，不仅有着过硬的军事素质与军事谋略，而且特别具备生死无惧、威震敌胆的英雄品质，誓死都要捍卫军人的信念与荣誉感，敢于打硬仗与恶仗，因此享有“战神”之称。邓声连一生杀敌无数，外号“老虎”，其军人血性由此可见一斑。在东北剿匪战役中，他身为团长与总指挥，却又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与敌人刀枪相搏，杀敌数十，豪气冲天。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正规军交战的山海关之役中，为了捍卫“男人的英雄主义和军人的荣誉感”，身为代旅长的他敢于“以八千之卒抗击三万大军”，誓死不当逃兵。比之邓声连，关山林的战斗经历更显丰富。无论是在与日寇展开的长城之役中，还是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手的四平、锦州、辽西等战役中，关山林都立下赫赫战功，表现出了舍生忘死、英勇杀敌、誓不服输的英雄主义精神，成为令敌胆寒的“战神”。而他高超的个人军事素质让趾高气扬的苏联军事专家不得不低头认输。在对一场场如火如荼、紧张激烈、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的描写中，邓一光极度张扬了父辈军人身上的英雄主义品质，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英雄崇拜——“对一个伟人的超验的敬慕”之情，而且为今天的读者构建或重构了充溢血性与强悍品质的男性文化精神。《我是太阳》中构置的“我是太阳”，或者“太阳会落下去，还会升起来；你让它升它升，你不让它升它也会升”的太阳意象，正是运用诗意描绘对这一文化主题的升华。
       将日常生活叙事与英雄叙事融合为一，或者将日常生活叙事作为英雄叙事的有力补充，注意刻画生动鲜活、血肉丰满的父亲英雄形象，是邓一光家族小说英雄叙事的一大特点。日常生活叙事写的也是英雄的生活，涉及英雄的家庭、婚恋、情感以及脾性等等，表现的实际上是英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邓一光不仅写父辈英雄刀光剑影的战争生活，也写父辈英雄温情脉脉的儿女情长。在这一点上，《我是父亲》中的“父亲”邓声连是如此，中篇小说《大姨》中的大姨父与中篇小说《大妈》中的大伯也是如此，而《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表现得最为突出。关山林与蒙古女性乌云的爱情，既缘于革命路上的志同道合，又出于英雄与美女的互相吸引——一个为青春女性的美丽可人所倾倒，一个为铁血英雄的高大威猛而折服。无论是他们见面不多的初恋，还是大凌河畔的热恋，都充满着浪漫、诗意的情调。而对他们的新婚之夜，作者更是以激情飞扬的笔墨给予了动人魂魄的描写，乃至最大限度地张扬了英雄人物光彩动人的人性一面。与此同时，邓一光也没有忽略对父辈英雄人性缺陷的描写，力求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人。由于出身农民，邓声连也好，关山林也好，都带着浓厚的小农思想的气息，难以走出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他们打仗时，时常只顾冲锋陷阵，而不讲必要的、策略性的后退，因此不时造成部队不必要的伤亡。而一旦离职赋闲，便忘不了种田这一老本行，以至非把院中的花圃改成菜园不可，让人难以想象昔日叱咤风云的战将一下子又回归了活生生的农民。更要命的是，他们身上农民的草莽习气并没有被几十年的军旅生活所改造。他们退休后组织家乡农民哄抢化肥，到县拖拉机厂强买拖拉机，尽管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且目的是为了帮助乡亲们解决现实生产困难，但毕竟是“吃大户”的非理性行为，为新时代社会法制所不容。时代写作语境的变化让邓一光褪去了父辈英雄身上神圣的光环，因此走出了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英雄人物的高大全模式，这在90年代的主流文化叙事中显得难能可贵。
       日常生活叙事的植入使邓一光家族小说英雄叙事具有了人情味，但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邓一光在英雄叙事中所灌注的悲剧意识。当上升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意识乃至人生哲理层面之后，邓一光发现父辈英雄一生并不是高歌猛奏，风光无限，相反，他们注定与悲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悲剧英雄。对父辈英雄来说，这种悲剧既可以理解为个人悲剧，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悲剧。父辈英雄的个人悲剧，大致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并不是所有英雄都是幸运者。中篇小说《远离稼穑》中的四爷简乾和，受战争裹挟离开生存家园，参加过土改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但却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先后被国民党军队、日寇、美军俘虏，不仅遭受了非人的磨难，而且无法得到革命阵营公正的待遇。他的人生与其说是一部英雄史，不如说是一部受命运捉弄的苦难史。第二，当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发生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战争结束时，父辈英雄转瞬间失去了历史活动的原有舞台。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邓声连、关山林们养成了“渴望战争”的潜意识，乃至形成了打仗的嗜好，一旦到了和平年代无仗可打，不但真个成了英雄无
       用武之地，而且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由于社会、时代以及个人的局限，他们难以实现人生的再次转型，但又不愿意从过去主宰历史的英雄变成对社会无用的“废物”，于是思想、情感上显出狂躁不安，进退失据。尽管他们时时刻刻都想着重返战场，有时不免与假想的敌人进行搏斗，但无论如何只是生活在旧时的梦里了。“从英雄到走入英雄的末路”，他们的身上便具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悲剧性质”。第三，他们未能逃脱新中国成立后“文革”等曲折历史的冲击。邓声连、关山林当初没有料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曲折，更没有料到自己的人生会受到林彪、“四人帮”作乱带来的巨大历史冲击。他们铁骨铮铮，不屑于颠倒是非与出卖良心，于是他们越是置身官场便越无法逃离官场的是非，以至于不是早早被撤职就是遭遇牢狱之灾。父辈英雄的社会悲剧，则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邓声连、关山林当初舍生忘死参加革命打天下，为的是反抗地主对穷苦人的压迫与剥削，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一方面，当几十后他们年老离职回到故乡老区时，却惊奇地发现父老乡亲还与几十年前一样贫穷，过着缺衣少粮的苦日子，这比无仗可打更让他们难以接受，也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更深的隐痛。没想到，由于历史的曲折，他们革命时的初衷并没有如期的、顺利的实现，这似乎使他们以前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付诸了东流之水。他们因此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之情，发誓要再为父老乡亲做些什么。
       二、蒙古叙事与草原文化
       父亲或父辈的军旅生涯让邓一光在家族小说中建构了关于父辈的英雄神话，而母亲的蒙古族血脉则让他在家族小说中同时完成了对蒙古草原文化的瑰丽想象。邓一光敬仰父辈辉煌的英雄业绩，也迷恋于母亲生长过的蒙古大草原，特别是对母亲身上的草原文化气息感到奇异与自豪。这样，他的家族小说扩展到母系一方，便成就了他的蒙古叙事与草原文化想象。也因为这一点，邓一光表征了蒙古族作家的创作身分，并表达了他对蒙古族的民族文化认同。
       在邓一光家族小说中，蒙古叙事与草原文化想象二位一体。蒙古叙事是对蒙古族民族历史的追溯，也是对蒙古族民族精神的画像。而草原文化想象则是一方面描绘美丽的草原景象，一方面透视草原文化的内在特质。对蒙古族来说，辽阔美丽的大草原是他们生存家园，而对草原来说，蒙古族是它们的主人。因此，邓一光对蒙古族的书写既是对草原的歌咏，对草原的赞美，也即对蒙古族的礼赞。邓一光首先以想象的方式完成了他对蒙古草原的文化想象。邓一光虽然没有生长在蒙古草原，但却并不排斥他以草原之子的身份实现对草原的诗意想象，借助文学语言表达他对草原的无限神往与赞美之情，或者“通过对带有民族特征的游牧生活的展示，来传达蒙古民族的历史内涵与文化色泽”。比如，在长篇小说《想起草原》中，邓一光以如诗的笔墨这样描写母亲生长的青森草原：“那里开满了美丽的紫云英和格桑花，牛马遍地，羊群如云，肥硕的牧羊犬壮如牛犊，它们快乐地到处追逐着，撒着欢，使草原生机勃勃。那是我们不熟悉的地方，是我们这些母亲的孩子们只在书本和电影中看到过的地方，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在这里，蒙古大草原有如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美丽，神奇，令人向往。那里，草原辽阔，“水草肥美”，牛羊成群，骏马奔驰，毡房林立，牧人唱着古老而动听的牧歌，上面衬着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让人感到美不胜收。草原，这一蒙古人得天独厚的生存家园，释放出无穷的神奇魅力。
       除了表层的文化想象，邓一光家族小说的蒙古叙事更多地是通过他对蒙古族儿女形象特别是蒙古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邓一光往往运用简练的笔墨完成他对蒙古男性形象的刻画。《大姨》描写的青海草原的蒙古沙木腾格力家族，“凡男子皆为勇士”，整个“族中英雄辈出，豪杰接踵”，“有过辉煌的征战史”。他们即使“战死在马背上”，但“至死都悬身于马镫，决不坠落马腹之下”。对他们来说，“骨是英雄骨，血是壮士血，歌是好汉歌，舞是豪杰舞”。《想起草原》中的姥爷，是位情感丰富、个性豪族的蒙古牧民。他喜好饮酒，“豪气冲天”，弓马娴熟，时而高唱着苍劲的蒙古牧歌；尤为奇特的是他敢于与草原猛兽即草原雪狼作对，以致在遭到雪狼报复时带领儿子们与狼群血战，哪怕拼个你死我活。他的儿子们，则继承着父亲强悍的生命基因，勇敢地冲向凶恶的狼群。《我是太阳》中的巴托尔，出场时是一位出身贫苦但却骁勇善战的骑兵连长，为人正直，性格伟岸，一生对民族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他的身上，凝聚着蒙古人的强悍血性与崇高品德。也许由于从小对母亲这样的蒙古女性最为了解，邓一光对蒙古草原文化的阐释更多地是通过对蒙古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在家族小说中，邓一光同样以诗意的笔墨描绘他心中天使般的蒙古女性。她们美丽、健康、善良、聪慧，能歌美舞，性格豁达开朗，秉性刚正无私，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既有温情如水的妻性，又有舐犊情深的母性，更有对革命的坚贞，有如蒙古大草原上开出的最美丽、最芬芳的花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我是太阳》中的乌云。乌云参加军队时刚刚18岁，美貌如花，“人虽腼腆，性格却开朗”，她温柔多情，又崇拜英雄，因此与年长17岁的革命英雄关山林结为幸福的夫妻。她为关山林生儿育女，把一个个儿女精心养育成人，培养成才，为儿女付出了母亲博大无私的爱。她对关山林的爱情执著而深沉，因此坚拒了苏联年轻军官的一再追求。当关山林遭受政治诬陷时，她挺身而出为丈夫讨回公道。她爱护朋友，珍惜友情，与好友德米的友情一辈子始终不渝。她疾恶如仇，却坚持以德报怨。同学白淑芬落难时，她不计前嫌，费尽全力为其解决了工作问题。而在“文革”动乱中，遭受白淑芬迫害的她宁死也不愿颠倒是非，出卖良知。总之，乌云就是一尊“美丽圣洁”的蒙古女神，是蒙古草原灿烂文化的美好结晶。《父亲是个兵》中的母亲，则是乌云形象的浓缩，而在《大姨》中的大姨森吉德玛与《想起草原》中的小姨梅琴身上，除了跳动着乌云的影子之外，还散发着豪爽、奔放的草原文化气息。正是通过深入优异蒙古儿女的骨血，邓一光译解了蒙古草原文化的内在精髓。
       当然，在由衷地赞美蒙古民族与草原文化的同时，邓一光也没有忘记对蒙古历史变迁的追溯，特别是没有忘记将蒙古苦难历史作为他家族小说蒙古叙事的一种合理铺垫。此中，不难发现邓一光的民族反省意识。《想起草原》中的姥爷一家，因为与草原雪狼的搏斗，一家人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这也同时表征了蒙古族为征服草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姨》在讲述大姨“辉煌”的蒙古族出身时，更是特意穿插了蒙古乌托查日德部落的迁徙史与征战史。一方面，这支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地迁徙。他们早年生活在贺兰山以西“气候宜人”的淖干套勒草原。十六世纪末，由于北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南移，他们不得不“越过腾格里沙漠和冬青湖进入甘肃，在甘北一带流连生存”。清朝道光年间，因为草原部落之间的战争“部落再度南迁，越过祁连山、疏勒河，来到青海湖以北的柴达尔一带”，休养生息。一方面，为了争夺部落赖以生存的“草场”，这支部落与其他民族部落时常发生流血战争，彼此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十七世纪以后，乌托查日德部落与哈萨克部落为了争夺甘北草场而“不断发生冲突”，由于双方都“血
       气方刚”，因此“不肯屈尊言和”，乃至“终年厮杀”，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强大的乌托查日德部落终于“元气大伤”，以致“有的家庭甚至再也走不出一个成年的男性”。如果说，过去时代蒙古族的生存史是一部迁徙史的话，那么，同时也是一部付出高昂代价的战争史与苦难史。这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格鲁塞所说：“草原秘史是突厥一蒙古各部落为争夺肥沃牧场，彼此吞并的历史；是主要受牧群的需要所驱使，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进行无休止迁徙的历史。”
       三、女性叙事与生存观照
       考察邓一光家族小说，其叙事话语除了英雄叙事与蒙古叙事之外，还有女性叙事。所谓女性叙事，就是邓一光以一个成年男性的目光，描写与审视家族中不少女性的生存命运，并透视其生存命运的悲剧意义及文化根源。如果说，邓一光的英雄叙事与蒙古叙事呈现出一种高昂、感奋、舒展的情感基调的话，那么，他的女性叙事则显示出一种凝重、悲怆的情感氛围。
       从总体上说，邓一光家族小说描写的家族都是属于革命者家族，无论是父系的汉族家族还是母系的蒙古家族，都与现代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革命浪潮中，两大家族的许多成员，诸如《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与母亲、《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与乌云、《大姨》中的大姨父与大姨，尽管也曾受到了历史曲折的冲击，但总起来讲是幸运的，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收获了人生的甜蜜与幸福。然而，两大家族中的另一些成员，特别是一些女性成员，却在时代洪流与人生风浪中遭遇到种种不幸，让人感到叹息乃至悲哀。邓一光以家族后辈的身份，对家族上辈女性的不幸人生进行了深切的追问。他笔下所写的这批女性，除了《父亲是个兵》中的大婶等外，最典型的要数《大妈》中的大妈范桑儿与《小姨》中的小姨梅琴了。土地革命时期，俊俏如花的范桑儿嫁给了麻城苏维埃区长简定豪为妻，然而仅仅过三天丈夫以及他的三个兄弟便都随红军长征。接下来，她一方面尽力地孝顺公婆，独自为他们养老送终，一方面却要在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家属残酷的打击报复中度过血雨腥风的岁月，怀上的孩子也在国民党军队纵放的大火中流产。她望穿秋水地盼着丈夫早日归来，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不久便在与川军的恶战中身亡。五年后，她嫁给了当地大地主之子彭慎清。这样做，乃是因为让“东冲村十八户红属”不再受到血腥镇压，这同时也是公婆临死前与她的约定，然而这却遭到了简家族人对她的极端仇视与冷漠。土改时期，一生并未作恶的彭慎清被新政府枪毙，范桑儿再次成为寡妇，同时成了无依无靠的人。90年代初期，孤苦伶仃的她凄惨地死在了简家的荒芜的老宅中。曾是红军家属的范桑儿，一生基本与幸福无缘，相反却是与苦难做伴。小姨在出生时就遭遇到草原雪狼之灾，险些死于非命。更惨的是她刚刚出生时母亲便在与雪狼搏斗中暴亡，不仅丧失母爱，而且成长中粗暴的父亲对她非打即骂，毫不痛惜。但对小姨一生意味着最为不幸的，也许是她的五次婚姻了。无论是旧官吏大烟鬼、满族勇士满都固勒，还是革命高级干部焦柳、新潮诗人叶灵风与剧团演员鲁辉煌，都没有给小姨带来婚姻与人生的幸福。相反，却是对小姨的凌辱、冷漠、伤害、欺骗、利用、变相遗弃与无耻占有，给小姨心灵造成的累累伤痕。
       邓一光进一步在家族小说中挖掘了家族上辈女性不幸人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揭示了历史错位与男权中心文化等对家族女性生存命运带来的严重伤害，并寄寓了较为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与历史反思意识。《大妈》告诉读者，范桑儿的人生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家族本身带来的。一方面，两家父亲早年定下的“娃娃亲”紧紧地锁住了范桑儿与大伯简定豪不甚般配的婚姻，使范桑儿无从选择家境更殷实的夫家；另一方面，简定豪明知红军三天后要转移，但为了走后有人照顾父母，便在红军转移前一手导演了与范桑儿的婚事，使范桑儿不自觉掉入了最早的不幸“圈套”。但造成范桑儿人生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在于历史的错位。时代的裹挟让范桑儿一生扮演了红军家属与地主老婆两种主要角色，可这两种角色总是与历史错位，从而使她吃尽了苦头，饱尝了人生的苦难。当她是红军家属时，逃避不了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而当她做了地主老婆后，又逢江山易代，她的新任丈夫因此成为时代的祭品。较之大妈范桑儿，小姨梅琴的人生或婚姻不幸除了一些家庭或人性的因素外，更多的是由男权社会与男权文化造成的。大烟鬼通过买卖婚姻，将小姨娶来当成女佣甚至奴隶，任意凌辱；满都固勒先是要小姨亲手杀死他们的孩子以挽救部队，后来又高姿态地将小姨作为礼品转让给了焦柳；焦柳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小姨当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满足情欲的“玩偶”；叶灵风将小姨当成一时的情感慰藉，一旦大难来临，便独自高飞；鲁辉煌野心膨胀，将小姨当成他“文革”中追求权力的阶梯。总之，小姨的这些男人们不是委琐自私，就是冷酷无情；不是玩弄情色，就是追求私欲。他们看上小姨的，除了美色，便是可以用来进行世俗交易的东西。他们共同织成了强大的男权文化的蛛网，紧紧套住小姨女性青春活泼的生命。
       值得推崇的是，大妈、小姨这些遭受众多人生或婚姻不幸的家族女性，并没有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抗争精神与奉献精神，从而也获得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因此，邓一光的家族小说并没有将这些家族女性写成弱者或受命运主宰的可怜的社会牺牲品，并一味地为她们的不幸命运唱一曲哀婉的挽歌。在邓一光看来，这些平凡的家族女性往往又是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们身上凝结了可歌可泣的精神品质。大妈嫁到简家后，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一心一意孝顺公婆，以女性的孱弱双肩承担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当作为红军家属被旧军队追赶杀戮之时，她又带着公婆四处逃命，吃尽了苦头。最后，她坚持不让别人帮忙，圆满地操办了公婆的后事。大妈的孝顺与贤惠，为四邻所一致称道。也正因为大妈一生对简家作出的无私奉献与巨大牺牲，当作为小叔子的父亲几十年后真正理解了大妈时，父亲不仅亲自为大妈“迁坟”，而且对嫂子下跪，以“姐”相称，洒下了滚烫的热泪，以此表达了对嫂子的无限崇敬之情。小姨对生活天生就具有一种抗争精神，既敢于追求自由的爱情，又能够坚持持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既敢于坚持正义与良知，又乐于承担对家庭、对后代的责任。首任丈夫大烟鬼对她的凌辱以及父亲对她的压制并没有让她屈服，相反她的反抗却击败了窝囊的大烟鬼；英俊的满都固勒成为绝情的革命“冷血动物”则让她果断地斩断了两人之间的情丝；她一旦发现焦柳风流成性、四处拈花惹草且恶习不改，便主动而决然地与其离婚，而当焦柳“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山东农村改造后，她却不计前嫌，千里迢迢前去探望，并将与焦柳生下的儿子接到自己身边哺养；叶灵风与鲁辉煌先后欺骗了她的感情，但她也先后毫不犹豫地结束了与他们的婚姻。如果说，“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为，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那么，小姨则通过叛逆男权社会生存处境寻找到了女性的自我。小姨一生虽然一次次地陷入婚姻、情爱的“围城”，但她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与大男子主义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次地挣脱了婚恋的羁绊。邓一光家族小说对家族不幸女性人生经历的书写，实际上更像女性生命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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