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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赏艺术大师罗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更敬慕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者。
       前不久驾鹤西去的王元化先生就是一位精诚所至的思想者，他留给人间一个长长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背影。王元化生平坎坷，命运多舛，但他在解除束缚之后，并不如有些学者那样忙于重拾旧绪，唯恐时光不再，而是沉潜在思辨的海洋中，不断地思考与探索。就拿他的著作来说，往往离不开一个“思”字：《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九十年代反思录》、《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等等。倘若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王元化的最大特点，那无疑是“思”字。那篇《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是一个最佳例证。该文郑重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点——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在今天有必要进行清醒的再评价，一番不刊之论振聋发聩。王元化自我评价上世纪90年代是“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究其原因，诚如《九十年代日记》“后记”所说：“到了90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
       “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正是一位知识分子或学者思想成熟的必由之路，也是其思想成熟的徽识。美国裔巴基斯坦人萨义德曾著有《知识分子》一书，对现代知识分子作了较为权威的界定：“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者——受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谈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和见地，知识分子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立场，独立的判断，不轻易受外界的影响，永远与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永不妥协的质疑与批判精神。”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整天坐在书斋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应该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他们“为学不作媚时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既不信中世纪的“神”，也不信绝对化的“神”，提倡独立思考，充满勇敢和真诚，以思想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像王元化那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为人类创造的不是“物质世界”领域中的现实，而是“精神世界”领域中的现实，而“精神世界”领域中的现实，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尽善尽美的极境！
       提倡独立思考，这是对历史形成的思维形态的一种反拨。传统中国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宗教是出世的，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被儒家化了，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常为现实的道义所左右。而中国的道义又是以伦理为本，伦理又是以家、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国、民族是群体，个人只有附丽于这个群体才有价值的存在。在群体价值的土壤里消蚀着个人的价值，或言之，自我往往在泛化的道义中萎缩以致泯灭。于是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凡是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一切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便成了几乎是全民的主导思维模式和基本行为模式，最终“忠心”地听令于一个人的“最高指示”。在不允许有独立思考的思想者的社会自然说假话成风，而在知识界也形成了“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学风。王元化晚年提倡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对当今的知识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思想者所思所想不是天马行空的“思”，也不是故弄玄虚的“想”，其间充溢着对人间、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忧患意识，惟有如此的“心灵运动”才配冠以康德所赞誉的“崇高感”。鲁迅说得好：“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思想者正是那些“踏了铁蒺藜向前进”的斗士。
       王元化先生晚年提倡“沉思的心灵生活”，提倡做一个“为思想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一个正直的现代知识分子理应不让自己的思想像牛一样被人牵着走，那是被奴役——与从事劳力的奴隶相差无几。■■
       【周文燕荐自《联谊报》2008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