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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初，在流沙河的推荐下，我向单位请了错调假，来到星星诗刊作见习编辑，心中那份欣喜真是难以言表。追溯得更远些，早在1957年星星一创刊，它那散文诗工的发刊词“现实主义的，欢迎；浪漫主义的，也欢迎。”使多少如我这样迹恋诗歌的青春少年激情汹涌，奔走相告。星星从此成了我心目中文坛的圣殿。后想到时隔25年后，我意能有机缘踏上这片圣土，亲睹它的丰采，并学习诗艺为它工作和服务。
       那时，省文联所在的布后街2号，黑漆高门，深色大院。一进、两进、三进，最后一进的东北角才是星星诗刊编辑部。一个大办室，装下了包括主编、副主编在内的全部人员。每天早晨，来得最早的一位给各个案头泡上一杯清茶(这可是编辑部惟的“公款消费”了)，人们陆续到齐了，互相打个招呼，便各自埋头着稿。偌大的办公室众多的人，立马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只有不时翻动纸页的哗哗怕。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得有点沉闷了，忽然会有人大叫一声：“我给大家读两句诗!”寂静被突破，是那人看稿中发出了美作佳句，要与大家分享，借以活跃一下空气。随着他的朗读，大办公室热闹起来，你言我语，尽情评论，中间还免不了谁说上两句俏皮话。但也就是三两分钟，就会被警觉似的打住，各人又去埋头工作。是呵，时光经不起闲聊，每人案头，都有码砌如山的来稿，稍有懈怠，稿件便“推”不走了。省文联每天有一位邮政开着摩托来送稿，那么多个协会那么多刊物，独星星的稿件至少占到一半，得用大竹筐来装。那个时代，真是诗歌的盛世华年，写诗的、读诗的都一样众多、一样兴奋、一样虔诚。大办公室的静，那绝对的静，孜孜砭砭，是时代的缩影；那动，短暂的动，是必要的调剂。这一动一静中流走的时光，20余年时刻印在我的心壁，是最难忘却的了。
       就在这大办公室里，我感受到了白航的执著与谦诚，陈犀的健谈与豁达，蓝疆的干练与平和，曾参明的亲切与周全……当然还有流沙河，不时给我们“见习生”上校对课，指谬说谈，旁征博引，令每个人折服；娓话诗艺更叫人倾倒。我记得他提出过一个独特的、颇具见地的观点；好诗不仅有读头，肯定还有讲头。有讲关，方具含蓄蕴藉，耐人咀嚼。流沙河在那些日子里，给我们解读了多少当代台湾诗人(当然包括余光中了)的作品，使我们眼界大开，耳目一新，也最早吸取到现代诗多味的营养。
       公暇之余，当然也有放松的时候。那是周日，编辑部倾巢出动，结伴郊游。草堂、武候祠、望江楼……80年代是已经消除了政治恐惧的年代，又是全钱尚未腐蚀社会肌体的年代，生命和谐，人人意气风发。大家在如画的美景中指正口心、激扬文字，心情舒畅。至今想来，真是一段清新秀美、雨润风和不可再得的好日子!
       请假期满，单位催我回去了，自然是依依不舍。以后又有了变通的办法；仍给星星看稿选稿。但不必全坐班。如此断断续续有两次。直至1991年，我又有机会与星星再续旧缘，一气作了8年特约编辑。却早已是小办公室了，老人们均已纷纷离退休，一批中年诗人又接过了星星的旗帜。但星星一以贯之的敬业精神没有变，对诗歌的追求与敬畏没有变，甚至忙碌也没有变。变的只是在新的环境中，刊物如何去锐意创新、与时俱进，谋求更大的发展。
       虽然时至如今，社会物欲嚣嚣，诗歌在生活中日益被边缘化，“诗人”甚至已成为一种讽刺与调侃的称谓，但我还是相信，当社会转型甫定，物质不再是人们惟一的关注点时，蓦然回首，仍会发现诗歌无可取代的精神价值。排除了昔日过份的强化与绝对的漠视，否定之否定，那恰好会是诗歌的“正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诗歌永恒。只要还有人类感情存在，诗歌便不会消亡。
       转眼间星星50华诞了，能生存50岁的长寿刊物并不多见，可喜可贺!而长寿并不意味着衰老，相反，正表明它的不衰老。《星星》一如天上的星星，辉映寰宇，50年算得了什么?
       为《星星》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