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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不小心，《星星》就五十华诞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假若，李商隐同志在《星星》诗刊开个专栏，从容检点一下当今诗埴半个世纪的得失荣辱，风雨沧桑，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我想，我们或许能从他那把个性独特的“锦瑟”之中，聆听到一派别具魅力的弦外之音。 可惜，这是“假若”。 还是回到红星路二段85号吧。 我半生以诗为伴，且诸多往事，又曾与《星星》结下不解之缘。而今刊物约稿，题目就是“我与《星星》五十年”。那么，也就随意捡拾几件小事，聊一聊吧。在我粗疏的记忆里，无论时间的潮水如何冲刷，怎么也淘不尽，抹不去，我对《星星》的惦念。
       B
       1958年初夏，中国很热，成都很热。我在热气腾腾的工厂里当工人。
       我所在的工厂，是共和国新建的一项国防工业重点工程。它位于城市东郊，座落在一条笔直宽阔、浓荫覆盖的工区大道的尽头。此时，工厂刚刚剪彩开工，车间里三班连轴转，白天黑夜忙得一塌糊涂。
       某天，我正上白班。车间办公室的文书，腋下夹一摞报纸，手里拿一叠信件，站在工段大门口，边摇信边朝我喊：刘师傅，信。我手上活路正忙，心里寻思道，“烽火”既未“连三月”，“家书”何来“抵万金”呢?便脱口而出：先放你那里吧，下班我到办公室来取。文书一笑：是一家编辑部的来信呢，你不要嗦?什么?我心里一惊：要!快给我看看。用棉纱胡乱擦了擦手，急切地拿过信件，当我一眼看到信封右下角“星星编辑部”落款的五个大字时，心跳陡然加速，咚咚咚咚，刚烈的心音自己的耳朵都听到了，膀子上骤起鸡皮疙瘩，拿信的手，也情不自禁地抖了起来……我撕开信封，从中抽出一张几经折叠的浅蓝色打字纸，薄薄的，轻轻摊开，啊，是一张由星星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八开《诗传单》!刚刚出版啊，仿佛还有一股油墨的香味。莫非我前个月交给编辑部的那首小诗入选了?我根本不敢相信，又渴望是真的。我急切地把《诗传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了个遍，啊，终于在诗传单的中部，找到了我那首小诗：《锻工的铁锤》!短短的八行诗，我的一生中，第一次变为铅字的八行诗啊，竟然在机声隆隆的车间里，看得我如入无人之境，泪流满面……
       C 是夜通宵失眠。 我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到布后街二号星星编辑部送稿的情景。 那天我上夜班，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进城了。所谓“进城”，就是从猛追湾走到布后街，不过二三里地。衣兜里揣着诗稿，嘴里哼着歌谣，兴奋得不得了。但当我真的来到布后街二号大门口，望着那扇八字型凹进去的厚实庄重的省文联大门时，又不敢进去了。牙签上绑鸡毛——胆(掸)儿小啊。诗稿在手心里捏出了毛毛汗，却鼓不起勇气朝前跨一步。在文联大门口，足足磨蹭了十来分钟，终于，还是麻起胆子进去了。还好，总算找到了我心中的圣殿“星星编辑部’’。接待我的，是一位瘦高瘦高戴厚玻璃眼镜的编辑。他很客气，一点架子都没有，一下就消除了我的恐惧感。我说，怎么称呼您呢，老师?他说，就叫我傅仇吧，语调还是那么平和。我忙把诗稿恭敬地递给他，请他指教。他没有马上看诗稿，说以后看了再联系，让我留下通迅地址，并询问了我的一些简单情况，随意而和蔼亲切。在我此生中，近距离见到的第一位诗人，是高缨，前些年在重庆人民大会堂，听青年诗人高缨亲自登台诗朗诵；其后，他任《星星》副主编。傅仇是我见到的第二位诗人。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美好的印象。在星星编辑部坐了十来分钟，我就告辞了。临别，傅仇握住我的手说，下了班，多写点；进城了，有空，就来编辑部坐坐。我感到《星星》编辑的手，特别特别的温暖。
       想不到两个月以后，《星星》竟给了我那么大的鼓舞。
       D
       从我第一次给《星星》编辑部投稿，到坐在《星星》编辑部编稿，整整走了三十五春秋。
       1993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因为，一位老人顺应历史大潮的南巡讲话，早已响彻山山水水，为共和国的广袤大地，镀上了一层浓浓的春色。此时，我正揣着《青年作家》的组织介绍信，奉调到四川省作家协会报到，向时任省作协《星星》诗刊双主编之一的叶延滨同志报到。延滨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斜对面的614办公室，交待给老编辑蓝疆同志，说，刘滨就在你们这儿看稿，你请通联室给他分些诗稿来。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星星》诗刊的编辑生涯。
       这年秋天，叶延滨奉调去了他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此时，担任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兼《星星》诗刊主编的杨牧同志，忙不过来，受他的委托，并报经作协党组同意，我担当起了《星星》稿件终审和按期编发刊物的全部职责，直至我于次年春天，正式担任副主编，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a这个过程，对于才疏学浅的我来说，既是一次艰难的挑战，又是一次可贵的机遇。我暗暗告诫自己：惟一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加倍敬业，继往开来，全力以赴，除此别无选择。在杨牧主编的总体把握和编辑部同仁的通力合作下，在中国诗埴的半壁天空，才得以“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依然保持着它独具的特色和创新活力。
       E
       1996年，诗人张新泉加盟《星星》，担任副主编，编辑部各方面的工作，委实如虎添翼。这里，我得说说那部皇皇数十万言，砖头般厚重的《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的选编、出版过程。1997年，是《星星》创刊的四十周年。各种适当的纪念活动，当然是免不了的。经研究，其中之一，就是选编出版一部较为精当的，力图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编辑部大会开过多次，杨牧又找新泉和我，反复磋商，从《诗选》的选编原则、规模，到开本、装帧乃至印数，都作了详尽、具体的构想。自然，选诗的工作量最大，最艰巨，决定由新泉担任，而且，以他的才情和能力而论，非他莫属；杨牧写序：《标本：艰难与辉煌》；刘滨则搜集、撰写《<星星>四十年大事记》。而所有这些浩繁的事务，都必须要在两三个月内完成，作到“齐、清、定”；然后交出版社，并留给出版社一个不短的出版周期，以确保在《星星》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同时举行《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首发式，其任务之繁重与紧迫，可想而知。但这一切，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夜以继日的精心配合下，十分卓越地如期完成了。为中国诗埴，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史料。
       2006年10月6日
       中秋节，霏霏夜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