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壶活动在我国历史非常久远，至迟在周朝时期已成为大型宴饮礼仪上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由于它可能是承袭射礼而来，有着许多繁琐的礼节；后经秦汉时期的民间化、民间宗教和道家求仙思想的影响，约在魏晋时期被纳入道家视野，并成为道教仙境的文化象征。下面从史籍、图像和出土文献等几个方面试述这一嬗变轨迹。
一、投壶活动起源于周朝宴会礼仪
投壶活动据信史记载表明其确切的起源是周朝的宴会礼仪。《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天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记载礼仪的专书《
礼记》载有《投壶》篇，专记投壶的仪制礼法。汉代郑玄作注：“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古汉语“燕”“宴”通假，足见此时投壶是作为一种宴会礼仪进行的。秦汉后，投壶活动的礼仪性日趋减少，而游戏趣味日渐凸显。明人汪禔《投壶仪节》：“投壶，射礼之细也，燕而射，乐宾也。庭除之间，或不能弧矢之张也，故易之以投壶。”概略地说明了这一演化轨迹。
从各个朝代出土的文物来看，投壶器具有陶制、铜制、铁制和瓷制，所用投射之矢为竹、柘、棘等材料制成，每人四支，以投中次数论胜负。《礼记·投壶》：“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这不仅详细记载了壶的形制，还说明了活动规则：投壶者距壶两矢半处投射。因为壶口直径只有两寸半，很小，投中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礼记》还说，投中后主人有旨酒嘉肴受赐于宾客。贵族阶层投壶时有专门的裁判即“司射”，《
礼记》云：“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八年，楚国大举攻打齐国，齐威王派淳于髡为使者到赵国求援，楚国国君听说后当夜令军撤回，齐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淳于髡赐予美酒。此间齐威王问淳于髡什么时候喝酒最多，淳于髡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这里所记的乡里之间的宴会不像齐威王宫廷宴饮那样比较拘束，乡里宴饮可以稍微放松，行为举止不似平常，宴会中六博、投壶助兴，决出胜负，负者罚酒，既显才艺，又娱宾客。这些活动场面除有文献记载外，还有出土文物可证。1974年，山东省长岛县出土的战国早期刻纹提梁壶，在壶腹刻有一幅投壶图，画面上投壶者的投掷动作正处在紧张而欲投出的一瞬间，把《
礼记》所描述的情景定格下来，生动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投壶活动场面，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投壶开始流行。
二、投壶活动在汉末融入宗教仪式
随着周王朝及其礼乐制度的逐渐衰落，秦汉以后投壶活动逐渐在民间普及，出现游戏娱乐化倾向。不仅民间，而且皇帝将官也常常进行，投壶活动更为广泛。汉代刘歆《
西京杂记》卷五：“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还，谓之骁。言如博之掔枭于掌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这描写了皇帝喜爱的情状。《东观汉记》则记载了将官对此活动的偏爱：“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后汉书·祭遵传》亦有类似记载。当时，贵为将军的祭遵，在选拔人才时把投壶当作其中的一项测试内容，在投壶时还奏雅歌呢!
西汉以后，投壶活动开始融入丧葬文化里，成为宗教信仰仪式里一种对吉祥隐喻的表达。南阳汉画馆所藏的东汉《投壶》画像石，画面上中间有一壶，内有投中的两矢，壶左有三足樽，上有一把勺子供舀酒用，两边跪坐二人正在投矢，右边第二人拱抱两臂旁观，左边第二人较瘦小，站立侍候，似是仆人，而左边第三人为一彪形大汉，脸侧下，似醉态，投壶场面的整体氛围和人物情状栩栩如生。事实上，这幅《投壶》图决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因为该画像石被安置在墓室里，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神圣仪式之功能。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在墓葬内具有宗教信仰与神圣仪式的功能，汉画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应是道教在萌芽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对世俗丧葬观念发生影响的结果。所以，《投壶》图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更具有宗教仪式意味。诚然，这种宗教仪式性质和投壶活动确切起源于周朝的宴会礼仪性质，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三、投壶活动在魏晋时期完成道教化
魏时，投壶活动依然不辍。据《艺文类聚·巧艺部》记载，当时的邯郸淳对投壶深有研察体会，作有《投壶赋》。在书中《投壶》条目云：“《魏略》曰：邯郸淳，字淑，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但在这篇赋文里所记述的魏时投壶风俗已与《
礼记》所载情况很不相同。魏邯郸淳《投壶赋》曰：
古者诸侯问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以正班爵，讲礼献功。于是乃崇其威仪，恪其容貌，繁登降之节，盛揖拜之数，机设而弗倚，酒澄而弗举，肃肃济济，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礼成于饫，乃设大射，否则投壶。植兹华壶，凫氏所铸。厥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象物必具，距筵七尺，杰焉植驻。矢维二四，或柘或棘，丰本纤末，调劲且直。执算奉中。司射是职。曾孙侯氏，与之乎皆得。然后观夫投者，闲习察妙，巧之所极，骆驿联翩，爰夏兔发，翻翻集集，不盈不缩，应壶顺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既入跃出，荏苒偃仰，僶俛趋下，余势振掉，又足乐也。拟议于此，命中于彼，动之如志，靡有违也。譬诸为政，群职罔驰，左右毕投，效奇数钧，列置功算，称善告贤，三载考绩，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释，增是自遂，虽往有功，义所不贵，春秋贬翚，亦犹是类也。若乃撮矢作骄，累掇联取，一往之纳二，巧无与耦，斯乃绝伦之才，尤异之技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绸，虽就置犹弗然，矧回绝之所投，惟兹巧之妙丽，亦希世之寡俦，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纷纵奇于施舍，显必中以微观，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环玮百变，恶可穷赞。
这些文字就是被魏文帝曹丕“赐帛千匹”的《投壶赋》的一部分，但其余皆佚。朱彝遵《经义考》卷一四七记：“其赋已缺。”
晋代，投壶活动更为流行，而且成为清谈玄学士人必会、贵族争相推崇的活动。由于投壶活动经常举行，以至高招迭出、高手众多。例如，隔着屏风投壶，《
晋书》说“石崇有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闭着眼睛投壶，《
晋阳秋》说“王胡之善于投壶，言手熟闭目”。其余如《王弼传》：“弼性和理乐游，解音律，善投壶。”《魏略》：“游楚，好投壶自娱。”《
献帝春秋》：“袁绍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等数万人共覆邺
城，杀郡守坐中，家在邺者忧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绍观督引满投壶，言笑容止自若。”《
南史》：“齐竟陵王常宿宴，明将朝，见柳恽投壶，骁不绝停，与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甚至以修身齐家而闻名的《
颜氏家训》也有详细记载：“投壶之礼节，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璝，弘正之子，会稽贺徽，贺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邺以来，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史籍表明，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宴饮成风，在投壶活动的发展中推波助澜，对酒设乐，高歌投壶，成为一时风气。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成为继两汉后投壶作为深受欢迎的娱乐体育项目的又一个时代。在此时期，投壶成为普世追求、民众热慕的事象，为其融入道家文化和仙境象征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文化心理的双重平台。
约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投壶活动还传到了国外。《
隋书》在介绍今朝鲜半岛百济的风俗时说：“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有……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
然而，投壶活动在从两汉到魏晋发展的最大转变是受到道教影响并在晋末基本完成道教化，成为道教文化的有机内容。
如前文所述，东汉晚期，随着道教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投壶活动已经进入道教文化视野，在墓葬世界的观念中有深刻的表现。当然，在诗文歌赋中也有不少体现。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中的王璨作《棋赋》：“夫注心铣念，自求诸身，投壶是也。”晋李尤《壶筹铭》：“投壶筹礼，揖叙先后，通风月，数分为王部。”晋傅玄《投壶赋序》：“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这些文学作品包括傅玄的名字“玄”都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求“身”“心”、尚自然的玄学思潮。这标志着投壶活动广泛进入玄学名流的视界，带有谈玄、学道乃至求仙的思想倾向，正是道家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空前发展和具有强大包容力的显著例证。
有更确切的史料表明，在此时投壶活动的确已经成为学道求仙的一项重要途径和内容。王褒《弹棋诗》：“投壶生电影，六博值仙人。”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
神仙传》：“玉女投壶，天为之笑。”张华《博物志》曰：“天笑者，开口流光。”在这些文献中，投壶不再仅是普通百姓的游乐活动，而成为仙人经常进行的活动，是仙界生活状态的象征。这恰好勾勒出了投壶活动进入仙界视野、投壶者身份仙化程度越来越清晰的完整过程。
不仅在中原地区投壶活动道教化普遍存在，远在西北地区的敦煌也有类似记载。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献的写本里有投壶问道求仙的诗歌。P.3866李翔《涉道诗》中有诗《卫叔卿不宾汉武帝》，便是借仙家史迹把投壶作为题材、歌以咏志进行劝诫的诗歌。诗曰：
銮殿仙卿顿紫云，武皇非意欲相臣。
便回太华三峰路，不喜咸阳万乘春。
涉险漫劳中禁使，投壶多是上清人。
犹教度世依方术，莫恋浮华误尔身。
可见，在道教推崇的理想中，投壶乃是众神仙优雅的游戏，象征飞升仙居的生活，故在两汉魏晋时期，投壶被融入丧葬习俗，含有死者弃世仙游去品享投壶仙境的仙家旨趣。
诗句里面提到的卫叔卿是位仙人，有传可考。晋葛洪《
神仙传》：“孝武皇帝闲居，有一人从天而下，曰：吾中山卫叔卿也。帝即遣使者梁伯玉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见，但见其子度世。将还见帝，帝即遣使者与共华山。叔卿曰：汝归，取玉函中神素书，按方服之，度世拜辞去。”诗中所言的情节即是《
神仙传》里所讲之事，称卫叔卿为“仙卿”，汉武帝派梁伯玉向他问道求仙，并不是“欲相”他为臣子，他误会了便“顿紫云”而去。
诗中说的“上清人”，亦指代仙人。《云笈七签·三洞经教部·经释》载《释(三十九章经)·第三十三章》：“上清之天，在绝霞之外，有八皇老君，运九天之仙，而处上清之宫也。”《四梵三界三十二天》谓：“梵行之上则是上清之天，玉京玄都，紫微宫也，乃太上道君所治，真人所登也。”上清人即居住于上清之宫的仙者。“上清”作为派别名谓、宫观名称和境界层次在道教发展史上均有很大的影响。诗里所言的“方术”，是说求神仙、炼金丹或禁咒祈禳等诸术。《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道家认为方术始于周代，盛于秦汉之际，为道家崇术者所重。从整体上说，该诗无论是语言方面的遣词造句，还是内容方面的主题素材，都是一篇质量很好的道教诗歌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投壶活动在魏晋时期完全被纳入了道教视野，成为道教仙境的文化象征。
总括说来，投壶原本是一种雅礼，属于贵族阶层的高雅文化，真正广泛流播、普及到民间是在秦汉以降，但是其发展到顶峰阶段，并在思想层次上发生新飞跃或增添新内容，不能不归功于崇尚老庄、道玄大兴的魏晋时期，不能不归功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强大包容力和持续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