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羲之与天师道的关系
东汉末年，道教两大教派并立。太平道遍布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旁及并、凉。天师道行于巴、蜀、汉中。自中平元年，即184年，以太平道为组织形式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作为道教的组织，太平道的活动不复见于史籍。西晋以后，只有天师道在北方之传播见于记载。
陈寅恪先生所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阐述齐学与道教的关系以及道教对当时政治、文化之影响，使后来治宗教史者获益甚多，启发颇大。文中据《晋书·孙恩传》“世奉五斗米道”语，推论其族人，西晋时赵王伦的心腹宠臣孙秀是五斗米道中人。又据同书《王羲之传》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以及王凝之“入靖室请祷”，“请大道许鬼兵相助”之记载，论证其为天师道世家。孙、王皆徐州瑯邪人，如陈先生说，西晋时期瑯邪的天师道业已流行。
及东晋，葛洪《抱朴子》将“玄”、“玄道”引入其仙道学说(《明本篇》)，并嫁接于魏晋玄学思潮，促进了道教的成熟化。这时的天师道不仅传播于下层百姓，还迅速蔓延至上层，门阀土族信仰者骤增。据史料载，当时北方大族如清河崖氏、范阳卢氏、冯翊寇氏、京兆韦氏、天水尹氏，南方侨姓大族瑯邪王氏、高平郗氏、殷川庾氏、陈郡殷民、阳夏谢氏、泰山羊氏、谯国桓氏、汝南周氏、晋王室司马氏，次等士族瑯邪孙氏、长乐冯氏，吴姓士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吴兴沈氏、晋陵华氏、会稽孔氏、钱塘杜氏、吴郡顾氏、陆氏、张氏、孙氏(孙吴后裔)等等，这些家族中都有信天师道者。这样多的世胄高门信奉，天师道在东晋以后社会各阶层的传播取得了成功。
瑯邪王氏家族中的王羲之一门，是东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据陶弘景《真诰·阐幽微》：“王廙为部鬼将军。”虞为凝之叔祖，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庾之先祖，乃西汉之王吉。《真诰》又有王吉“获仙，不学而得”之条。于此可证，瑯邪王氏之祖宗在汉时即与天师道有直接关系。而后瑯邪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实从王羲之一辈起。因为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字则不在避之列。如简文帝奉天师道，他字道万，其子名道生道子，他们皆长育于天师道环境，亦说明其世家与天师道之关系。王羲之，字逸少，他七子名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靖之。按《颜氏家训·风操》：“江南至今不讳字”，但“名终则讳之”。周密《
齐东野语》言王羲之祖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或则以政字代之”。陈垣《
史讳举例》卷五《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举了王羲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陈垣无以解释王氏一族何以子孙皆以“之”为名。陈寅恪说，“之”字实代表宗教信仰之字，为天师道之符号。东晋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三绝之称的顾恺之，亦是信奉天师道的。《宋书-元凶劭传》载，宋文帝太子刘劭，敬事吴兴五斗米道女信徒严道育，“号曰天师”，刘劭把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取名为“伟之、迪之、彬之”。显然，刘劭是天师道信徒。东晋南北朝所有不避名讳，上下辈名字都带之字的如祖冲之、祖晰之，便都是天师道世家。
现将王羲之一辈起，王氏历代姓名列之于下：
王羲之——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子靖之——靖之子悦之。
王晏之——昆之——陋之。
王允之——唏之、仲之——唏之子冲之、肇之。
王胡之——茂之、承之、和之——茂之子裕之。
王彪之——越之、临之——临之子纳之、环之——纳之子淮之、环之子逡之。
王耆之——随之——镇之、弘之。
王羡之——伟之——韶之。
于上列举之名录看，东晋家族奉天师道者以啷邪王氏世家为众，且王氏世家对天师道之教义亦颇为虔诚。如与王羲之过从甚密的道士许迈，出自东晋著名的奉道世家丹阳许氏。《晋书王羲之传》(《附许迈传》)记，“羲之每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另与王羲之友善的杜子恭亦是东晋著名的道士，有名的文化士族。杜氏道团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五斗米集团。据《道学传》、《洞仙传》载，王羲之、谢安、桓温等均与他有往来，或询问祸福休咎，或请其治病，过从亦密。按唐张彦远《
法书要录》，王羲之传世之《玉润帖》，也是写与道士的一通尺牍，其中有“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之句。如此等等，我们咸可感知王羲之对天师道之信仰。
羲之诸子亦信五斗米道。《世说新语·德行篇》云：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
“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所谓的“上章首过”即按教规，上书病者姓名，述说服罪原由，请道师祷告，叩头思过之仪式。献之病笃，时请五斗米师为其祷告。又《
幽明录》：“人命应终，有生乐代者，则死者可生。”献之临死，其兄徽之对道士说：“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道师告之，他的年限将尽，不能代死。果然，献之死后不久，他也病逝。
王氏世家除了上文所叙之宗教信仰行为，其平时生活雅好也与天师道有关。世传王子猷好竹。《世说新语·简傲篇》曰：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又《晋书·王羲之传》云：
(徽之)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
按《真诰·甄命授》：“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于玄轩之宿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公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使美者避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全，诞亦寿考。”天师道对于竹之为物，极称尝其功用。世人只言徽之高人逸致，殊不知子猷好竹实信奉天师道之故。
无论是献之病笃时请师祷告，还是徽之生活好竹，奉天师道者都离不开其环境。《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其中亦与天师道存在关联。吴会诸郡地处滨海地域。陈费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认为，凡信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原因是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滨海地域有连，由环境习染而信教。《隋书·经籍志道经部》谓“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踰甚”。《晋书·孙恩传》：“三吴士庶多从之。”《江表传》：“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足见吴会与瑯邪同般，自汉以来，即为天师道活动之区域。王羲之晚年“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又曰：‘我卒当乐死’。”隐于剡中(今浙江嵊新境内)，卒于金庭(今浙江嵊州境内)，其原因正是剡中原属道教之地域。《十道志》谶曰：“两火一刀
可以逃。”自汉以来，扰乱不少，故剡称福地。而金庭道家称之为七十二洞天。由此观之，我们可作定论，王羲之自幼年南渡，至晚年于会稽、剡中，其一生当中影响最大、时间最久，并在思想上占上风(《誓墓文》实为道家思想之流露)的，即是信奉之天师道也。
二、天师道与书法的关系
天师道与书法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陈寅恪说：“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陈先生之论，确为卓识。虽天师道世家未必都是书法世家，但崔、卢、王、郗四姓却正是如其所说。
《魏书·崔玄伯传》曰：
玄伯尤善草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罐，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潛，潛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次子简，字冲亮，一名览，好学，少以善书之名。
又《魏书·崔浩传》曰：
崔浩，玄伯之长子。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
崔、卢皆天师世家，在《魏书·释老志》中有记。北朝能书者也多为天师道世家。晋南北朝中，书法以王羲之成就最高，后有专论。现仅录郗氏之书于如下。
《南齐书·王僧虔传》载《僧虔论书语》云：
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
又窦晟《述书赋》曰：
(郗愔书)“身回章健草逸，发体廉棱，若冰释泉涌，云奔龙腾”(郗愔长子郗超亦善书，虽奉佛，但书法得其家传，宋米芾称其书为“贞观间一种好物”)。
自不待言，南朝书法以王、郗为冠，而郗氏地位稍逊，亚于二王。王、郗两家皆天师道世家，亦即说南朝最能书世家即奉道之家。按陶弘景《真诰》载有叙录写经画符事。从道者，皆字体劲利，“偏善写经”，画符则“郁勃锋势”。陶氏之言当可解释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关于写经，《
太平御览》引《太平经》云：
(郗惜)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隶书，与右军相埒。手自起写道经，将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
张彦远《
法书要录》载虞和《论书表》曰：
羲之性好鹅。山阴昙酿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
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
同书载《王羲之书目》，云：
正书都五卷。共四十帖。
第二《黄庭经》六十行。与山阴道士。
又见《晋书·王羲之传》，曰：
(王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
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由上，道家写经及画符必以能书者担之。故学道者必访寻真迹，以供摹写，适与学书者之访碑帖无异。是书法之艺术实供道教之利用。
虽说天师道与书法之间存在因缘，而魏晋以来，士族名士莫不擅一艺术，或琴、或诗、或画、或棋、或书，各有胜场。蔡邕有著名的“熹平石经”，祢衡以击鼓为乐。就书法一事言之，除上见崔、卢、王、郗四家，善者尚有杜度、崔瑗、张芝、刘德升、钟繇、胡昭、皇象、韦诞、卫瓘、索靖、卫夫人等。王氏一族见于书史记载的也有王导、王恬、王洽、王询、王廒、王敦、王廙、王玄之、王凝之、王献之等。本篇认为，王氏世家之所以会出现众多能书者，盖属天师道世家这一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魏晋大文化的大背景之下，长于一种高雅的艺术是名士必具的修养与条件之一。王羲之书法能崛起于江南当是时代名士风尚和家世传统使之然也。
三、所谓“右军鹅”与用笔法
史籍记载中，善书者写经以上述王羲之“写经换鹅”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从此，鹅与王羲之书法的关系增添了一道神秘的光环。自唐以来，许多诗人浮想联翩，乐为之道。如孟浩然《晚春远上人南亭》：“林栖居士竹，池养右军鹅。”卢纶《寻贾尊师》：“新传左慈诀，曾与右军鹅。”杜甫《得房公池鹅》：“房相西亭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鹅王右军。”尤其是李白“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此句一出，以致使后世称王羲之替道士写之经为“换鹅经”。苏舜钦《宝墨亭》：“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空传《瘗鹤铭》。”黄庭坚《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谢公歌舞处，时对换鹅经”等等。
王羲之“换鹅经”，《
容斋四笔》、《
法书要录》(已见前)、程大昌《考古编》、袁文《瓮牖闲评》皆说是《黄庭经》。虞和《论书表》、《晋书·王羲之传》(沿袭虞说)谓之《
道德经》，虞说或为六朝人所造。王羲之“换鹅经”是《黄庭经》抑或《
道德经》，与本篇无甚关系，姑不论之。昔人疑鹅之“转颈”与书法的“转腕”相通，是鹅与书法的用笔有关，故右军好之，后人名之“右军鹅”，以奉此为书法之不传之秘。
宋陆佃《埤雅·鹅》曰：
又善转旋其项，古之学书者法以动腕，羲之好鹅者以此。
又郭熙《林泉高致·画诀》曰：
说者谓右军喜鹅，意在其转项，如人执笔转腕以结字。故世之人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不滞也。
又陈师道《后山谈丛》云：
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其意乃仿效鹅之长颈的转动而作书。明汤临初《书指》更有精彩之论，云：
世传右军好鹅，莫知其说。盖作书用笔，其力全凭手腕，鹅之一身，惟项最为圆活，今以手比鹅头。腕作鹅项。则亦高下俯仰前后左右无不如意。鹅鸣则昂首，视则侧目，刷羽则随意浅深，眠沙则曲藏怀腋，取此以为腕法而习熟之，虽使右军复生，耳提面命，当不过是。
又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上》曰：
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距，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
包氏意犹未尽，再诗《题执笔图》：“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人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推。”以上言之凿凿，不仅鹅之转颈，便是鹅入水的自然成列亦对书法有启迪作用。无论是宋陆佃、陈师道，还是包世臣，众说皆附会耳。
所谓用笔之法，包括执笔与运笔。关于执笔法，古今不能尽同。魏晋时候是席地而坐的，它的执笔方法不是我们今天竖脊端坐笔管垂直的姿势。传于世的古代人物画中写字执笔方式，如传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绘有一女人站立，执笔欲写，笔管是斜的。其他如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宋李公麟《莲
社图》、梁楷《黄庭换鹅图》等，图中人物写字时，笔管亦斜。这些相传之作，虽有被后人认定是摹本，但仍不失为研究古代执笔方法之重要资料(现代日本，因为保留了中国古代席地低案之习俗，日本书家写字执笔时笔管也斜)。故可肯定，唐以前的执笔方式其笔管是斜的。附说一下，《晋书·王羲之传》中说献之“七八岁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当有大名’。”按我们今天写字之经验，执笔太死，字反僵板。以王献之作品中线条连绵，不可遏止之笔势观之，其执笔法决不是《
晋书》所记载的样子。因此，执笔牢固与否，其实与书法优劣毫无关系。此亦是后人之附会。
执笔法的讲究，唐代为称。日本中田勇次郎先生的《唐代的用笔法》是研究古代书法用笔之重要文献。孙过庭《书谱》中提到“执笔三手”，可知当时执笔有三种方式。后来韩方明《授笔要说》论述执笔有五种方式：即执管、(扌族)管、撮管、握管、搦管(日本平安时期书家空海的《书诀》，其执笔说即依据韩氏之五法)。卢隽《临池妙诀》论及了双苞(二指执笔法)和单苞(单指执笔法)。林韫《拨镫序》中，对执笔的论述，有推拖燃拽四字诀。陆希声《传笔法》记载了 押钩格抵五字的拨镫法。南唐李后主《书述》于陆氏之五字外又增二字，即撅压钩揭抵拒导送八字(《书史会要》少一“拒”字，成为七字诀)。以上以陆氏五字法对后世影响最大。降及清，戈守智《书法通解》凡列执笔名称及图样十二种，总结历代书家之执笔经验，对后世亦有益处。通览诸家执笔之说，这些作者共同存在的问题是，他们都未曾想到各时代执笔方法是随着各时代生活用具的不同而改变。若按以上诸家之说，从秦之李斯、汉之蔡邕、魏之钟繇、晋之王羲之，一直到清，各时代的生活用具都是一成不变的。张彦远《
法书要录》载《传授笔法之人名》，云：
蔡邕受于神人，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张)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邻彤、韦玩、崔邈。几二十有三人。
这么长的历史时代，生活用具早已一代一代的改变，高案高椅的应用，坐的姿势也有不同，难道写字的执笔法尚能如一?故魏晋时期的执笔与唐以降的执笔，其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若从“右军鹅”“转颈”中得到的启示去臆测书法中的“悬手”、“转腕”，可谓牵强。
再论运笔。我们知道，传世的王羲之书法除了《兰亭序》，其他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所写的尺犊。现存的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与《孝女曹娥碑》是否属王书，尚存疑案。王羲之的行、草与楷书，皆字不盈寸。写这样极小的字，用笔中“转腕”的动作是极其微妙的。即使我们今天写蝇头小楷，“专腕”动作也有，但是，“转腕”的左右摆动幅度几乎不能看出。这实际上属一生理因素。毛笔在运动势必带动手腕的转动。于此，我们把这一“转腕”的动作姑且称之为运笔之“法”。然而，古代书家对此却并不看重(唐代例外。唐代楷书遵循“逆锋起笔，中锋行笔，回锋收笔”这一运笔程式化，即“法度”)。苏轼是中国书法史上雄视千秋的人物。他曾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划信手烦推求”，公然对法度、定型的用笔程式化提出明确的反叛。黄庭坚也一样。《山谷题跋·题赵公估画》：“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椽，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书法本是兴之所至，情性之作。古代书家作书以率真、自然为上，如刻意地追究法度的话，那就有归于末流之叹了。
其实，以自然物象而悟得书法之理自古就有。汉蔡邕《笔论》、《九势》、晋索靖《草书势》、南朝萧衍《草书状》、唐欧阳询《八诀》、孙过庭《书谱》等，都有以世间万物来比况书法千姿百态的体势之论述。张旭见担夫争道，闻鼓法而得笔法之意，观公孙舞西河剑器而得其神。怀素观夏云多变，飞鸟出林，惊蛇人草，又遇拆壁之路，一一自然而曰“得之矣”。黄山谷在黔州时，“及来棘道舟中，观长年荡浆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唐宋书家皆有在大自然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然古代书论中所谓“右军鹅”之“鹅颈”依附于王羲之书法之“转腕”，乃一误释。
书法中的执笔与运笔，属于技巧问题。《书苑菁华》言王羲之“意在笔前，然后作字”。《书法要录》亦有“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之论，都以为书法之妙，不在技巧，乃于会“意”。“意”是书法创作中至高境界(前述之苏、黄论书也在一“意”字)。《晋书·王羲之传》曰：
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
《
法书要录》也见此语，但前人又多有曲解。说王羲之以张芝为榜样，亦有“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刻苦用功之精神。其实王羲之是说自己的书法不如张芝，是因为他不愿“耽之若是”。他三十多岁给谢安写信时，还对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苦行不以为然。以王羲之奉天师道，并好玄学的思想而言，养生、超逸才是主要的，学书只是陶情养性，不必为之过于苦心劳力。王羲之早年“东床坦腹”与晚年“誓墓辞官”之行动，其中含有难言之隐，也足以见他的情性之为。故像“(钟繇)于韦诞坐中见蔡邕笔法，自拊膺尽青，因呕血。魏太祖以五灵丹活之。苦求邕法，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发(挖)其墓而得之”这近于神话的故事，王羲之是不足为效法的。
《历代名画记》载王廪之言曰：
余兄子王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
按史籍，王羲之七岁学书卫夫人。以上所引王虞的一段话，说他十六岁已有成就了。“书画过目便能”，天资及高，但就是不肯下苦功。因此，叔父教导他说“能不努力吗”!可是羲之并没有听进王廙的话。故王羲之学书全凭才情，其初“书不胜庚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这一过程也暗示他不曾“池水尽墨”的艺术态度。
所以，昔人以误释鹅与书法之关系，实不能得其真解也。陈寅恪先生据陶隐居《名医引录》考知，鹅列为上品。唐孟诜《食疗本草》则以鹅为“与服丹石人相宜”(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引)。本草药物之学出于道家。《抱朴子内篇·仙药篇》引《神农经》：“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名医别录》：“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鹅之为物，乃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本草列为上品，宜于服丹之人吃之。王羲之晚年“雅好服食善性”，常吃丹石，鹅实为他所食之物。医家与道家古代原不可分。陈先生说：
故山阴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鄙俗也。道士之请右军书道经，及右军之为之写者，亦非道士仅为爱好书法，及右军喜此凫凫之群有合于执笔之姿势也。实以道经非倩(请)能书者写之不可。写经又为宗教上之功德，故此段故事适足表示道士与右军二人之行事皆有天师道信仰之关系存乎其间也。
此实为宗教与艺术之相互影响，而世人每不能得其真谛。陈说可谓是王右军千载之下之知音也。
本篇之见，王羲之好鹅，尚另有原由。鹅之形状颇似“之”字。前文已见，“之”实乃信奉天师道之符号。是说或能成为王羲之与天师道之关系又一旁证。此盖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故附于篇末，以备参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