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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1年发表诗集《双面的普西芬尼》（Double Persephone）起，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创作生涯已经走过了四十五个年头。回顾这么多年，阿特伍德可谓著述颇丰，即使已近七十高龄，她依旧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几乎每年都有一部作品问世。读者不禁好奇她为何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精力，其实她的力量缘自她立足的那块土地。阿特伍德认为，作家必须植根于某个特殊的地方：“你来自于某物，然后才朝各个不同的方向扩展，但那并不意味着切断你与自己的根及自己的土壤的联系。”（注：②Earl G. Ingersoll,ed. 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s. London: Virago Press Limited, 1992, P.143, P.78.）的确，没有地理的支撑，就没有灵感与信念的支撑。阿特伍德的根就是加拿大。综观其作品，不管是诗歌、演讲，还是评论和小说，我们总是能够发现她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爱。本文将从阿特伍德迄今为止作家生涯的三个阶段入手，探讨她内心深处的加拿大情结是如何一直萦绕着她，滋养着她的才情的。
       60年代至70年代初：寻求加拿大民族身份1962年，二十三岁的阿特伍德离开祖国，去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异国他乡求学的过程中，她经历了令她刻骨铭心的“文化休克”——在美国人眼里，加拿大仿佛并不存在：
       这并不是我所遇到的美国人对加拿大有任何奇怪的或“令人苦恼”的态度。他们根本就没有态度。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有这么个地方存在着——那是地图北部一个空白的区域，糟糕的天气就是打那儿来的。②
       在哈佛大学的几年里，阿特伍德开始认真思考加拿大文化问题。当时的加拿大文坛可谓冷清异常，许多作家都到国外开辟阵地，寻找出版商和读者，加拿大人对本国文学缺乏自信。然而阿特伍德则认为自己正在学习的“美国清教文学并没有显著的文学价值——如果大学里连这都学……那为什么就不能学加拿大文学呢？”（注：Joyce Carol Oat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Atwood,” The Ontario Review 9 (FallWinter 1978—1979): P.9.）正是从这时开始，一个愿望在阿特伍德心中慢慢生根发芽：振兴加拿大民族文学，确立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巧合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正值加拿大民族主义风起云涌。1967年是加拿大建国一百周年，为了寻求并建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从英法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和超级大国邻居美国的威胁下摆脱出来，“文化”成为了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手段。联邦和地方政府纷纷为文化开辟市场，不仅在金钱上资助艺术，而且为作家和出版商建立了各种机构，加拿大文学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也许是时代使然，阿特伍德被推到了振兴加拿大民族文学的风口浪尖。70年代初，她中断了哈佛的博士学业，回到加拿大，在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等地大学英语系执教，她的诗集《苏珊娜·穆迪的日记》，小说《浮现》和论著《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以下简称《生存》）相继出版。阿特伍德在三部作品中都谈及了加拿大独特的民族传统问题及其对加拿大身份问题的关注。由于历史上曾经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始终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与此同时，加拿大同美国共享了一条长长的边境线，所以时刻能感觉到美国文化对它的威胁。长久以来，加拿大总是不断挣扎着，惟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它更强大的邻居吞并。一方面是不在身边的英国主人的统治；一方面是邻国美国将它变为第五十一州的威胁，加拿大处境尴尬。阿特伍德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加拿大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境遇类似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遭遇：英国和美国象征了父权社会，加拿大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加拿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自卑感，要克服这种自卑感，必须找到属于加拿大自己的位置。《苏珊娜·穆迪的日记》是对加拿大早期殖民垦荒史的再现。苏珊娜·穆迪是19世纪移民加拿大的英国人，曾在其作品《丛林中的甘苦》和《拓荒生活》中描述了早期加拿大移民的艰难生活。以加拿大历史上某位文人为主人公，这是阿特伍德的首创。阿特伍德笔下的苏珊娜·穆迪在同恶劣环境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周围的环境，并且认识到加拿大独特的“地之灵”（注：“地之灵”一说源自英国小说家D. H.劳伦斯：《论经典美国文学》（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的导论《地之灵》（The Spirit of Place）。）。《浮现》讲述的是无名女主人公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小说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其“特殊的位置感”（注：Coral Ann Howells, Margaret Atwoo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26.）：故事发生在基帕瓦湖附近诺斯贝市西北部加拿大地段的森林区。阿特伍德选用这样的背景是有深刻用意的，首先荒野是加拿大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意象，非常具有加拿大民族特色；其次这里属于魁北克地区，生活着许多印第安土著，他们是加拿大真正的主人，可以说女主人公的这次旅程是在寻根。阿特伍德在早先的一次采访中说：“唯一好的、值得信赖的东西来自你所在的地方……”（注：Graeme Gibson, Eleven Canadian Novelists Interviewed by Graeme Gibson.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73, PP.1—30.）女主人公带着读者回到了加拿大人的精神家园并且对美国无处不在的文化殖民进行了批评。《生存》是加拿大第一部面向读者大众、对加拿大文学进行批评的论著。阿特伍德在书中提出了“加拿大特征”(Canadian signature)的说法，即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生存》一开始就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文学的特色是什么？”显然，阿特伍德是想通过这本书消除加拿大的“受害者情结”(victim complex)，提高加拿大人的文化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她在书中描述了加拿大文学在情节、主题和想象方面区别于英国和美国文学的主要模式。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性的定义依旧和地理位置有关：
       我们急切地需要一幅这样的疆域图，我们需要了解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对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成员，共同分享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这里的知识不是奢侈，而是必需。没有那种知识我们就无法生存。（注：Margaret Atwood,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72, P.19.）
       阿特伍德希望《生存》能改变人们的观点，她号召加拿大人了解本国文学，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该书结尾，阿特伍德从文学历史引申出去，谈到了文化政治等更深刻的问题，激励同胞在后殖民语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提高文化和民族意识，抵制英国及美国的文化入侵。
       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向国外介绍加拿大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阿特伍德仅仅局限于“专门评论加拿大人的书”（注：⑥Margaret Atwood, Second Words.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82, P.19, P.106.），那么从70年代中期开始，她逐渐改变策略，除了为加拿大书籍撰写评论外，还接受了为国外出版物写书评的请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杂交。我发现自己正在替美国人评论加拿大人，替加拿大人评论美国人，有时是替英国人评论加拿大人，替加拿大人评论英国人”。⑥阿特伍德的笔逐渐叩开了国门以外的世界，开始向国外介绍加拿大，而她在文学界和批评界的成功更使她如虎添翼。
       在阿特伍德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加拿大依旧是她的根。《预言夫人》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多伦多小姑娘。《人类以前的生活》的背景是多伦多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小说《身体伤害》虽然将人物活动区域移到了加勒比海地区，但阿特伍德通过这部作品对加拿大政府的无为(noninvolvement)提出了质疑。她比当代任何一位作家都关注加拿大的一举一动，并为此投入了无数的创作精力。《身体伤害》中米诺医生的话道出了阿特伍德献身加拿大的热情：“对你自己国家的爱是可怕的，我的朋友。特别是像这样一个国家。生活在别人的国家要容易得多。那样你就不会老想着去改变。”（注：Margaret Atwood, Bodily Harm. London: Virago, 1983, P.133.）有时候爱到极限就是恨，恨铁不成钢。阿特伍德在《身体伤害》中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她对加拿大的希望——希望它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而不是对那些正困扰着世界许多地区的问题持漠然态度。
       阿特伍德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是《使女的故事》。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故事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一群宗教狂热分子驱逐了总统，解散了国会，成立了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这部作品的许多情节都来自现实，主人公目睹的恐怖场景与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的暴行极为相似。也许只有作为美国人邻居的加拿大人才能创作出这样一部描述美国未来的作品。同小说中的基列共和国形成对比的是它的北邻加拿大，它是新建立的地下铁路的最后一站，“使女”们可以通过这条路线偷偷逃往自由的加拿大。《身体伤害》中无为的加拿大政府在《使女的故事》里终于开始有所作为了。
        从早先的向加拿大读者介绍自己作为加拿大人的经历，到成为蜚声国际的作家，阿特伍德一步一个脚印，她把加拿大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读者，随着读者群的增大，她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在这一时期，阿特伍德出版了两部诗集和四卷新诗。《双头诗集》和《真实的故事》抒发了阿特伍德希望加拿大社会变革的心声。《双头诗集》探讨了加拿大文化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不管是加拿大英语区还是法语区的人们，他们都不愿意去聆听对方在说些什么，结果是 “一首二重奏/两位盲歌手”（注：②Margaret Atwood, Eating Fire: Selected Poetry 1965—1995. London: Virago, 1998, P.227.）。《真实的故事》描述了世上那些令人不忍阅读的苦难，体现了阿特伍德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关注。其中《一首无法写出的诗的注释》开头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真相/透过眼泪清晰呈现。”②阿特伍德在1982年出版的评论集《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诗集》中写道：
       我常常把加拿大民族主义及对女权的关注看作一幅包罗万象的图画中的一部分。在着魔般地讨论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时，我们有时会忘记以下这些事实：加拿大本身在面对他者时采取了错误的姿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关注男性至上主义及男性对女性的虐待，而这又使我们无法看清男性在对待其他男性时的态度可以更加令人作呕（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态度有上升趋势），女性虽然相对属于弱势群体，但她们作为某些特定的民族团体的成员，也经不起诱惑，为了自己的利益干出损害其他人的行径。回首这一时期，我发现我对加拿大的描述少了些，更多的是放眼世界。（注：Margaret Atwood, Second Words.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82, P.282.）
       在阿特伍德看来，世界是她的中心，加拿大是她的独特视角。她对加拿大的关注并没有减少，她将它推向了世界，而她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前提：希望加拿大摆脱困扰，更好地融入国际大家庭。
       在这一阶段，阿特伍德接受了许多新挑战：她在《这杂志》上以巴特·杰拉德为笔名创作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卡通形象；她成了加拿大史学家，撰写了《反叛者的日子：1815—1840》；她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有《跳舞的女孩和其他故事》、《蓝胡子的蛋》和《黑暗中的谋杀》；她为孩子们创作了《在树上》和《安娜的宠物》；她为《雪鸟》编写了电视剧本；她还编纂了《新编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随着阿特伍德的作品在国内外打开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加拿大文学。
       80年代中期至今：让加拿大文学与世界同步在这一阶段，阿特伍德的目光依旧锁住了加拿大。《猫眼》（Cat"s Eye）和《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的背景都是当代多伦多，前者描述了画家伊莱恩在成长过程中各个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后者从多重切换的视角，讲述了四位女子的故事。1996年，《别名格雷斯》问世。在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以加拿大历史上的一桩谋杀案为素材，以独特的小说技巧展示了19世纪加拿大的社会状况，描写了女性，尤其是贫穷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悲惨命运。《盲刺客》以20世纪早期加拿大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女主人公的传奇经历。
       正是在这一时期，阿特伍德开始撰写加拿大文学方面的评论，探讨加拿大和世界的关系。1991年，她应邀在牛津大学进行了四场演讲，作为“英国文学克拉伦登演讲系列”的一部分。尽管她是个“非学者——加拿大的非学者——她所面对的观众也许不仅仅是一些真正的学者，而且是来自英国的真正学者。”（注：⑤Margaret Atwood, Stange Things: The Malevolent North in Canadia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 P.282）但是她的演讲并不显得过于谦卑。这些讲稿后来收入了《奇怪的事情：加拿大文学中充满恶意的北方》，文集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英国文学家们看来，整个加拿大文学往往只是过去的加拿大地理：一块未经开垦的无趣的荒原，间或有几块岩石、泥沼和树桩。注意我谈论的不是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爱尔兰人，也不是普通的读者；然而，对于某些英国人来说，加拿大由于缺乏非洲的异国情调、澳大利亚的奇怪动物、印度的浪漫，因此仍旧处于英国前殖民地的最底层。⑤
       尽管演讲的对象只是“某些英国人”，但她利用这次机会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在《生存》中就已经探讨的话题，只不过《生存》面向的是加拿大人。
       九年后，阿特伍德受邀前往剑桥大学就“写作，或者成为作家”这一话题作报告。这一次，她将加拿大作家与世界各地的伟大作家放到了一起进行讨论。演讲稿于2002年结集出版，题目为《与死者交谈：一位作家谈写作》。该文集把许多加拿大作家与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及思想家相提并论，比如卡罗尔·希尔兹与约什·路易斯·博尔赫斯，艾丽丝·门罗与柏拉图等。阿特伍德经过多年不倦的努力，终于使加拿大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殿堂。在加拿大文学不断增强自信心，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将越来越多的精美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她在2003年出版的小说《羚羊与秧鸡》继承了《使女的故事》中的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小说描写了20世纪下半叶某年，人类经历的一场浩劫：所有的人都已死光，只剩下一个叫“雪人”的人，而这一切都归咎于人类自己对技术的滥用。人文学术已经式微，科学技术凌驾于一切之上。但是生物工程并没有造福人类，反而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挽救的灾难。小说中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买药，不惜研制病毒并暗中传播，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该书出版时，人们尚未从9·11和炭疽恐怖袭击的阴影中走出来，SARS病毒也正在世上肆虐（而加拿大是西方世界受其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我们不能不为阿特伍德小说中对现实的关怀所折服，并开始思考人类的未来。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中俨然以西方文化批判者的姿态，关注世界性的问题，显示出一个有全球责任感的加拿大文化人应该具有的胸襟。2005年，阿特伍德应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之邀，参与了全球“重述神话”项目，《珀涅罗珀记》是该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众所周知，荷马史诗《奥德赛》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阿特伍德利用解构主义手法，对其进行了改写，将故事的讲述权交给了珀涅罗珀和十二个被吊死的女仆。对经典文本的重述是适应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海伦·蒂芬曾称之为对经典的“反叙述”（counterdiscourse）。这种“反叙述”不仅仅颠覆了原文本中的等级秩序，而且正如比尔·阿什克罗夫特所说，它从根本上质问了“形成那种秩序的哲学假定”（注：Ashcroft, Bill and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33.）。阿特伍德在《珀涅罗珀记》中提倡男女之间的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显示了她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对被“历史”埋没的弱者的关怀和同情。虽然书中没有提到加拿大，但它所关照的是全世界受压迫的人，这也表明了加拿大文学的又一个飞跃。
       综观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三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她始终对加拿大怀有深厚的感情。她的成长历程伴随了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壮大：从年轻时立志成为一个加拿大作家，向加拿大人介绍本国文学，到后来的尝试将加拿大文学推向世界，阿特伍德为加拿大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根永远在加拿大，正如她在“回去的旅程”中所写的：“拒绝承认自己从何而来，……就是肢解自己，当然你可以四处漂游，当个世界公民（换了哪个别的国家，这可以称得上远大理想？），但你得付出你的腿和手，还有你的心。只有找到了你的归属，才能找到你自己。”（注：Margaret Atwood, “Travels Back”. Second Words: Selected Critical Prose.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1982, P113.）在找寻自我的过程中，阿特伍德也发现了加拿大的文化传统。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反过来当民族文学越发唱响世界舞台时，其身份也会更加鲜明。这用来评判阿特伍德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是非常合适的。她的作品既刻画了加拿大美好的一面，也有对它阴暗面的揭露，但是其目的只有一个：让世界更多地倾听加拿大，也让加拿大更好地参与世界。
       (袁霞：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邮编：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