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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时间之箭》中，马丁·艾米斯试图利用倒错的时间，分裂的主体等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段来逆向书写一个纳粹分子的一生和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段种族灭绝的故事，并探讨后现代文学作为一种重组和虚构现实的话语在何种意义上会对社会产生作用，并借此指出后现代文本不是要抹煞和废除历史，而是应借助后现代的差异、不确定等逻辑去寻求对社会和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新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时间之箭 戏仿 历史 大屠杀
       马丁·艾米斯是英国当代重要的作家之一。其父为《幸运的吉姆》的作者金斯利· 艾米斯。马丁·艾米斯五十岁刚出头，就发表了十一部小说，作品包括《瑞切尔档案》、《死婴》、《成功》、《他人——一个神秘的故事》、《钱》和《伦敦田野》等。《时间之箭》是马丁·艾米斯1991年的作品，曾获布克文学奖的提名。小说的叙事手法极为独特，像是在倒一盘录影带一样回放一个纳粹分子托德一生：从在美国死于车祸到在德国出生的历程。在小说中，艾米斯试图利用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段来书写一个关于种族灭绝的启示录小说。
       《时间之箭》具有几乎所有后现代小说的特点。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主人公托德和存留在托德意识中的世界已经死去，随着主体的隐退，一个凭空捏造的叙述者──托德的灵魂应运而生。而所指的死去也正意味着阐释的自由和能指的狂欢。个人的生命和外部世界在小说开篇处即转化成了文本。这个文本是对托德前世生活进行的一种戏仿。
       自我和意识的分裂发生在托德临终的病床上。叙述者惊讶地意识到这种分离。“某些事情好像出了岔子，我的身体并不听从我的意志的指挥。看看周围，我说，但是他的脖子没有理我，他的眼睛也各行其是”。这段话中，灵魂从认为那是“我的身体”转变到那是“他的脖子”和“他的眼睛”完成了同主人公托德分裂的过程。 托德和他的灵魂虽共用一个身体，从事同样的行为，但却是不同的个体， 灵魂承认它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接受比托德要慢的多， 相反，对诸如爱等人类温柔的感情有比托德更深沉的感受力。灵魂冷峻地观察托德，而托德对于灵魂的存在却无知无觉，小说中托德的妻子和女友也不止一次地指责托德“没有灵魂”。主人公托德拥有身体和行动的能力却缺乏自我意识，灵魂有自我意识，却没有独立的身体和行为能力。二者彼此隔绝，无法进行沟通。这种叙述者和主体的分裂拉开了读者和小说中再现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距离。因为它去除了托德的灵魂在对托德一生的回顾当中的自我辩驳、不诚实的因素。如果用托德充当叙述者的话，不免会对过去进行追加和后叙。此外，以冷峻的笔触喜剧性地展现生活的龌龊和痛苦也是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
       小说中的这些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与大屠杀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沉重的历史主题产生了强烈的张力。在艾米斯最新的小说《信息》当中，当身为作家的主人公托尔被问及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你的小说到底是说什么？”时，马丁·艾米斯在小说里作此回答：“当前的想法是，如果你试图与大众交流，你要先想点口号出来，然后，你或者把它印在咖啡杯上，T恤上，不干胶上或者你写小说。”（注：Sean Lafleur，“Capital Times” Madison， WI，1995.4.）
       这里， 艾米斯首先认为小说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实验的先锋艺术，而是与T恤衫一样的消费品，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小说要有思想性、要对读者产生影响。因此，可见艾米斯认为后现代小说并不排斥通俗的审美趣味和说教性。后现代作品同样在语言、意识形态和社会构成的复杂关系中共存。在这部小说中，艾米斯试图探讨后现代文学作为一种重组和虚构现实的话语在何种意义上会对社会产生作用。如何借助后现代的差异、不确定等逻辑寻求对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新的表达方式。
       与在所谓的“后历史时代”，“文本中的历史叙事完全丧失了外部的指涉之物” 以及“后现代思维最终导致虚无主义”的观点相反，因为提出了“语言的枯竭”和“文学的枯竭”而被人误读的约翰·巴斯在《富足的文学》中指出：后现代小说其实是一种“综合体”，能以某种方式“超越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注：王守仁，“谈后现代主义小说──兼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和《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克劳拉和墨菲认为后现代的争论和话语的无穷尽的特性变成了一种更大的能动性，人类以前屈从于外部的力量——上帝、自然、历史必然性法则，现在则能够在后现代性的开端处第一次作为他自身历史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来考虑自身。（注：贝斯特·凯尔纳著，陈刚等译，《后现代转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一些批评家则更直接具体地考察后现代文学艺术形式和大屠杀、核战争等人类极端经验之间的关系。阿多诺就曾断言二战以后文学艺术的审美原则扭曲、掩盖和削弱了大屠杀可怕本质。他否认了后现代文学反映这些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此，他说在奥新维兹之后不可能写诗。（注：Theodor Ardono，“Commitment”，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Arato & E. Gebhardt， ed. Continuum， New York： 1982， P.313. 这是对他1949年的著名的评论“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可能再写诗”的重述。）利奥塔德则看到了后现代逻辑和叙事话语蕴含的和大屠杀一样的暴力倾向。宣称奥新维兹代表了新艺术诞生的瞬间。（注：Ann Parry，“The Caesura of the Holocaust in Martin Amis"s [WTBX]Time"s Arrow and BernhardSchlink"s The Reader”.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999.9.）总之，在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相互冲突和失序的条件下，不少小说家和批评家都在探讨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联。戴维·加利夫在《作为爱密斯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马丁·艾米斯在作品中继承了他的父亲金斯利·艾米斯的对社会道德的深切的关怀。（注：David Galef，“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mis”. Southwest Review， 2002.9.）马尔科姆·布赖伯瑞在《现代英国小说》当中也说，很明显，艾米斯拥有每一种自我意识——文学的，社会的，性的，文体的，说他的小说出自一个严肃的道德主义者之手也恰如其分。（注：Malcolm Bradbury，《现代英国小说 1878—200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版，第436页。）马丁·艾米斯本人也自称为“一个关注人类痛苦的滑稽作家”。即运用后现代嬉戏不恭的叙事形式来表现人类的痛苦的主题，去应对诸如种族灭绝、核战争以及在《时间之箭》的后序中所谈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极度发展和人类原始的残暴本能的结合所造成的威胁等等。他的多部小说都是以各种方式书写关于人类暴行的启示录小说。埃米斯认为尽管语言无法言述事实，但是它至少能够产生一种“效能”，去呈现用利奥塔德的话说“无法呈现之物”。而且，他认为文学话语和社会话语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差异。在小说中，他也不断探索把两种话语联系起来并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在小说中，艾米斯试图探讨当时间逆行，人类的道德标准会发生什么变化。托德送给街上的小孩子玩具来为他屠杀儿童而赎罪的善事在叙述者的眼中成了从孩子的手中夺走玩具，然后在商店里换回几块美钞的恶劣行径；他每个星期天给教堂捐款成了从教堂的捐款箱里偷钱；那些来看病的孩子病情在医生的治疗下越来越无望，最后消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论罪行还是爱情的结果都是最终被忘却等等。小说所描绘的整个世界都不可理喻，人们都倒着行走；托德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直到他和妻子团聚；他们的女儿死去，然后他们结婚、求婚和相识；每天早晨托德把报纸交还给报摊；人们的回顾总是前瞻；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创伤和阴影变成了不可名状的不祥的预感等等。然而，意义会突然在一片混沌当中产生。比如那艘把他从美国载回欧洲，实质上是从欧洲载往美国的船“在大海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好像成功地掩盖了我们来时的路径”。（注：Martin Amis， Times Arrow 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Penguin Books， 1991. P.99， P.77.）这和托德力图离开本土，隐姓埋名的目的正好相符。到了纳粹德国时期，这种逆向的逻辑就有了更明显的意义。倒退的叙述和逆向的时间却和纳粹的反人类、反进步的倒行逆施所采用的逻辑不谋而合。纳粹头子戈培尔曾经说：“当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这个星球上和平的进化过程就被急风暴雨式的新时代所打断。在这种关头，地球经历着类似生产般的阵痛和震撼。但是在阵痛当中油然而生一种新生的快乐，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诞生新的历史的时期，新的更富饶的生活会伴随剧痛而来。”（注：Greg Harris， “Men Giving Birth to New World Orders：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Studies in the Novel， 1999.12.）这种逻辑抹杀了创造和毁灭之间的界限。通过像托德这样的纳粹分子的努力，千千万万被戕害的犹太人都恢复了健康，“整个集中营装满了又新又好的人”。纳粹的“只有彻底破坏才能重建世界”的哲学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通过使用这种逆向的言说，艾米斯使纳粹意识形态控制的真相昭然而视。通过诉诸颠倒的思维使法西斯德国时代得到后人的理解。这种逻辑在托德日后的生活中，不停地浮现出来，比如当托德将要离开他持之以恒不断破坏，最后成为一片荒野的花园，他跪在那里，悔恨的泪水从地上一直流到了眼睛里。因此，《时间之箭》用后现代的叙事形式戏仿一段个人和人类的历史不等于废除历史。艾米斯不是要抹去而是要强化大屠杀对人类的生活和前途的影响。在小说的绝大部分叙述中，医生和他的灵魂是隔绝的，而在获得纳粹医生的身份和奥斯维兹开展工作的这一部分，灵魂好像和托德合为一体， 人称也从“我”变成了“我们”。作者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 丹尼尔·歌德哈根说：“要想理解纳粹的行径必须要进行换位思考，看他们之所看，做他们之所做。”（注：Greg Harris， “Men Giving Birth to New World Orders：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Studies in the Novel， 1999.12.）灵魂经过此番和托德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个“它者”的声音， 正如灵魂自己所说： “交出你的灵魂，你才能获得权利。” 因此，艾米斯暗示只有麻木心灵，托德才能履行一个纳粹医生的职责，才能运用纳粹的逻辑来获得用作者的话讲“给予生命的权利”。芬尼·布赖恩（Finney Brian）在一篇对《伦敦的田野》进行评论的文章中（注：Finney Brian， “London Fields：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1995.9.）把艾米斯小说充斥的杀戮和暴行以及利奥塔德所提及的后现代叙事形式的暴力倾向和“核”问题联系起来。文本中的各种因素，叙述者、作者和文本本身都像原子那样运动，面临类似核爆炸的危险。德里达曾经在一篇名为“没有现代，也没有启示录”的文章中指出：“极端动荡和不稳定性是核时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爱因斯坦的怪兽》、《伦敦的田野》中，个人的自杀均成为象征全球性核毁灭的隐喻。而在诸如种族灭绝和核战争带来的巨大的毁灭力量面前，不仅文本中的作者、主体和自我等纷纷死去。整个文学史和所有经典作品都会随着人类和世界的毁灭而不复存在。因此，艾米斯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倡导的要让后现代的“美感经验和人类的存在问题发生联系”的一种具体实践。（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通过把文学本身的问题和道德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中最突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把由大屠杀和核战争等所造成的生存危机扩散到文学领域，文本就突破了所谓的后现代心智，文学的命运和人类的大命运息息相关。
       逆行的叙事时间是《时间之箭》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但，事实上，爱密斯并不是首先思考时间的箭头方向的问题，并颠覆了基督教创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主导的时间观念的始作俑者。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文化和东方文化都强调时间和生命的循环往复的。只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后，时间才变成“线性的、矢量的和不可逆的进程”。（注：Cheryll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9.）而这个发展了十几个世纪的观念也早在牛顿那里就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在牛顿的运动方程中，时间在加速度的瞬时值中是以平方的形式出现的。这就产生了牛顿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把前进的时间改换以倒退的时间，方程的形式不会改变。所以，牛顿理论描述的是一个完全可以逆转的世界。而时间倒转的对称性意味着“果”可以变成“因”，它们的关系是严格可逆的。后来的法国物理学家庞加来（注：J.H.Poincare （1854—1912）。）证明了著名的“再现定理”，这一定理的直接结果是，不仅时间箭头可以逆行，历史还必须按照“庞加来回归”而无限重复。（注：申先甲，“‘时间之箭’的历史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年第18卷(增刊)。）海德格尔曾经说：“只有当此在拥有未来时，他才是他本己的曾在。”（注：《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页。）海德格尔的这种时间观是对普遍认为的从过去到当前，从当前再到未来的时间流程的颠倒。然而，把这个思想用于故事的叙述方面的确是艾米斯的首创，颇具革命性。从死出发来倒着再现生的过程是对“曾在”的一种戏仿。事实上，在《时间之箭》之前，在小说《他人——一个神秘的故事》中，这种对过去事件的逆向的重演已经初露端倪。这部小说在主人公玛丽被其情人杀死之时开始回溯了她生前的经历。艾米斯说：“这部小说是写一个女孩的死，而她的死是对她生的一种戏仿。她透过死亡的镜子从反方向去遭遇生的历程。”在《时间之箭》当中，并没有出现风格的杂乱无章、文体、题材的随意拼凑等。除去时间的箭头是逆向运行之外，时间仍然呈线性持续发展，小说的叙事时间保持了历时性和连续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回复。由于它抹去了托德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社会发展的画面里“过去”在头脑中烙下的印迹，使得叙述者── 托德的灵魂和读者永远经历着后现代文本所期待产生的莫名和震惊，因为，虽然拉康所说的“所指链条”并没有断裂，但由于方向的改变使得一切历史发生变得都无根无源，无动机，只有托德的连绵噩梦才能预示着将来。在整个阅读过程中，读者受邀或被迫接纳这种阅读方式，并不断调整经久以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这样，由逆向叙述造成的阅读障碍起到了陌生化的作用，延长了读者审美和思考的过程。极大地唤醒和强化了人们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种族灭绝和现代社会异化的感受力。在一次访谈中，艾米斯说：“……我想要我的读者在读我的小说时劳神耗力一些，我当然也希望他们会觉得有趣， 但是，我总是要他们费点周折， 使他们紧张不安。”（注：Graham Fuller，“The Prose and Cons of Martin Amis”. Interview; 1995.5.）
       再者，这种从未来反观现在，从现在反观过去的叙事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生命的方式。通过对时间箭头的变换和臆想，不仅使读者以新的视角去看待生命中习以为常的事物，使其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展示出来而且赋予了倒行中的事件以深刻的反讽性。平常而琐碎的点滴小事倒转并累积起来就会呈现出一幅后现代日常生活异常恐怖的画面。而纳粹的种族灭绝成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进步。这样，艾米斯通过这种逆行叙事的方式对文艺复兴以来进步、启蒙和解放的大话语进行了质疑，但也并没有附和后现代文化对这种话语的颠覆和反拨。而是把两者同时作为自己审视的对象。有评论家认为在艾米斯的这部小说中，历史和托德本人都经历了从腐朽化为新生，从罪恶到无辜的净化过程。时间呈线性持续发展，这种创作构想和方法表明了埃米斯试图在颠倒轮回的世界中恢复一种秩序和理性，试图弥合由二战和大屠杀造成的历史和文明的断裂的愿望，试图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语境下，以新的手段聚合分裂的碎片。找到一条回到诸如源头、自我和世界等概念被打破之前的和谐、统一状态的途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在第三部分， 他把世界比作是一盘棋， 他说： “每个游戏都以混乱开始， 经历交错、扭曲。然后，一切都会顺理成章，紧蹙眉头和绷紧身体── 所有那些痛苦都将不复存在，随着棋盘上最后一搏，就恢复了完美的秩序，对弈者最终抬起头微笑，跃跃欲试。”（注：Martin Amis， Time"s Arrow 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Penguin Books， 1991. P.99， P.77.）而且小说以《时间之箭》命名也颇有意味。后现代社会的一些名词诸如 “网址”，“网络世界”， “信息高速公路”， “文化边界”，以及“主流”和“边缘”等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后现代文化是在空间而不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存在和发展的。丹尼尔·贝尔 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说：“在现代绘画、建筑和雕塑当中，空间的组织已经成了二十世纪中期文化中主要的审美问题，如同时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要审美问题一样。”（注：④Ursula Heise， Chronoschis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P. 1，P.7， P.9.）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注意到“在日常生活、心理经验和文化语言中空间的属性取代时间的属性的趋势”。在后现代小说中，个人、社会和历史时间在组织叙事方面的作用被大大地削弱。④以至于有人声称“时间过时了”。， “历史终结了”。艾米斯对《时间之箭》的思考是一种在后现代文学状况下重新彰显时间概念的一种尝试。但是， 艾米斯和叶芝、艾略特以及威廉斯·卡洛斯·威廉姆斯在《春天和一切》中所表达的重生的愿望是有差异的。对时间和历史的兴趣也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归到传统的时间观和历史观。现代主义作家哀叹秩序和和谐状态的丧失，但从未放弃对整体性的追求。而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包括在场、中心等原有的权威之后，世界已经支离破碎，无法按原来的逻辑重新整合。埃柯在《玫瑰之名》的附言中专门就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与传统决裂，并非要埋葬或摧毁过去；相反，它“承认过去”，“重访过去”。但它毕竟经历过现代主义阶段，不再那么天真，因此采取了一种反讽的态度（注：王守仁，“谈后现代主义小说──兼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和《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琳达·哈琴在《后现代诗学：历史、理论和小说》中说：“后现代同时生成两种趋向，它重新承认历史现实的重要性，甚至决定性，但同时对整个历史知识的观念提出了质疑。”（注：Ursula Heise， Chronoschis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P. 1， P. 7，P. 9.）艾米斯自己也声称并不相信传统意义上的重生。他只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试图找到万劫不复的世界和文学的生的希望和可能性。给轻的不可承受的生命增加一些历史的重量。
       (孙冬：南京财经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2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