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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诺曼·梅勒与纽约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文》 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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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石 莹
       文/ [英] V.S.奈保尔
       诺曼·梅勒总是穿上他那件得体的深蓝色外套参加竞选,到最后他都要把头发剔得很短。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梅勒的竞选团队就已经为这次活动牺牲了不少头发。梅勒的那位身强体壮、已过而立之年的竞选经理刚刚刮清了他的小胡子,就连鬓角也未能幸免。现在,他那年轻气盛的脖子看上去更加白净和整洁,漆黑的领带将他的衣领系得严严实实。从他胡子下发出的第一号施令,实际上出自梅勒本人。自那以后,上周有三、四天,梅勒和他的团队之间有些疏远。
       “这其中有某种程度的角色混淆。”一个短头发的年轻人说。
       这些人仍然忠于总部,但他们宣称自己效忠的是竞选事业和纲领。他们常用“候选人”取代“诺曼”,使竞选听上去神圣得像一次祭祀。有些人早已打出“支持诺曼”的旗号,而另外一些人用红色粉笔散布着反对诺曼的猥亵口号,但是未敢用全名,而是用名字的首字母来代替。
       梅勒的竞选总部(现任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去年的竞选总部)就是哥伦比亚行政区内一座破旧大楼里二楼的一个脏乱的大房间,一楼是几间咖啡屋和和一家桑拿房。大楼里的电梯总是出故障,还是角落里的楼梯比较安全,虽然转角处有时堆满了装满垃圾的塑料袋。纽约某些地方跟印度的加尔各答很像。诺曼的竞选总部被一块块低矮轻薄的隔板分成几个办公室,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隔板随着竞选的进行被纷纷拆掉。房间内家具寥寥,只有几张用支架撑起的桌子,一些折叠椅和几台复印机。打印过的纸散落得到处都是:墙上、地上、桌上。
       陆陆续续有支持者加入梅勒的竞选团队,使之日渐强大。有时背上系着坐着婴儿的铝架的女孩儿出现在这里,使得梅勒的竞选总部看上去就像一个嬉皮士营地,带着家庭特有的隐私和自我满足的献身精神。就在上周气氛疏远的几天里,大伙儿的隐私消失了。他们常常聚最后一块隔板后面的桌子旁,像业余演员在报酬低廉的电影理模仿忧郁一样,拿着啤酒罐,好给那些开始遭冷漠后来受欢迎的记者留下他们正在酗酒的假象。
       这是一次难以界定的竞选——专业人士与门外汉、政治家与非政治家的对决。梅勒的竞选徽章上写着:对手都是些可笑的家伙。此时已经可以感到,上周的疏远可能是对疑虑或者惶恐情绪的掩饰。就在两周前,一个美国作家,他不是梅勒的朋友,告诉我梅勒的竞选将和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一样,是一场自我战胜的竞选。梅勒和戈德华特一样,不拘一格,向往自由。媒体将会使他更加振奋,但仅仅是在他处于目前的情况中。此后梅勒将会失去密切的关注;随着竞选的推进,情况将会变得糟糕。到了最后,梅勒的主张,无论多么正确,都会被扭曲、诋毁,到时梅勒自己也不得不四处寻求避难所。
       事情并非如此。但这确实是梅勒在他人气最旺盛时做的一次赌注。梅勒一直在抱怨媒体的报道,但是这些报道正与日俱增,而且日渐严肃。就在竞选那天,41,000个登记过的民主党人投了他的票。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成绩相当不错;对梅勒这个七周的政治家而言,这样的结果也算是一次胜利了。蓝色外套、巡回演讲、数不胜数的握手:梅勒的直觉没有错。使用这些竞选中的惯用方法——虽然政治家们常常自嘲这些举动——确确实实帮助梅勒建立了不少威信。
       一直以来,这场竞选就像是一出知识分子的娱乐表演。在反反复复的声明和言简意赅的表达中,梅勒总显得那么真诚。他深谙如何利用语言天赋,使自己的每句话听上去就和警句一样发人深省。“匿名产生厌倦。”“只要犯罪是人类最有趣的活动,它的数量就会与日俱增。”“需要越来越多的警察去保护越来越多的糟糕的当权政府。”而且,梅勒在现场采访中也很出色。他的回答——就像舌尖轻拍一下上牙床,似乎藏起来一块口香糖——突然、迅速、精炼。作家的想象力,从未间断的处理和组织经验(事后他告诉我:“你一直都在写关于你自己的小说。”)可以随时通过考察。
       “如果你获得了民主党提名,你会选择对抗哪一派共和党?”
       “马奇。他号称自己是保守派。我称自己为左翼保守派。我们将会就保守原则的意义展开一次非同寻常的探讨。许多号称自己是保守派的人是右翼反对者,这实际上是两码事。”下一个问题。这是在上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也是梅勒对言语感到厌烦的场合。
       梅勒最不擅长的环节是此后的没有争议的电视竞选联赛,期间每位候选人可以轮流讲一分钟。此时那些政治家是赢家。尽管候选人都发表演说,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言语,甚至也不在乎他们自己;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只是权力,以及权力是什么。梅勒的言语是他本人的一部分。作为作家以及政治家,他肩负双重重担;他这次既隐秘又公开的赌注中最荒谬之处便是对双重角色的分身乏术将会为他引来灾祸。
       梅勒的构想很宏伟——纽约,一座垂死挣扎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是其主要问题,唯一的希望是重建一个完善的政治机构。在纽约作为第五十一个州的前提下,能够更直接地掌控资金,城内或多或少有几个区域可以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构想的诱人之处在于:不允许在曼哈顿区域内开车(整座城市被轨道交通环绕);提供免费的公共自行车;每月都有一个法定安息日,即甜蜜的星期天,这天将没有嘈杂的交通,而且“除了鸟之外没有其他东西飞行”。
       这段话看上去倒像是一段痛苦的知识分子宣言。最初,梅勒的宣传方法也是典型的作家风格:在《纽约时报》上用沉闷的、充满双关语的社论版块召集支持自己的言论,通过作品《迈阿密和芝加哥的围攻》以及《夜之军》获得的奖项扩大影响力,号称自己关于阿波罗登月的新书已经签下了百万美元的合约。
       在格林威治自治区进行的第一场竞选集会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交聚会,非常喧闹。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梅勒的新书似乎在重复旧作《军队》。一个错误的开始——梅勒自己后来也承认了——不过这确实是一个作家才会犯的错误:一本新书在开始时通常像对上一本书的重复。接着,竞选活动发生一些改变。它发现了之前缺少的部分——政治问题,从而整场竞选变得富于政治性并获得其本质。
       纽约城市学院曾是一所在种族问题上倍受争议的学校,它使用一种“双重录取政策”:一半名额事先预留给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这一比例比以前上升了许多。所谓的弱势群体指的是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学生将在这一政策中蒙受损失,学校的录取标准也将被降低。每个市长候选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政策。只有梅勒和他的“竞选伙伴”对此表示支持。作为娱乐活动开始的竞选对某些人而言已经变得危险。“这儿的犹太人把梅勒当成罪人”,这一消息来自梅勒在布隆克斯区的一位工作人员。调查显示,反对这一政策的民众与支持的民众数量之比为八比一。此后几天,梅勒努力工作,企图让选民明白那些看似不负责任的做法实际上符合逻辑和社会需求。一周后,共识终于达成:纽约城市学院决定只录取400名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而不是1,500名;声明发表之后,该事件终于淡出了公众视线。但是选举的声势却日益浩荡起来。
       竞选初期,梅勒会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的对手:“如果允许我在这里说脏话,那么我想说瓦格纳就是一件滞销商品。”这就是代表小镇参加纽约市长竞选的梅勒先生。最后他甚至还会这样形容瓦格纳:“他不过是木林中的一匹领头的竹马而已。”这句话更讽刺,更富有政治意味。就在竞选当晚,梅勒失而复得的候选人资格使人们一路欢呼着跟随他从总部穿过第八大道来到他的车前。选民们也为梅勒的妻子和母亲而欢呼,她们也协助了梅勒的竞选。这时,人们见到了政治家梅勒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成员的一面。
       三周前,梅勒曾对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说过,参加一场竞选好比写一部小说。二者都需要自信和创造性。“你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作家以世界为对象进行分析,最终世界改变了他。整部小说完成之际,他已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
       如果梅勒有政治基础,那么这是他作为作家的闪光点。不过梅勒已经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公众人物了。
       在镇级独立民主党人的年度晚宴上,有两位发言人将是以前曾与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后来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共事的家伙。麦卡锡、肯尼迪:这两个名字的魔力不仅限于左翼阵营内、反对群体中和自由党中;而且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并做好失败准备的对手来说,分量也相当重。“我知道有人曾经资助过十四位竞选失败的候选人。”一位来自莱克星顿大街民主党的客人说。梅勒将会输掉竞选,但这位来自莱克星顿的客人似乎并不准备接受梅勒是一个失败者的事实。想法不错,可是就算梅勒能做些为美国争光的事,那也是在其他领域。
       慈眉善目的长相,让人有一种震慑感的体格,而不是不情愿的肥胖(梅勒的原话),一整天扑在竞选演说上而造成的些许疲惫、蓝色的眼珠在精疲力竭而又多变的表情中闪烁,毫无疑问,梅勒出席了镇级独立民主党人晚餐前的鸡尾酒会。
       “我对梅勒先生说过,”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说。(她的领口随着她急促的呼吸而上下起伏)“他说我可以跟他上新闻发布会的车,我想跟着他去任何地方。”她的护花使者牵着她的手,淡淡地笑着。
       竞选经理班宁列出了晚上的所有应酬事项,可能要熬到半夜才能完成所有任务。
       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然后选择了晚宴。
       施瓦茨曼,梅勒先遣团队中一位十九岁的学生,说道:“她好像说她是自由撰稿人,在写一个特写。有时候你是会碰到这种人。不过那个代理人姑娘更符合我心目中作家的形象,虽然高了点儿。”
       做代理人的这个女孩儿有一头金发,皮肤晒得黝黑,很酷地穿着一件鲜艳的红毛衣,她刚加入梅勒的竞选阵营。她也在写一个特写,上车后就拿出了笔记本。
       “为什么你没去越南?梅勒先生。”
       “我不想被杀死。”
       “我在那儿待过两年,我可没死。”
       “那真是一场既可怕又可憎的战争。也许我应该为它做些什么。或许我应该为此而死。”
       班宁靠在前面的椅子上开始谈竞选活动的计划。梅勒也向前坐着,他们俩正讨论徒步竞选活动以及在一些东部酒吧里竞选的技巧。梅勒不想在酒吧里搞竞选前的游说活动,那意味着要么喝很多酒,要么碰到问他讨酒的选民。
       做代理的女孩儿说:“您认为自己的政治履历够丰富么,梅勒先生?”
       梅勒转向她,笑了笑说:“作为一个结了四次婚的男人——把这写下来——我想告诉政治家:永远不要抱着你过去的成绩高枕无忧。”
       就在她奋笔疾书之际,班宁在谈论《生活》杂志上一篇有关此次竞选的文章。“那篇文章在星期三是四页,到了星期四就变成两页了,而到了星期五居然变成了一页半。”
       梅勒说,《生活》杂志对它的撰稿人非常严厉。“这也就是《生活》正在走向穷途末路的原因。”
       “人们都在谈论,”班宁说道,“《生活》要倒闭的原因是他们给你那篇关于登月的作品支付了稿酬。”
       梅勒笑看着代理女孩儿,“也许他们在试着非难我呢。”
       “也许吧。”女孩儿说,“希望我没让你生气。梅勒先生,为什么你如此健谈?”
       这就是梅勒的竞选阵营期望得到的报纸特写。
       我们正位于东城下区。梅勒深情地称这儿为“幸存地”:陈腐的红砖房屋,狭窄的店铺和肮脏的玻璃,一块应景的空地。
       “如果你是立陶宛人,”一个东部中城民主改革俱乐部的男人问道,“你的名字怎么会叫梅勒?”
       “立陶宛犹太人。”梅勒回答,“两方面都是。”
       这个大厅并不宽敞,两边张贴着各种海报、彩带以及星条旗,大概有四十个人正在折叠金属坐椅。
       “看诸位的长相,”梅勒说,“我敢说你们不是个有同情心的民主党俱乐部。让我来听听问题吧。我可以想像第一个提问的人将会和我一样陷入窘境。”
       问题是有关第五十一个州的。“你认为纽约州政府会让你或其他任何人脱离他们?”
       “我们都知道什么可以终结一段不愉快的婚姻,正是个聪明的犹太律师,我认为我是镇上最聪明的犹太律师了。”
       这种气氛并没有持续下去。一个女人问了有关纽约城市学院的问题。她坐在一个身着粗花呢夹克的男士旁边,看起来像是她的丈夫,两人看上去都像是教师。“为什么你不把他们都送进哈佛接受真正的优质教育?”这话显然是针对犹太人的,她在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说话。
       “你刚才说的话显示了你的偏见。哈佛是我的母校……”
       “这就是我提这问题的原因。”
       “让我们假设哈佛的教育并不怎么样…”
       “你在逼她承认她没有说过的话!”男人吼道。
       “我们的大学之于教育的意义就好比《纽约人》之于文学的意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笑声缓和了气氛。“不好意思我离题了。观众不应该相信一个连演讲都会离题的演说者。”他又对提问的人说:“你意识到跟你说话的那个人的不愉快了么?”这是一个既直接又温和的询问。
       “我感到了。”男人说。他的回答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语气中充满忏悔之意。
       一阵寂静:这对男女,刚才还在为他们的热情及“名贵”的衣着而洋洋得意,看起来比开始苍老几许。
       这并不是最妙的做法,梅勒边说边消耗着时间。不过,大学做些调整改进总比等待毁灭要好得多。如果黑人没有频繁地遭到侮辱,如果给予他们更多机会,“你会发现黑人将变得和任何——一样刻薄、丑陋。”他的玩笑像在生气,他故意让自己的情绪显得糟糕。
       “你在要求让孩子们去偿还这一切!”女人喊道。
       “让他说!”
       “孩子们将会拥有,”梅勒说,声音压倒了维持秩序的人,“与黑人一起读书的愉快经历!”
       会议在这里行至尾声,令人意外的是,听众席中爆发出了掌声。梅勒得体地往台下走,双臂敞开,手掌平摊,像一个准备出击的摔跤运动员。
       梅勒的下一站活动是募集资金,地点就在小镇里被称为电子马戏团的地方举行。这是个好名字。走廊和楼梯口的蓝色、红色、淡紫色的尼龙织物通过墙上的铝箔反射出来;在这五彩缤纷的尼龙织物尽头,是一个宽敞的白色大厅,里面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年轻人,这些都是梅勒花钱雇来的人。但是此时独自一人站在话筒前的梅勒却显得焦虑。“你们来这儿是看我工作,对吗?”这个问题让人同情。“如果我们赢了,谁会关心我们?但是很少。”出于安全考虑,梅勒似乎准备好面对不满和沉默,他期待着能激怒他的提问。“现在听好了,我比你们这里的大多数人要保守得多。我会为你们工作并支持你们,但我不认为自己会喜欢这地方。”
       这场活动之后,梅勒一行人又来到了现代艺术馆对面的公共图书馆,参加女性选民联盟的活动。一个反对洛克菲勒的艺术专业学生正在外面游行:他们正迅速向大众发放宣传册,一个运动接着另一个运动。接着,场面开始变得混乱:巴迪洛,梅勒的对手之一,带着他的工作人员从图书馆里冲出来,梅勒跟着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给其他人的宣传单。
       “不管上哪儿我都见得到巴迪洛的人,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你们的支持。”
       “诺曼,诺曼。”巴迪洛的拥护者说,“你这话可不怎么好听。”
       和东部的民主党聚会也被安排进了日程表。可是只有负责拍摄竞选活动的摄影师的妻子来到会场,身着一件粉红色的雨衣。她在路边等了好长时间了,俱乐部的门锁上了。忙着搞竞选活动的那伙人,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班宁又告诉我们要赶紧去见西部的民主党,还说我们已经迟到了。
       “还是提前些好。”第二辆车子里传出的声音。
       “我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谈过,”一个外国的记者说(他在电子马戏团那里加入了我们),“他们可能知道《裸者》,但他们不知道作者是谁。”
       “我昨天在布鲁克林和一个犹太老人聊天,我告诉他梅勒这个人。他说‘就是那个刺杀自己妻子的家伙吗?’事情已经过去九年了,但他谈起这事儿就像他当天早上刚在报纸上看到过一样。”
       “可能他的报纸迟来了。”
       他们又开始谈那个代理女孩儿。
       “你认为她真是一个作家?”
       “她长得这么漂亮,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她一看就是那种喜欢傍大人物的少女。”
       我们终于赶上了西部民主党的聚会。在百老汇附近一个破旧房子的一楼大厅里,里面贴着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一些尤金·麦卡锡的海报,还有星条旗。一群大约五十来岁的黑人(有些是波多黎各人)聚集在那里。梅勒的一个反对者正在那里聊天。
       “……让我告诉你一个控制犯罪率立竿见影的妙计……”这是国会议员朔伊尔在说话,他花了五十万美金才在初选中搞到最后一席之地,在梅勒之下。
       梅勒进来了,头发有些凌乱。电视台的强光灯朝他打去。他不断地回头,不断地与周围人握手。
       “让警察远离派出所和日常工作地方……我们将拥有更卓有成效的政府去控制犯罪率……”
       掌声响起,并不是给议员的,而是给梅勒,接着很快在人们意识到议员在场而平息。现在,作为一个普通议员,穿过混乱的群众,他微笑着走了出去。
       这群听众比较沉闷,因此梅勒也略显无精打采。他用反语开始了演讲。他说纽约城市学院将被共产党接管,这一点瓦格纳市长几年前就提到过了。听众还是没反应。“这是个笑话。”他用爱尔兰腔讲述了一个爱尔兰风格的笑话。沉默。“看来我已经失去你们的支持了”——传来一些笑声,听众的情绪缓和下来。梅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二十分钟,这是今晚最出彩的演讲。
       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梅勒竞选出尽风头,小镇宛若欢庆节日。”
       首先,电子马戏团这里的观众在东部小镇的摇滚大厅目睹了一场心理戏剧:“竞选”,诺曼·梅勒主演。同时,摄影机录下了一些诡异的画面,其中梅勒先生正觊觎着纽约城。
       在媒体会议上,梅勒一行就更郁闷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媒体悉数缺席了早上的新闻发布会,而此时梅勒和他的竞选伙伴杰米·布雷斯林,一位看起来丑恶而又暴躁的爱尔兰的著名专栏作家,身体强壮,长着深色头发,即将发表一篇关于住宅的演说。班宁带了整整一大箱材料,只有十五个人拿了他发放的资料——一直关注竞选的电台和电视台的人,还有一些外国的记者及那个身着绿色衣服的代理女孩儿。电视镜头和灯光朝她打了一会儿,她显得很镇静。梅勒从恼怒中挤出了一点笑容。
       一个记者提了关于纽约新闻界“完整性”的问题。
       “简单来说,”布鲁斯林说,“没有人在这儿。当记者们听到公园大道上响起枪声,他们才开始倾听。”
       “电子马戏团,”梅勒随后说道,看着班宁递给他的《时代》的报道,“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和那幢大楼。”
       “那真是一幢很烂的楼。”班宁应和到。
       “我们从那儿募集了多少钱?”
       “几百美元吧。”
       “一点儿都不值。”
       “我上次跟一个美联社的人聊天,”班宁说道,为了解释为何人们对这场发布会兴味阑珊。“他们在办公室列了一个表。‘这些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报道的新闻。’还有一个表是‘这些是我们今天不报道的新闻’。明天在同一时间我们还要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看他们来不来。”
       我逐渐感受到了班宁身上的戏剧风格,可能因为他受过一些外交方面的培训,他曾在美国外事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或许是受到不久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影响。“我今天还不能告诉你,”在活动之后班宁说道,“我的最爱究竟是政治还是表演。”
       第二天来了三十多个记者。那个代理女孩儿穿着淡黄色衣服。《时代》派来了一位记者,《华盛顿邮报》也派来了一位。前一天晚上电视网播出了许多采访,这些随意的采访虽然和现实有些出入,但梅勒仍然抱怨倒一如既往。
       “我们必须去报社争取一点地位。他们企图让我们的竞选荒谬可笑,我看他们已经多少达到了一点目的。我们在这方面失误了,让他们占了便宜。”
       脾气越来越糟,笑话越来越少。他看上去既疲倦又咄咄逼人,但是他的表情预示着胜利。不过,也有可能只是在演戏,他的表情太多变了,心情也令人捉摸不定。
       两小时之后,在华尔街集会上,梅勒站在古老的财政部大厦下的华盛顿雕像前,俨然是另外一个人了。他的手时而插在扣好的上衣下面的裤兜里,时而又伸到上衣口袋里,看上去趾高气扬,像一个穿上体面的新队服的拳击手,自信地望着他的支持者排队站在宽阔的阶梯上,挤满了下面著名的狭窄的街道。音响效果很差。人们根本听不清台上发出的声音,包括布鲁斯林扬言要在公园大道上制造枪击案的威胁。但是整个场面很有戏剧性:仿佛人们真的听到了布鲁斯林的叫嚣。
       这天早上,华尔街上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对美国的了解仅限于电影上出现的那些再熟悉不过的画面。他会觉得此刻站在台上的那个人就是美国神话人物的缩影:拳击手、治安官、坏人、歹徒,甚至政治家。这就像一个电影里的场景:著名的城市里著名的街道,幢幢大楼,星条旗,华盛顿雕像下的致词和历史。这也符合梅勒对城市的感觉,或者对场面的感觉。
       但是当我在竞选活动结束后一周向梅勒提起此事时,他对华尔街的记忆很模糊;那次运动的细节、场景、话语,早已变得模糊不清。
       “你不是作家,所以你不注意观众们的穿着。你只意识到他们目光的存在,就像一种对你演讲的回应。你更像一个演员。”
       华尔街集会的第二天,在数不胜数的会议、演讲、庆典、提问、回答、宣言之后,梅勒说:“我变得比以前无聊了,木讷、严肃、沉闷,我变成了一个政治家。”
       他独自坐在竞选总部。沾满污垢的窗被打开了,窗外雷声隆隆。他刚完成一个电视台二十分钟的“深度”采访,在竞选过程中,这是一种浪费:精彩的采访和本周要闻将在全国电视网星期六的新闻中播出五分钟。
       梅勒说,他发现政治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他梦想着多睡一会儿,时至今日,他才意识到睡眠对一个政治家来说真的可以和性媲美。“也许真该有些人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来分析一下政治家这个职业,它完全就是靠口才,只有最擅辩的人才能做这份工作。我觉得自己的舌头好像是海马的一样,完全是舌头和嘴皮子功夫。我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与我以前从事的作家职业相差甚远。我曾经认为,如果把想法说出来,那么我就不再拥有它们了。通常,我会立即把它们写下来,如果写完后妻子问我刚才在想什么,我也不会透露。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自己无法写出关于政治的书。”
       “你觉得他怎样?”施瓦茨曼后来问我。
       这个问题梅勒有时也在会议后问他的助手,这也是他的助手经常问记者的问题。这是一个荣誉的包袱:梅勒的工作人员希望他永不失败,哪怕只是在和记者短暂的交谈中。
       “星期五是有趣的一天,”班宁说,“他会去输水道那里跑步。”
       “有趣?”我问,“你是说没有任何竞选活动安排?”
       “那里可能会有七万人。”
       为了这次长跑活动而专门准备的特快列车将这些人从曼哈顿送到了布鲁克林,人们从与长途汽车的地板齐平的站台这里一起往输水道的斜坡下跑去。他们的身影挡住了阳光,此时也破坏了这里原本协调的美——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无数车辆将停车场映衬得和波光粼粼的大海一样。现在,这群身影正奔向斜坡下的两美元闸门。梅勒一行人刚开始位于黑压压的、通往五美元闸门的人群中,现在他们正站在阳光下,望着匆匆忙忙的人群。今天梅勒一行包括:专栏作家布鲁斯林,他在这儿比梅勒受欢迎得多;梅勒,身穿格子裤和西装上衣,腼腆地笑着;梅勒的妻子,一个身材矮小的演员,身着淡橄榄绿的外套,她已是梅勒竞选团队的一员。
       人群从他们身边跑过。他们就像是平滑沙滩上三个刺眼的鹅卵石,与周围格格不入:迅速的握手、短暂的交流、人群。对电视台来说这些已经来不及拍了,甚至还有些声音没有录下来。“我一直在猜测这个人,我想见他,他支持双重入学政策的。”“这么多人在排队看他,你别想捞着一丝机会。”然后,他们三人通过五美元闸门,乘着自动扶梯来到广场上,这里没人可以追上他们了。
       我遇上一个来自“解放新闻服务”机构的年轻人,他跟我一样迷了路。他毛发浓密,表情忧郁而愤慨。他曾在早上使出浑身解数才挤进了竞选车,可是最终连一个采访梅勒的机会也没得到。他给我看了他和班宁谈话记录。
       “班宁:看,我们需要来自你们左派阵营中坚人物的报道……为了在小镇赢得竞选,我们需要许多陌生人的选票……他现在急切渴望得到左派的支持。”
       “梅勒并没有给美国政治带来新东西,”那个解放新闻的记者在我们一起穿过人群,寻找竞选团队时说,“他只是曲解了原有的政治模式。”
       碧绿色的跑道中心点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飞机一架接着一架从远处升起,引擎排出的黑烟萦绕着肯尼迪机场的天空。
       “问题是,梅勒认为自己是一位存在主义英雄。在美国这个知识分子常常只说不做的地方,这种英雄总是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乏味。我们必须用行动给生活创造一些戏剧性。’梅勒提出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想法,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世界如此枯燥乏味。他说,‘世界枯燥乏味,但是如果有了我的加入,它将变得有趣。’”
       存在主义: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梅勒喜欢用的词;它可以形容我心中对这场政治活动的全部感觉,它的光彩荣耀,它的暧昧不明。这个解放新闻机构的美国记者才十九岁,但他流利的表达丝毫没有让我惊讶。
       “重要的是,就算梅勒输了,别人也不会说他输给了腐败无能的纽约市政府,而会说这是他个人的失败。作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梅勒将失去揭露美国政治不民主本质的绝好机会。”
       现在很容易看出为什么班宁这么不喜欢这个记者了。就在刚才,这位记者还迫切地想见到班宁:他把一卷拍过的胶卷忘在了竞选车上。
       我们又碰到了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师,我问他对这天的竞选感觉如何。
       “哦,我们可以让场面看上去更隆重一些。”
       “这是官方要求么?”解放新闻机构的记者问道。
       “我们通常将所有事情都搞得更隆重一些。”
       餐厅外——梅勒正在里面用餐——我们看到了班宁,干练而有条不紊,几乎没留胡子;他没有注意我们。
       “他恨我。”解放新闻机构的记者说,低头望着他那双柔软的仿鹿皮靴子。
       我要回曼哈顿,我给了这个记者我做的一些笔记,劝他忘了那卷胶卷。回去的火车上载满了刚刚从沙滩上晒得红彤彤回来的男孩和女孩们。梅勒阵营的每个人都在抱怨社会的弊病。可是,再没有一个城市能像纽约一样令人愉悦,并且秩序井然了。梅勒的这次出行为《纽约时报》带来了三个专栏和一幅照片:这是我们下午的短途旅行中亲眼见证的事实。
       “这次竞选的关键是,”总部的女孩说,“它不可思议地引人入胜。”她二十四岁,身材苗条,鼻子轮廓鲜明而小巧。“这些团队里的男孩都和诺曼很像,他们拥有同样的自负,这使得他们很不好相处。他们每分钟都极其活跃,很少能有其他人像他们这样。”她本人来自新泽西。“我必须得走了。我在这儿像个疯子,我就像个”——她叹了口气,目光在祖母常戴的那种有色玻璃的眼睛下突然放出光彩——“像个社会学家。”竞选结束后,她将为美国现役陆军士兵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做一些暑期工作。“如果我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我有个兄弟在越南的话,那显得很理想主义。这更像,嗯,着了迷。”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做一件自己的事变得如此神圣。”班宁在竞选活动结束后说,“我不懂这究竟是出于爱国心,还是年轻人的冲劲。我知道当权派有多可恶,我现在已经负债两万美元了——哦,好吧,就算是一万五千美元。不过我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感到幻想破灭了,也许人们仍旧正直、真诚。看看肯尼迪的拥护者和麦卡锡的拥护者之间的区别吧。肯尼迪派一心想要赢,而推崇麦卡锡主义的人不仅沉溺于丧失了的原则,而且还被这种状态所吸引。他们只想不断地发表声明,然后站在一边做出事不关己的样子。‘我知道什么不对,但我是高贵的。’我不来这套。”
       无论是麦卡锡分子、肯尼迪分子,还是新左翼分子、沉溺分子、梅勒分子、竞选分子(拿着扩音器、坐在装有扬声器的车上、举着报事贴和横幅的人)甚至像梅勒这样的英雄典范,奇迹是这所有一切放在一起,看上去是如此职业化,每个人自己的个性都不那么鲜明了。
       记者来来去去,媒体也报道得越来越好。达斯廷,《前进报》的负责人,告诉我那个代理女孩儿写的文章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肯定删掉了不少。”他说。报纸上偶尔会有暗中报道竞选内部事件的文章:因为粗心地展示竞选海报而导致公众抗议的;一个业余艺术展览没有开幕,梅勒的妻子公开发表一些梅勒自己无法开口说出的、关于自己的好话。接着,班宁的胡子没了。
       对梅勒的竞选总部来说,最令人沮丧的日子是大选前的那个星期五。本来有一个集会计划在那天进行。可是可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一个当地知名的穆斯林黑人,这天早上在电梯里被枪击了(纽约在制造戏剧这方面总是异常高效,就如同它制造其他乐趣一样),梅勒只好取消了当天的集会。总部的人感到梅勒使他们扫了兴,集会本该如期进行的。他们告诉我。著名的海尔乐队已经请来了,他们正准备一展身手;而花了一百元请来的黑人保镖现在也没了用武之地。
       “不要问班宁太多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会像打诺曼一样打你。”
       班宁,没有戴领带,没有穿夹克,拿着个啤酒罐,看上去垂头丧气、举止骄躁。他说,这场竞选弥漫了一种“政治死亡”的氛围。我问他要竞选日程。他嘲讽般的模仿我的发音。“你一直跟着就会知道了。”他说。这时我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嗓子具备性能优越的话筒的素质。
       “这并不全都关于诺曼。”新泽西的女孩说,“星期二,一切都将划上句号,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将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失去现在拥有的权力。一切将继续下去,这些你每天打交道的人,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都将在6月17日这天终止。至于这些跟着诺曼打拼的男孩,他们会在次日去参加诺曼的会议,听他宣布这一事实,然后作鸟兽散。他们之所以还会去,就是想亲耳听诺曼把这句话说出来。”
       班宁第二天不在办公室。不过达斯廷和她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在。午餐后我们冒着雨开车去梅西百货商店——无人确定——梅勒正在那些购物的人群中进行拉票活动。我们所见到的是,许多年轻的志愿者正在派发湿漉漉的宣传手册,他们并不知道梅勒在哪里。
       后来证实,班宁和梅勒那天正在百货商店里面宣传,直到店里的保安发现他们并将他们请出店外去做竞选游说。
       我们在街区附近发现了他们。一些女性志愿者正在询问来往过路人:“您见过梅勒先生吗?”梅勒一行正忙着和人们握手。梅勒看上去精疲力尽,心不在焉,仅仅用他的眼睛在工作;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更灰了。梅勒太太和平常一样平静。“我是一个演员。”她后来说,“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观众。”一个盲人站在梅勒身后,不断摆弄他手里绿色杯子里的硬币,并不断敲击他拄着的拐杖,发出恼人的声响;他的眼睑像封住了似的,深陷在眼眶中,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是一张木乃伊的面孔。
       这是一幕笑容洋溢的奇异场景。梅勒阵营的人在微笑;与梅勒握过手的人在微笑,他们握完之后还面带微笑继续等在那里看即将握手的人。女志愿者们也在微笑,我们都在微笑。
       “这很好。”达斯廷说,他方才的忧郁突然消失了。“我们能赢。”他是肯尼迪的拥护者。
       正在上车的梅勒,把达斯廷叫了过去。一个女志愿者朝我瞪大了眼睛。“我疯了!”一分钟之前她还是个娴静的少女。“我爱他!我读过他所有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我爱他!”她重重地往带有竞选徽章的桌子上一坐。“我疯了!”
       达斯廷回来了,面露喜色。“他要一个汽车列队。”达斯廷喜欢汽车列队。
       后来,在沙利文街集市——那里的房子都是带有逃生楼梯的旧砖房,充满垃圾的街道混乱不堪,一个脚踝和小腿上绑着绷带的女人坐在小吃摊和玩具摊后面,香肠正在煤炭上烤得吱吱作响——梅勒和达斯廷又聊了起来。
       “看看他们,”达斯廷的妻子说,“你不认为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吗?尤其是头发。”
       星期一,在最后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梅勒从昨天在电视上无精打采的形象恢复正常。班宁也在那里,显得很和蔼,穿着正装,又开始掌控全局。四个汽车列队已经在外面守候。一个德国的制作人说:“在德国的影片已经制作完成了。周六晚上刚刚上映过。”一个带有外国口音的女孩被告知新闻发布会的座位预留给了纽约城内的媒体。梅勒、梅勒的妻子和布来斯林坐在第三辆车里。班宁坐在第一辆带有扩音器的车里,他将做一些游说工作。
       “梅勒-布来斯林和第五十一个州。从现在的候选人中选一个最好的吧。”
       这是梅勒车队上的标语。这其实是由一个黑人提议的。班宁不喜欢这句口号,但他说的时候坚信不疑。在百老汇,有一些群众在欢呼、招手。可是在以保守、阴郁著称,以及集炫耀和怠慢于一体的哈莱姆区,竞选游说就显得相当安静了。在南布朗克斯,竞选海报都是用西班牙文写的。而班宁——发掘了一项新的才能——说西班牙语:“一辆开着的车后面,跟着两辆汽车。”他的发音不错,可惜的是人行道上没有人响应他。竞选车列缓缓地开走了。
       梅勒打开车门招呼班宁过去。班宁跑去与他商量,然后向我们跑来。“好,那么我们在第五十街和第六大道那里碰头,就在时代生活大厦前面。我们将用车列开路,与现场的选民握手。”班宁从没喜欢过车列这样东西。车列散了,在没有扩音器的寂静中,车辆各自飞驰回到曼哈顿。
       时代生活大厦前的欢迎仪式非常隆重。梅勒,站在纽约是两个城市的立场上,激情洋溢地为弱势群体说话。可惜他最好的听众永远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艺术家等对他心存敬畏的群体。
       他们带了很多啤酒到总部。总部里已经装上了很多电视台的摄像机以及监视器。最后一块隔板已经倒下了,他们在房间尽头放置了一个讲台,墙上装饰着各种竞选海报(已经成为了某种纪念品,被收藏家拿走不少)。大家看上去心情不错,这是一种获胜的心情,胜利意味着不是最后一名。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班宁对整场竞选总结道,“显然,梅勒将对美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他要么是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要么是伟大的奠基者之一。很明显,他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写《夜之军》。”
       这天晚上大厅了挤满了人:媒体人员(电视台记者表情严肃,意识到了年轻人的嫉妒),各个行政区的志愿者,许多流浪汉。有一个半墨西哥血统、半印度血统的女孩穿着嬉皮士的衣服坐在地上,面前有一支红色的蜡烛。她错过了竞选的关键部分,也低估了今天的人群。那个新泽西的女孩是一个黑人。班宁,精神抖擞的,意外地戴着一条淡蓝色丝制围巾,站在台上,像一个灯光下的演员,不断维持秩序。结果马上就要揭晓了,和预料一样。梅勒在国会议员朔伊尔之上(Scheuer),票数5%比6%;布莱斯林比他在总统竞选中的表现好得多:他几乎得了10%的票。人群中响起掌声和跺脚声。
       班宁说,这幢楼可能要倒下了。“如果你死之前可以许一个愿望,不要把它许在别人身上。”
       他们是反对者,但气氛依旧热烈。他们也是美国人,做任何事都小心谨慎,从不鲁莽行事。他们准备走了。
       大约午夜时分,梅勒夫妻俩和布莱斯林出现在大家面前,摄像机和灯光跟在他们后面。在不断地握手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台前。
       “我们很难宣布胜利。”梅勒说。这是他们的玩笑;胜利正是他们正在庆祝的东西。“听着,你一直表现得棒极了。我们用较小的预算,获得了较大的成效。我们花的钱才及瓦格纳的十分之一,我们得到了5%的选票,而他才有30%,所以我们的成果是他们的两倍。”他很调皮,英雄在他的支持者面前显得活力四射。班宁站在我旁边,无精打采的。正如那个新泽西女孩所说的一样。
       电视台五颜六色的灯光把梅勒夫人映衬得更美了,梅勒的双眼此刻蓝得那样纯净,墙壁上的海报也在光照下分外惹眼。这是一个狭小的厅堂,中间有一个讲台,监视器屏幕上显示的场景就像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电影。这是在华尔街的旧财政部大厦楼梯前最后的荣耀一刻了。
       有一个通知并没被人遗忘:任何对今年夏天在美国现役陆军士兵抵抗运动机构工作感兴趣的人,请在这里签下你的名字。本来,下午只有四个签名,现在,这张纸已经被签满了。
       一周之后我和梅勒一起用午餐。他在科德角半岛呆了几天,在这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参加了弗雷泽战斗,那天他在制作一部电影,很快他就要着手于那些有关登月的文章。“这将是一项奇怪的任务。那些宇航员根本不跟我说话,他们正在写自己的书。”他又重拾自己的作家生涯。
       政治看来已是遥远的过去了。不过,那些指控他分裂自由党选举和对暴力的助纣为虐的消息,仍使他相当敏感。他认为许多投票给他的选民不是非选他不可。他不认为自己表现得很好,上周他失去了一些选票,他接触的选民也不够多。让他震惊的是,有些和他握过手、并表现得相当友好的选民并没有投他的票。
       他又说了一遍,成为一个政治家让他变得比以前单调了。但他现在明白了,政治家在谈论“服务”时,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政治家必须要服务于、奉献给他的拥护者以及公众。这就是他的弱点。例如,在人们问他能否清除街上的垃圾时,他并没有办法回答。梅勒仍然忠诚于自己的信念——第五十一个州,统治其余街区——但是他想或许另一个非常单调乏味的候选人能在政治上做得更好。
       单调:这是一个不断出现的词。尽管,梅勒在竞选时用贬义词来重新定义了他的作家身份。他无法评价这场竞选的价值。“如果然你没有获胜,那么你的改变还不会太大。”也许,有些理念将会被人们接受:时间将会证明一切。“或许这仅仅是一种好奇。四年之后,在下一届竞选中,也许会有人说,‘还记得那个曾经竞选市长的作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