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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鲁刚
       文/ [英]V.S. 奈保尔
       一个作家归根结底要靠他的神话，而不是他的书出名，而神话都是别人制造的。
       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蒙特雷县的罐头厂街，令漂亮的加州海岸线在那一英里变得丑陋无比。这些罐头厂过去是装沙丁鱼罐头的，但1945年斯坦贝克发表小说《罐头厂街》后不久，沙丁鱼就从蒙特雷海湾消失了。今天除了一家罐头厂外，其余的都已经关了门。唯有厂房还都健在，没有被火灾吞噬。这些由白色波浪状的铁皮建成的建筑，像仓库一样低矮而又朴素，向后一直延伸到一个低矮的悬崖边上，悬崖尽头是大海。这些建筑都由原木和成吨的水泥加固建成，现在只有通过爆炸才能将它们移走了。其中有些厂房被废弃，只剩下被打碎的窗户；有些则用作仓库；另外一些则改建成了饭店、时装店或礼品店。
       老罐头厂街已经不复存在，包括那些鱼虾和饲料的腥臭味、捕捞到大量鱼虾时，一天可以工作长达十六个小时的切割工和搬运工、酒鬼、睡在空地排水管道里的流浪汉、妓女。这曾经是斯坦贝克描写的，但经过了艺术加工。现在留下来的，是在这个地区生活过的人们的集体回忆：酒、性和谣言。那些来此地的游客都为寻找旧梦而来。沙丁鱼消失之后，1958年罐头厂街正式成为这条街的名字，在这之前这里叫海景大街。今天，斯坦贝克区（罐头厂遗址这块区域现在都叫斯坦贝克区）的斯坦贝克剧院隔壁的指环咖啡店里，新一代的店主和商人们正聚在一起，讨论怎么让游客们体验上世纪70年代的氛围。
       1970年是西班牙人建立蒙特雷200周年。指环咖啡店里有些人记得1947年是建县一百周年，其实那只不过是美国人霸占蒙特雷一百周年的日子。蒙特雷的主街（现在是一片等待翻新的废墟）都涂成了金黄色，很多街上都有人在跳舞。蒙特雷半岛的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斯坦贝克愤怒地写到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和对土地的攫取；但是这儿还有一种混合而成的神秘感，来自于墨西哥人那快活而又安逸的过去以及西班牙传教士的不懈努力。无数改信了基督教的印第安奴隶曾因自己信仰的罪过而心情愉快地接受着鞭笞。在蒙特雷的废墟上，每一幢墨西哥统治时代留下来的土坯屋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并且作了标记；甚至还有人发起一场运动，要把来这儿的第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封为圣徒。每年7月4日还要举行由海军协会和蒙特雷历史与艺术协会组织的化装游行，以庆祝美国人夺取此地，穿着旧式衣服的西班牙小姐和美国佬乐呵呵地在一起倾听蒙特雷被吞并的宣告。
       指环咖啡店在蒙特雷已经有点年头了，但是搬到罐头厂街来却只有一年时间。像这条街上的许多新景点一样，指环咖啡店表现的是此地捕鱼的历史——窗户上挂着渔网，网上镶有木制的鱼。店主是个从事广告业的老头；他在咖啡店里写作并出版了《蒙特雷雾号》——一篇4页长的以罐头厂街、欢乐和青春为主题的讽刺文章。指环咖啡店提供“啤酒、撞柱游戏和食品”；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人管”，并且拥有“天底下最美味的美食”。这里有很多画，蒙特雷半岛到处是艺术家。在里墙的上端，紧贴着罐头厂经过加固的木头天花板的，是一幅足可乱真的画。柜台上面，在其他海报中间，是一张登着“博士生日”的海报。
       这是指环咖啡店去年举办的活动，为了复原或者说纪念斯坦贝克小说《罐头厂街》里写的某些东西。“博士”是小说中一位知识渊博的海洋生物学家，他身边总是围着很多闲人。书中麦克那帮孩子为博士的生日举行了庆祝晚会，可以想象晚会最后的乱劲。这个博士是罐头厂街的真实人物，叫里基茨博士；小说《罐头厂街》就是献给他的。他曾向斯坦贝克借钱，买下了那间挤在两幢罐头厂建筑之间的没有油漆过的低矮木实验室，这间屋子也保留了下来，现在是脱衣舞俱乐部。1948年的一个晚上，一列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撞到了博士停在道口上的汽车，博士被撞死了。指环咖啡店的柜台上，玻璃底下有一张很大的事故现场的照片，照片上是博士躺在草丛的担架上的场面，还有他的福特汽车的残骸、火车以及围观的人群。
       事实、小说、民间传说、死亡、欢乐、敬意：这一切令人不安。但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博士是罐头厂街个子最高的“人物”：如今这一点像欢乐的神话一样无人怀疑。指环咖啡店里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博士是这样一个人。他们说，他对每个人都很和善；他的酒量很大；他喜欢年轻姑娘。当然，这是小说，而且是斯坦贝克写的。但是小说本身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了。
       指环咖啡店里有大概三十个人。有秃顶的中年壮汉；戴着黑眼镜的年轻男人；穿着套装的中年女士；一个热情似火、穿着格子套装以及与之相配的护耳软猎帽的年轻姑娘；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两个孩子都在打哈欠；一个中国女士。那个胡子下垂、穿着皮背心和打着补丁的牛仔裤、戴着钢框眼镜的严肃年轻人是半岛地区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和妻子费力地经营着一家名叫“品贾布斯”的（意为大头针戳人）的时装店。他以前经常骑自行车去罐头厂街。但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新来的。许多人读了《罐头厂街》的小说，说很喜欢；不过有些人也就读过斯坦贝克的这一本书。
       协会主席是个四十六岁、讲话温和而又缓慢的雕刻家，他是现在罐头厂街为数不多的认识斯坦贝克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在加利福尼亚呆了很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认识斯坦贝克，那是一个失意而又贫穷的年代。那个时代，“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不可能知道他是个作家”。斯坦贝克从来不谈他的工作；从外表上看，他就像他交往和笔下描写的那些人一样。但雕刻家还记得斯坦贝克写作《愤怒的葡萄》最后一页时的情景。小说结尾，一个起潮的月黑之夜，对女主人公“木槿”来说，世界一片虚无，她刚生下的孩子也死了，家人散落四方，但她仍然把自己的乳房塞到一个快要饿死的老人的嘴里。
       “那个晚上我正好在他家。那是他在洛斯加托斯的家。大约凌晨三点钟的样子。我已经上床睡了，结果听见他在喊，‘有了！有了!’我起床后，发现其他所有人也起了床，他在那大声朗读最后一个段落。这是我听到的他惟一读出来的段落。”
       为了那些与加利福尼亚有关的小说，雕刻家宁可忘记斯坦贝克后来的那些作品。“那才是他最擅长的背景，他对斯坦贝克充满了喜爱之情，甚至可以用崇敬来形容。
       他站起身来，呼吁大家安静，并要求大家为罐头厂街游行或其他有可能从蒙特雷两百周年委员会那里获得赞助的“项目”出谋划策，以便来年吸引游客。
       “现在我们惟一的项目也许是找一个旧储水罐改造成小房子，并且写上说明，介绍曾经住在那里的一家。”《罐头厂街》中的马洛伊夫妇就是在一间旧火车头的锅炉里安的家，他们从炉门爬进爬出，并把多余的管道出租给流浪汉。但是后来马洛伊夫人唠叨着要窗帘，拉着丈夫离开了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目前的惟一项目，我们需要项目，我确实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刚刚看完《罐头厂街》，”一位年轻女子说。说完这句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之后，她建议“设计一条散步的路线。制作一幅地图，标上不同地点，如博士的住所，再说明以前的地方现在是什么建筑……”
       “我想可以给建筑标上名称。”
       “我们不想搞得太古色古香了。”
       戴着护耳软猎帽的姑娘建议设计一条参观幸存下来的罐头厂的路线。
       “你意思是说参观生产线流程，鱼从哪里进去，从哪里出来的吧……”
       “我们需要的是一本像赫斯特城堡导游手册那样的说明书——”
       “这里不是赫斯特城堡，这里的摊子还要大一些。”
       “同时还要反映这里的历史风貌。”
       发言的语速都很慢，语气有点犹疑。人们缓缓地提出不同主意，争论片刻又被否定。场面好像是斯坦贝克的电影节似的。主角是斯坦贝克。他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角色”在罐头厂街上漫步。每个商店都陈列斯坦贝克的一本书。
       “如果有一场贸易集会就好了，”品贾布斯时装店的姑娘说。
       “我们有很多空地，书里的很多情节都发生在空地上，而且——”
       “空地上发生很多事情，但我们却没有活动项目。我们需要一个包含所有活动的一揽子计划。”
       “更像博士生日那样的策划。让罐头厂街成为真正的罐头厂街，商业区成为真正的商业区。”
       “你说的是可以维持三到四个月的活动。”
       “……在街上跳舞。
       “三到四个月？”
       “……在空地上。每过两个小时换一个乐队。”
       “问题在于，我们讨论的是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但晚上很冷。”
       “他们可以获得进入罐头厂街的类似于通行证的玩意。花五块钱就可以在不同地方喝饮料。一份通行证。罐头厂街的金钥匙。”
       “你不是要把上了年纪的人吓跑吧。”
       两个孩子的母亲带孩子一起站起身来，她已经有点迷糊了。她说她得走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她是两个胖胖的、漂亮而又严肃的孩子的母亲，因此得到了大家充满敬意的关注。她说，他们要为做广告募钱，而她有些建议。“就像在这儿举办一整天的狂欢节之类的活动。”说完这话，有的听众就没了兴趣。“餐馆的顾客可以拍卖一顿饭。”但餐馆里的人无动于衷。“其他人也可以拍卖——”
       她和她的两个孩子走后，大家沉默了好一阵。
       “我们在讨论拍卖这档子事，我们讨论的是五分一角的小钱。”
       这些赋予罐头厂街这个名字以精神实质的人，他们不是阔佬，他们有点像受到自己推波助澜的气氛影响的人。他们称自己为“小人物”。那些大人物都躲在幕后，大人物指的是罐头厂厂房的拥有者、地产的投资人、那些将房租和利润的一部分最终收入囊中的人。那些古老的、非旅游业的行业大概还会获得发展。就像十多年来除了其他东西，还在一直提供涂防腐剂的猫标本的自然科学组织。“我们的猫标本都是装在防水的塑料袋里的，任何数量都可马上送达。”但过去六七年来，小人物们来来回回只和那些装饰品与蜡染印花布打交道。昨天的“古董宝库”在哪里？“椅背套加工厂和出售鲜艳茶壶饱暖罩的商店”能够凭好心情支撑下去吗？不是所有人都能最后在罐头厂街混下来，起码已经有一个雕刻家上吊自杀了。
       十五年内，等房屋租约开始到期，这块回收的土地上将有高耸入云的旅馆建立起来。但等到那个时候，由这些忙碌的小人物制造出来的罐头厂街神话早已经过时了。
       神话在这里生长很快。位于清凉的西太平洋海岸的加州这块地方充满了阳光和水果，美国人厌倦美国后都愿意来这里。而方圆25至30平方英里的蒙特雷半岛更是特别。“看上去，”新“大人物”韦斯利·道奇说（他曾多次投资于罐头厂的厂房和机械），“好像这里总是有人和大众兴趣对着干。”这里有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嬉皮士有钱，”品贾布斯时装店的姑娘满怀憧憬和希望地说）过去经常还有流浪汉带着铺盖卷，从其他地方开着货车来到这个半岛。
       还不仅仅是流浪汉和垮掉的一代。许多年前，一个印度来的瑜珈师说，罐头厂街尽头开始，太平洋果园向东一直到蒙特雷西边，这里的氛围和他在喜马拉雅山脉感受的氛围一样好。蒙特雷最重要的书店位于渔人码头林立的饭店和礼品店中，这儿的地势神秘地有点倾斜。此地著名会议中心阿西洛玛（Asilomar）周围整齐的松木林和它的木门房，也蕴涵着某种神秘的兴奋感。今年7月4日的这个周末，他们甚至还聚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哲学圆桌会议。
       砰！轰！随着7月4日闪闪发光、五彩斑斓的气氛开始变得强烈起来，我们在这里庆祝最近一次聚会。欢迎到场的每一个人！我想我们有一个快乐而又已经实现的计划，请再次写下你们的梦想、憧憬、印象，让这些美好的愿望与规模庞大的周年庆祝晚会一起为我们所分享。
       圆桌会议的主题是轮回再生。但是圣地亚哥来的瘦弱女孩——她姐姐首先加入这个会议，却说主题应该是“回归，像人回到上帝那儿去一样”。她涂着绿色的眼影，染过色的眉毛呈卷曲状向上扬去。这个周末花费了四十五美元。
       太平洋果园也有纪念黑脉金斑蝶的著名节日，这是有关一个失踪的公主和她悲伤的印第安臣民的传奇故事。在这南面还有一片用来纪念《金银岛》的高尔夫球场和很多乡村俱乐部。斯蒂文森年轻时到过蒙特雷，他的小说《金银岛》里描写了蒙特雷半岛的地形。每个地方都有恰到好处的名字。接下去就是海边的卡梅尔市了。
       如果说两英里之外的蒙特雷的生活方式是墨西哥式的话，卡梅尔就是英国式的。卡梅尔的什么东西都是小小的。房子是小的，交通标志是小的，商店是小的，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也是小玩意。小越来越小，变成了微小，变成了宏大，这是美国意义上的微小。在一条大街上，一排窗外长着天竺葵的乡村小屋原来是昂贵的汽车旅馆。弯曲的小屋顶，弯曲的小房门。有一家商店名叫“汉塞尔和格里托”（Hansel and Gretel，一个童话故事中的男女小主人公），另一间屋子则叫“木鞋子”（也是一个童话的名字）。
       斯坦贝克叫他们“卡梅尔的小精灵”。上世纪二十年代，这儿的人流行住小房子。卡梅尔没有路灯，没有邮件投递，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市议会对什么事都管得很死。所有精灵般的英国事物都和一种理想搅合在一起，这种理想与其说是文学艺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学艺术式的生活、一种在特定“氛围”里繁荣发展的文化，发出与商业化的美国格格不入的声音。这里商业上也很成功。每年游客四百万，人们不断地来这里故地重游。此地商铺超过150家。每一个乡村商业中心的街区都重叠交叉在一起，有时还不止一层，每条游廊由熟铁锻造的旗杆上，都垂挂着带有导购目录的木牌。
       卡梅尔的经济主要与艺术有关。这里的画廊好像来自伦敦著名商业街邦德街，这里正面饰有玻璃窗的工作室好像电影布景一样，阐释着每一个有关艺术化生活之魅力的概念。在日升日落时，波浪打在阳光或月光下的岩石上；蒙特雷的柏树以20世纪才有的种种风格，被微风吹弯了腰。“费尔多特美术馆在展出荷籍画家威廉·费尔多特的绘画。”“公众对她画作不假思索的认可，使她下决心从事绘画这个职业，并立志于接受变幻无常的大海所时时带给她的挑战。”“在高中时，加西亚为埃德·里基茨工作，后者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斯坦贝克小说《罐头厂街》中‘博士’的原型……尽管主要是印象派画家，但加西亚的风格也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抽象主义的转变。”
       环顾四周，这种作品的数量以及那种绝对的自信，不过说到底还是数量让游客感到不知所措。文化好像在地理范围内，尽可能地讽刺着自己：富有的中产阶级美国，在一切方面都向中上看齐，节日时间都用在艺术展览、艺术家和自由理念的消费和欣赏漂亮优雅的风度上。
       在海边，黑人正开始抵制什么。在几英里之外的奥尔德要塞，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士兵正在进行越战前的训练。除了这些，还有萨利纳斯平坦到一望无际的莴苣菜地，以及让人看了辛酸的劳作景象。但美国的终结，就是蒙特雷半岛的开端。蒙特雷半岛是人间仙境。
       斯坦贝克，这个代表社会良心的小说家、上世纪30年代的愤青、工会的鼓吹家和对蒙特雷半岛制造神话的能力总是加以嘲弄的人，对他来说，被仙境接纳是一个奇怪的命运。在那些商铺老板中间作个调查，你会发现博士死后，斯坦贝克对博士实验室的下场并不关心。查阅《蒙特雷半岛先驱者报》的档案，你会发现1957年，在有人谈论把罐头厂保留下来的时候，已经搬到纽约曼哈顿居住的斯坦贝克却建议拆除整条街道。
       或者，他写道，这些罐头厂“应该保留下来以纪念这种美式技术。因为正是这种远见卓识杀害了鱼类、砍伐森林并因此而减少了降雨量。这种技术至今僵而未死。同样的技术还被用来挖掘深井，导致底下水位下降，因此在我们有生之年，加州将成为我们预期看到的沙漠。”
       这是蒙特雷正在原谅并遗忘的一种愤怒。二战的时候，每年的沙丁鱼捕获量确实突然翻番，几乎达到二十五万吨。但是为了传奇性起见，蒙特雷的沙丁鱼应该和太平洋果园的蝴蝶一样神秘才好。最好如同卡梅尔来的那位女士说的，“沙丁鱼只是轻甩尾巴，轻盈地游走了。”
       其实斯坦贝克本人是有一定责任的。他由愤怒和良心而引发的伤感，是他作为作家的力量的一部分。没有愤怒或愤怒的理由，他写的就是童话。他有着和这个半岛一样的缺陷。他屈服于小说《罐头厂街》的成功；后来又写了《甜蜜的星期四》。他破坏了自己的魅力，把罐头厂街变成了仙境。
       堂·韦斯特莱克的母亲1936年到1950年在一家罐头厂干活。韦斯特莱克则从十二岁起开始在罐头厂食堂兼职。1952年他从本地的一所高中毕业，现在已经三十出头了。韦斯特莱克的母亲和继父祖上五代都是加利福尼亚人，去年他们离开蒙特雷去了俄勒冈。韦斯特莱克现在住在旧金山，为一家药厂做公关。
       他又高又瘦，为人随和，是那种健壮而有教养的加利福尼亚人的形象；他来自罐头厂街的出身让人惊讶。但就像他说的那样，正是罐头厂街激励着许多在这条街上工作的“流动工”的后代们。
       “他们并不都是意大利人或波兰人。很多人不知道。流动工这个词是世界上最恶毒的侮辱。几乎相当于说畜生。但现在你说话得小心了，很多这些工人的孩子都在加州做了官。如果你在大公司用这个词，就会惹来异样的目光。”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做到了自立。“有些我认识的男孩子过得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有些人进了监狱。就我所知，他们可能会把整条街都烧掉。对游客来说这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和斯坦贝克把不存在的事情给浪漫化了。住在下水管道和废旧锅炉里不是什么好玩的事。那些人都是被遗弃的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住。”
       韦斯特莱克说这话的语气忧虑多于愤怒。他讲话的方式，给人感觉好像是难以忘却伤害的人。
       “这里一直臭气熏天。发臭的不仅仅是鱼。他们把鱼头鱼尾切下来做肥料。每一个罐头厂都有肥料车间。鱼早上运过来。那时还没有探测鱼群的声学仪器，你可以在晚上凭借沙丁鱼发出的磷光发现它们。每个罐头厂都有一种特制的哨子，鱼运来的时候，吹一声哨子招呼切割工人干活，然后是包装工人。你听到哨子响，就要起床开车去罐头厂街。我们住在海边的工作区，这里住的都是下等人。”
       “女工们站在长长的水槽边，站在看上去好像拖拉机履带的设备面前，往每一片履带里扔一条沙丁鱼。早上三点上班，连续干十二、十四到十六个小时，一直等到包装完工为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女工的报酬是以罐头的数量来计算的。有时她们工作一星期报酬不过25美元。二战的时候，有了工会之后，她们就按工时领取报酬了。”
       “你现在很少听到吃鱼会中毒。沙丁鱼身上有种毒素，有的人吃了会过敏。过敏时手会发红，变得粗糙而坑坑洼洼，甚至出现像鱼鳞一样的疤痕。血液中毒会让人从手掌一直红到胳膊。有的人因为坏疽而失去了手指。当时治疗这种中毒症的惟一方法，是把手浸泡在泻盐里。得了这种病的人都很害怕，因为如果手坏了就别想在这个季节的其余时间找到工作了。而季节一结束，所有人都将失去工作。对于蒙特雷来说，罐头厂被迫关门，那些被剥削的人不得不离开，这其实是件好事。尽管大多数离开蒙特雷的流民还是在河谷地区从事果品的包装工作。”
       韦斯特莱克记忆里惟一有好感的地方是“熊旗”，就是斯坦贝克描写过的一家妓院。战时高峰的时候，这里有六家妓院，“熊旗”是其中的一家。
       “我五岁的时候，那里是我最喜欢逛的地方。有的晚上，继父和我会开车去接我母亲，我们要一直等到包装活干完才能接到母亲。那个时候，那些姑娘就会把我从车里抱进去。我记不得她们长什么模样了。我只记得，她们的波都很大。我在那里，总是觉得既温暖又舒服。”
       “伤感？”韦斯利·道奇说。他是罐头厂衰败之后，罐头厂街上崛起的百万富翁之一。“妓院会让你伤感？我没有参与过他们讲的事。我没去过妓院。”
       道奇戴着眼镜，身材肥胖，气色却不错。他六十四岁了，说自己已经老到不知开心为何物，但他仍然笑得很开心。他的办公室由罐头厂改建而成，过去是女厕所。“那边二十个坑位，这边二十个坑位。”买下这间罐头厂是他最得意的决定之一。“弗劳斯要价两万四千美元。我对他说，‘弗劳斯先生，我不想给你报价。我们的差距太远了。弗劳斯先生，我只能给你七千美元。’整整两年里我每天都去看他，从来不提价钱的事。我陪他一起在罐头厂里溜达，检查机器。他开动机器，只是为了让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有一天，他踩上一台水泵，水泵倒了下来，他说，‘道奇，这间罐头厂归你了。’我付了他一笔定金，等卖掉机器后，再付清了所有款项。”
       如果那些闲置的罐头厂同时出售，道奇和他的合伙人大概没有可能买下罐头厂街70％的厂房。但是罐头厂主们迟迟不愿出手，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沙丁鱼还会回来。一度有些人改做凤尾鱼罐头，还标上“沙丁鱼属”的字样。“九年了，罐头厂一间接着一间倒闭。”
       韦斯利·道奇初来罐头厂街的时候，做的是倒卖二手机器的生意。他来自弗雷斯诺市，有八分之一彻罗基人的血统，自学成才，从年轻时代起就每天从早干到晚。他先后挣到又失去过两份产业，分别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水果生意和四十年代从事的私人航运业。他对二手机器的知识来自于他对机器的喜好和“对主要是犹太人的其他民族的观察”。“我是从事二手机器生意的不多的非犹太人中的一个。”成功的秘密在于货要进好。“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推销员。我很早就学习如何做一个买家。如果你买对了东西，卖掉它就不成问题。”他把罐头厂的机器卖到了全世界各地。“用我机器的有那些苹果罐头制造企业、鱼粉加工厂以及使用鸡下水的油脂加工厂等等，我不一定把这些机器卖回到鱼产品加工厂。”有时，他们靠卖机器赚到的钱要比支付罐头厂的费用还要多。
       道奇对海洋业也有兴趣。“我这辈子一直想经营海洋业。内布拉斯加州没有海。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俄克拉荷马州也没有海。世界上有大西洋，有太平洋。两者之间再没有其他大洋。在我做生意的这辈子里，谁从事过海洋业才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罐头厂街还有最后一间拆除了设备的罐头厂。我们坐他的卡迪拉克去前往参观。
       “车里有空调，”他看到我笨手笨脚地摆弄车窗，告诉我说。
       等我赶到那里，罐头厂的厂房里已经快一片漆黑了；从里面看，波浪状的铁皮屋顶显得很高。水泥地板上几乎一半地方都摆放着小机器，机器的包装箱上都涂着灰色的新油漆。另一头，聚乙烯包装布下凌乱地放着那些复杂的大型机器。道奇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拉起包装布，一边轻轻触摸那些机器，一边为我解说。这里，二十年闲置不用的“拖拉机履带”看上去仍然很新，女工们曾经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往里一条条丢过沙丁鱼。干这活的永远都是女工，而如今这些女工已经星散。这里有处理沙丁鱼内脏的阀门；这里的金属手总是保持着完美的平衡状态，只有装满沙丁鱼的罐头才能让这些金属手按到传送带上，再由传送带把罐头送往给罐头加盖的机器。
       “这里的机器价值八千美元，”道奇说。“我靠这些机器吃饭。如果你靠机器吃饭，掌握起来就不会太难。”
       到了喝点什么的时候了。道奇喝了许多年威士忌，从十八岁到二十岁他每天都要喝点威士忌，现在他只喝橘子汁和七喜。我们去了一家名叫“奥特里格”（意为舷外支柱）的酒吧。这是一家位于海边的由罐头厂改装而成的酒吧，粉红色的九重葛从边上礼品店的围墙上垂下来。进口处三根高高的金属杆上喷射着煤气火焰。一盏聚光灯照亮了海水中的岩石。我们走进一间铺有地毯的绿色洞穴，这里有瀑布，氛围是波利尼西亚式的，走出去是一片空旷的地方：铺着地毯的老式的罐头厂码头，重新搭了木头架子，四周镶有玻璃。我们已经身在水上，处于海湾的中间，海边和蒙特雷的灯光弯弯曲曲地照向右方。罐头厂街衰败后，岩石和海水的美显得很刺眼。这是未来的情形。
       “这里的房产每平方英尺的价格要比斯坦贝克在的时候贵多了，”道奇说。他指向海水中升起的像篮子一样的金属架子。“这个老送料斗是他们过去卸鱼用的。沙丁鱼由这里通过管道抽入罐头厂。”
       在罐头厂变成高楼林立的度假胜地之前，道奇便离开了。他和他的合伙人把手里的罐头厂以两百万美元的现金价格卖给了旧金山的一个百万富翁。“他七十五岁了，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我不一样。”道奇觉得他做生意的年头已经够了；即便在罐头厂街的时候，他还是经常会回过头来做水果生意，三十年前他正是栽在这上面，但他总是唠叨说在水果生意上“赚了很多很多”。道奇没有孩子，他现在主要的兴趣放在教育亲戚和朋友的孩子上。他想资助一家医院或某种研究项目，他想让自己的钱发挥作用。“成立基金会只不过是支付高级管理层的薪水，并不能真正发挥钱的价值。”
       后来开车顺着罐头厂街回蒙特雷中心城区的时候，道奇在一块扎着篱笆的空地皮时放慢了速度。“这是弗兰克·雷特的地皮。他是罐头厂街真正的人物，现在八十多岁了，身价有几百万。他的罐头厂两年前烧毁了。他每天早上都要来这里，坐在他的车里——不是卡迪拉克，我忘记他开什么车了，反正是仅次于卡迪拉克的车——念几个小时的《华尔街时报》。”
       罐头厂街衰败后又重新崛起。1948年里基茨博士就是在这里去世的，指环咖啡店柜台玻璃底下的照片记录了他去世时的情景。道奇谈起了斯坦贝克。道奇从来没有遇见过斯坦贝克，他只是给斯坦贝克打过一次越洋电话，请他允许用他的名字给斯坦贝克剧院命名。
       “他深深地伤害了加利福尼亚。我喜欢《托蒂亚平地》和《罐头厂街》这两部小说。我认识那些我不认识的同胞，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但他写了《愤怒的葡萄》。我没有资格说这本书比那本好，但这本小说伤害了我。它写得不真实。你知道‘流动工’是些什么人吗？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几千几千地，一天就来好几千。我每包装一小时的水果收入五到六美元。他们来只为了挣十五或二十美分，一天挣五毛钱，无论干多少活。我于是就失了业。1932年我们碰到了大麻烦，他们的到来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但斯坦贝克写了《愤怒的葡萄》。人们就是通过这本书认识我们加利福尼亚人的，这本书销路很好，你无法估量由此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