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中国恢复高考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500多万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而来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经历了人生中最具变革意义之一的挑战。
       30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今社会中流砥柱，无数如今蜚声中外的大师名家都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考场的莘莘学子。谈起当年的高考经历，他们依然感慨万千。
       罗中立：
       那四年，是一次最彻底的释放
       重庆画家罗中立，喜欢用“阴差阳错”来感叹自己的人生道路。
       若不是30年前那场著名的考试，罗中立到今天可能只是一个穷乡僻壤钢铁厂的退休工人。1965年，一群四川美院附中的学生被派到四川达县的大巴山里临时任教，17岁的罗中立也在其中。
       等他10年后再回学校学习油画时，同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罗锅”。“罗锅”在钢铁厂的生活并不复杂：每天往返于煤仓和锅炉房之间，推着装满煤的煤车，到炉膛边就要把煤甩在边上，罗中立一个人管着10多个炉膛。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刚得到消息的时候也没怎么激动，当时我正准备成家呢，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顺便画一些连环画，在县城也小有名气。”罗中立回忆道，10年动荡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被称为“臭老九”，罗中立觉得钢铁厂的钳工至少地位还不错。
       当时罗中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朋友，却极力劝说罗中立参加高考。
       报完名，离考试不到40天的日子，除了考绘画专业的东西，还要考语文和政治，这对快30岁的罗中立来说，并不轻松。一个月几乎天天都要起早贪黑，恶补文化课。“那一个月，简直比当钳工高温送煤还辛苦。”罗中立回忆说。第二年春天的一天，在锅炉房的罗中立被通知去工会办公室取信，说是“美术学院寄来的”，忐忑许久的罗中立终于成为四川美术学院77级的一员。
       1978年3月，时年30岁的罗中立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
       等这一批五十几位77级学生到四川美术学院报道时，突然觉得，这个空荡荡的校园原来是如此有魅力。“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文革’以后突然有了一个宽松的氛围，每个人都近乎疯狂，做学生那四年是最彻底的一次释放、宣泄。”罗中立说，当时他已近而立之年。
       1980年，全国美展，罗中立尝试画了第一幅油画《故乡行》，结果第一年就上了美展，这给罗中立触动很大。而到次年全国青年美展，《父亲》自此一举成名。如今，罗中立早年流散到国外的那些油画，都能在拍卖会上拍到几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现在，罗中立正准备着2008年的个展，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整整10年的“交代”。
       张会军：
       和张艺谋头对头睡了四年
       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专业的巨幅毕业照悬挂在院长张学军办公室的正墙上。白底黑字的“北京电影学院”木刻牌子被高高挂起，所有的面孔都青春飞扬。
       1978年，22岁的张会军已经在社会上“晃荡”了很长时间，插过队、当过兵，又在北京的一所中专学校教了4年书，因为觉得没有学历，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他的出路只有考大学。
       当时有11000名考生报考了电影学院，张会军对当年的考试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张会军记得，进入考场，摄影系的考场里坐了一屋子老师，“看着很可怕”。“当时我一看老师腿肚子全跑前面了。”但老师开口发问，张会军就放松下来，问题无非是些“你读过什么书”、“看过什么电影，喜欢这部电影的什么”、“你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考完电影学院，心里没底，张会军又去考复旦和人大的新闻专业，高考完了每天在家昏睡。
       1978年6月，发布榜单，一万多名考生，157人幸运地走进了电影学院，成为“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学生。张会军是其中之一。
       摄影班里，张艺谋年龄最大，考试的时候，张艺谋超龄，摄影系考生不准超过22岁，张艺谋26岁。“当初他是咸阳棉纺八厂的职工，很执著。他照片拍得好，画画也很好，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信，黄镇特批了。”张会军回忆，念书时的张艺谋很低调，不大说话，当时“78班”的人对张艺谋很尊重，因为他业务太好了。做作业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出来他摄影、绘画的功底，包括他的人生经历，“我们俩头对头睡了四年”。
       张会军说，考大学是改变人生命运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这拨人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中国的电影史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陈村：
       读书改变命运
       如果有可能，陈村是不愿离家去插队落户的。家里兄弟5个，哥哥姐姐都去了工矿，他最小，必须下农村。
       他走的时候17岁。中学老师念叨着：你要去插队了，这是政策，没办法。像你这样的孩子，在以前肯定能上大学的……
       一句话，烙在陈村的心里。在农村挑过担、放过牛、割过稻、插过秧，1975年，陈村因为身体不好回到上海，进了街道里弄生产组。1977年，恢复高考，陈村决定去报名，就是因为老师的那句话。
       直到现在，陈村还特别感谢那些批改高考考卷的老师们“让我终于混进大学”。
       陈村在班中年纪偏小，“我们班中年纪最大的比最小的大15岁。”有人还在准备谈恋爱，有人的婚姻却已经触礁了，学生的年纪、工资可能比老师还高，大家彼此之间很放松。“这可能也是大学所能给予人的最好的东西，这种气氛是没上过大学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陈村认为高考给大众一个信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高考好的地方，就是让年轻人觉得有一个盼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愿意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徐 哲摘自《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