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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陪读妈妈新加坡生存实录
作者:王晓楠

《人民文摘》 2007年 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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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在新加坡的陪读妈妈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不希望国内的亲友知道她们在新加坡的境遇。最终接受采访的几位陪读妈妈说:“我们只想让准备来新加坡的陪读妈妈们了解这里的真实生活,当初我们迷茫地来了,经历了,希望她们能够清醒地选择这条路。”
       在这里,你要忍受巨大的孤独
       2002年,韩丹带着13岁的儿子从上海来到新加坡。她感觉这个国家很美,到处是绿色,气候很好,有土的地方就可以长出植物来。
       但住的地方却是两重天。经朋友介绍,韩丹租到一间房,和房东同住,一个月350新币(约合1680元人民币),不能煮饭,没有任何家具,连床也没有。她只好上街买了电扇、拖把、纸篓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
       房东常常来计较,比如埋怨用水用电太浪费,一个多月后,她终于忍受不了搬家了,以后又搬了3次家。现在的居住环境好了不少,月租1200新币,并且离儿子的学校很近,在阳台就可以看到孩子的学校,看到孩子在操场上升旗。
       韩丹一直没找工作,生活费都由在国内的丈夫提供。在新加坡,陪读妈妈要待满一年后才能拿到“务工准证”,否则就是打黑工。虽然新加坡招工信息铺天盖地,但一听说是陪读妈妈,就不愿意雇佣了。
       韩丹还算乐观,即使说到自己在异乡的艰辛,仍然是笑声爽朗。“很多陪读妈妈因为生活的艰难,在孩子面前总是愁眉苦脸的,但我不希望孩子觉得妈妈很可怜。”这么多年,她在儿子面前一直是很轻松的样子。
       每天中午时分,韩丹都会接到丈夫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你在做什么,饭吃好了吗?”两个人就这么闲聊着。
       韩丹一直鼓励丈夫下班后去找朋友玩、打麻将,“我在这边已经很孤独了,我不希望他也这样。”她不担心丈夫的感情会变,“嫁给他就要相信他。”
       儿子假期时,他们会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今年过年回上海的30天里,她觉得终于摆脱了那种孤独感,几乎天天约朋友出去玩。“有时候都不敢回去,因为每次分开的时候都要哭,儿子眼睛都哭肿了,好几天不能上学。那是肝肠寸断的感觉。”
       日子一天天熬着,韩丹希望儿子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读新加坡的大学,因为只要考取新加坡的公立学校,和当地公司签定工作协议,就有机会成为永久居民。“新加坡很漂亮,如果儿子在那里立足,我和丈夫可以经常在上海和新加坡两地走动。”这成了韩丹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该苦的我都苦过了
       6年前,陆佳虹带着女儿来到新加坡。在国内,她做过羊毛衫批发,后来办了一家服装厂,工作很累。看到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都很风光,她也开始不安于现状。听中介误导说在新加坡月薪1万元人民币,工作轻松稳定,看看照片也很漂亮。一狠心,便去了新加坡。
       一到新加坡,陆佳虹就后悔了。住处难找,工作更难找,自己从国内带来的钱也不多了,只好去打黑工——外来的陪读妈妈在这里只有晚班可以做,每天要工作到凌晨4点多钟才回家,一个月1000新币;也做过保姆,一小时10新币;在酒店做客房服务最累,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规定半小时打扫一间房间,每天打扫18间,做不完就要扣钱。“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该苦的我都苦过了。”
       就算这么努力,挣来的钱还是不够母子俩开支,房子要和人合租,在外面做工时,一袋面包一杯水就是一顿饭。
       陆佳虹的女儿现在刚上小学6年级,学习成绩优秀,钢琴、手风琴、写字都很好,这让她很安慰。她也很懂事,妈妈做工,她就一个人回家,写作业、买饭、冲凉、睡觉。“按现在的情况,孩子读大学我是没办法供了。”但是,因为国内和新加坡教育制度不同,女儿现在回国一定跟不上课程,她只好咬牙坚持着。
       2002年底,因为母亲病重,陆佳虹曾经回国,后来就再没有回去过。每年女儿假期,为了省机票钱,她会让别的陪读妈妈顺便把女儿带回国。
       出国前,陆佳虹就和丈夫离婚了。现在她的业余生活就是每周和一些陪读妈妈聚会:相互诉苦、吃饭,或者去教堂。“在这里,我就好像是没有根的浮萍,在国内,就算死在自己的屋里也是幸福的事情。”陆佳虹说,“现在只能随遇而安,不想明天,如果想明天的话太可怕了。”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也要留下
       殷惠英喜欢新加坡,即使在那里经历了无数艰辛。
       2002年,她以劳务输出的名义到新加坡打工,大学学习工业电子专业的她在一家工厂做操作女工,每个月1万元人民币,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两年合同期满后,她把正在读小学的女儿接到新加坡,自己从工厂女工变成了陪读妈妈。
       虽然在新加坡生活了两年,但因为一直在工厂里工作,殷惠英并不知道成了陪读妈妈就不能随便打工了。女儿来了后,她迫于无奈开始打黑工。有一段时间,身上只剩1000多元,还要交房租和女儿的学费,眼看就要身无分文,她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报纸上登求职广告,做家政和家教的工作。“比如做补习老师,1小时10新币,一天做两份,就可以挣60新元,生活费就有了。”
       “刚开始做钟点工心里特别难受,一个大学毕业生跑来新加坡打扫卫生?”但时间长了,殷惠英觉得只要脚踏实地工作挣钱,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现在,她每天工作6个小时,只做家政和家教,而且都在家附近,这样就保证赚一天吃一天,还不耽误照顾孩子。
       殷惠英盘算着,女儿如果在新加坡完成学业,将来的工作会是全球性的,她甚至已经计划好等女儿上大学时,再学习阿拉伯语言,在她看来中东以后的发展会很好。
       前不久,丈夫辞了国内的工作来到新加坡。让夫妻俩高兴的是,读小学4年级的女儿不久前收到了政府发出的可以申请永久居住权的信,也就是说,女儿有机会成为新加坡公民。
       “等女儿真的申请下来,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呆在新加坡,打工养家,到时候,我想自己注册公司,做留学、旅游或者会展方面的业务。”殷惠英说。
       一个陪读妈妈的内心独白
       身为母亲,在儿子出世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他,把他抚养成人。
       2000年儿子8岁时,我就想来新加坡,但我怕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到陌生的国度,怕一个人谋生打拼、教养孩子并忍受孤独,我千百遍地臆测未来,考虑了两年,才踏上陪读之路。现在如果从头再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当初的那般勇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母子在新加坡吃住不如在国内,想到“良田万顷,日食究竟几何?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也就释然了。我儿子很乖,学习越来越进步,他考进新加坡最好的中学——莱佛士书院。
       我认识了一些陪读妈妈朋友,她们善良而单纯,为了孩子而辛苦付出,如果没来新加坡,我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认识她们。
       此外,我还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已在新加坡出版发行,虽然因为发售渠道不畅等原因除去成本几乎没有收入,但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最受鼓舞的一次,是我的书被带到印尼,印尼的华侨看后很感动,每本书给我拿回100新币,也就是说10本书赚了将近1000新币。
       新加坡的好人好事我数不清了,不好的也有。陪读生活当然也有一点遗憾:我丈夫不能跟我一起同甘共苦,他娶了别的女人,而我自己始终没机会找到能相濡以沫的男人。
       (王小云摘自《上海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