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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一家两代人与敦煌的情缘
作者:吕 林 卓成华

《人民文摘》 2007年 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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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的常沙娜,14岁就和父亲常书鸿一起举办了父女画展,为敦煌痴迷的父亲和取之不尽的敦煌艺术影响了她一生。
       敦煌使父亲回国
       常沙娜的父母都是留法学生,她就生在法国里昂。
       父亲常书鸿在当时留学法国,以许多作品被法国政府收藏而为人称道。一天,他在巴黎的塞纳河边看到一本法国人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上面敦煌千佛洞内的壁画和雕塑图片令他大为震惊,从而开始关注敦煌,而“敦煌在中国,敦煌文物、敦煌学在外国”则激发了他回国的愿望。1943年,在亦师亦友的张大千、徐悲鸿、梁思成的鼓励下,常书鸿以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敦煌,在这个远离人烟,曾经只作为流放犯人的沙漠之地安家落户,一待就是50年。
       常书鸿一到敦煌,就钻进洞窟,进行文物等抢救和保护工作。常沙娜说:“虽然我当时在酒泉上学,但寒暑假回敦煌都喜欢和大人在石窟里学习壁画的临摹,或许受父亲遗传,我画得一点不比大人差。”
       两年后,14岁的常沙娜同父亲到兰州,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女儿临摹的壁画第一次亮相,风头甚至盖过了父亲的油画,一时在文艺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常沙娜说:“一位叫叶丽华的美国人看了后对我父亲说,你女儿有绘画天才,但让她常年跟着你,待在敦煌这样闭塞的地方,是学不到她想要的知识的。如果你同意,三年后我来带她去美国接受正规学习。”
       三年后,叶丽华女士如约而至。为敦煌着迷的常书鸿此时已成了一个彻底的“敦煌痴人”,妻子刚刚离家出走,他就同意把女儿交给一个陌生人带离身边,远走他乡。
       原谅了母亲当年的不辞而别
       常沙娜不避讳谈母亲撇下父亲与她姐弟俩离开之事:“人们常说我母亲是受不了敦煌之苦才离开的,但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那时候国民党忙于战争,决定撤销敦煌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地方,并停拨经费。爸爸对敦煌的保护工作刚起了头,如何心甘?何况,敦煌县长几天前还陪着一个军官,要把石窟中一件北魏彩塑的菩萨像拿回家当佛供奉,爸爸好说歹说,用我画的几幅飞天画,才打发走他们。为这事,父亲有怨无处诉,有火发不出,只能回家发脾气,因一点小事和妈妈发生口角。那段时间,他们总是争吵不断。”
       常沙娜的妈妈陈芝秀在巴黎学习雕塑,到了敦煌后,她很快也被石窟里的艺术品迷上了,并慢慢适应了那儿的清苦生活。陈秀芝带着女儿在石窟里复制了很多彩塑,那是母女俩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不愿意回家与心情不好的丈夫相面对。当时敦煌研究所管总务的是一个国民党退役军官,他觉察到了常书鸿夫妻间的矛盾,对陈芝秀是百般殷勤。终于有一天,陈芝秀借口去兰州看病,和那个人离开了敦煌。当常书鸿知情后骑马去追,追来的却是妻子在报纸登出与他脱离夫妻关系、离婚的消息。
       “母亲走后,父亲恨得不得了,”常沙娜说,“我小时候也对她的不告而别记恨在心。解放后我见到了母亲,理解了母亲的难处。我想,那是因为自己也做了母亲的缘故吧。”
       常沙娜在杭州见到母亲时,差点认不出面前的人就是她的妈妈。母亲完全变样了,不再是曾经的摩登模样。陈芝秀的丈夫因国民党军人身份,刚解放就被抓,并病死监狱,后来她改嫁一个工人,生活很苦,一见到女儿就掉眼泪,一连声地说对不起,说沙娜不要怪我。离开时常沙娜给她十几块钱,此后再没有间断过。
       21岁的清华大学助教
       常沙娜从美国回来时,正值抗美援朝。为了配合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常书鸿负责在故宫太和殿城楼举办敦煌文物展览,常沙娜成为父亲的助手,她临摹的敦煌壁画再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梁思成对常沙娜说,你来清华吧。
       
       常沙娜挺高兴,因为在美国她大学还没毕业,正想继续深造。谁知,到了清华后,才知道梁思成不是叫她来上学的,而是请她来当营建系的助教。2l岁的常沙娜可能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助教。
       当时林徽因正在主持中国工艺美术,特别是特种工艺景泰蓝的创新与保护工作,常沙娜对敦煌传统艺术的理解,正是林徽因要找的人。在林徽因指导下,常沙娜设计了许多带有敦煌装饰图案特色的景泰蓝,被周恩来带到万隆会议上作为国礼送给各国领导人。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后,常沙娜先后担任该院染织美术系讲师、教授直至院长。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常沙娜主持并参加设计了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政府的“紫荆花”纪念雕塑,以及首都新建国际机场、天主教堂等建筑的装饰艺术设计。常沙娜牢记着父亲一直强调的:“将敦煌传统渗透于现代生活,应用于现代设计中。”
       一个人的常沙娜并不孤独
       “敦煌的守护神”与“敦煌的女儿”这对父女俩在建国后就开始“分道扬镳”,一个在敦煌用新工艺不惜一切地保护古老的艺术,一个在北京想尽一切办法将传统艺术装点到新工艺、新建筑上。1987年,常书鸿44年坚持不懈的保护工作得到了最高荣誉,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常书鸿如果不放弃专心绘画,他的油画在中国难有人能望其项背,但他把一生献给了敦煌。常沙娜说:“父亲欠我母亲、弟弟的太多太多。在他心目中,妻儿都没有敦煌对他更重要。父亲去世后,按他的要求,把骨灰一半埋在北京的八宝山,一半埋在敦煌,与莫高窟标志性的九层楼遥遥相对,他希望每天天一明,就又能看到守护一生的敦煌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慕名者。”
       几年前老伴儿不幸去世,一个人的常沙娜并不显得孤独,像父亲那样,敦煌艺术已经成了她生命中的另一个支撑点,一个人编书,画画,宣传敦煌。每次回访敦煌,常沙娜总感觉到父亲还在石窟里清除积沙,母亲还在那儿临摹壁画,自己还是像14岁的小女孩那样,梦想着自己像飞天一样能在天上飞。
       (孙 浩摘自《中国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