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中勾勒了一个无比美丽的桃花源，千百年来让无数读者为之魂牵梦萦。而文末以——南阳刘子骥“规”而“未果”结尾，则令这个世外桃园更加亦真亦幻。
《桃花源记》中如是说：“南阳刘子骥者，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桃花源”乃虚构的理想境界，为什么会出现一有名有姓的人物，刘子骥究竟是谁？
历史上确有刘子骥其人。《晋书·隐逸传》中记载：“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原来刘驎之就是刘子骥，南阳安众人，祖先是西汉宗室，被封为安众侯，后代遂定居于此。“驎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由于东晋时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以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再加上人才录用晋升，全凭门第家世。刘子骥根本就无意于奔走仕途，他远离尘世，过着隐逸的生活。“好游山泽，志存遁逸。”“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驎之固辞不受。”
《晋书·隐逸传》中有一段对其传奇经历的记述“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无怪乎陶渊明在文中称其为“高尚士”也，“高尚”乃因“不仕”，并偏爱灵山异水。
那么完整的一篇《桃花源记》里面，连主人公渔人都没有名字，又为什么要让一个隐士留名且提到他“寻病终”呢？刘子骥与桃花源有什么关系？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刘子骥与陶渊明又有什么关系？
题名陶潜的《
搜神后记》卷一第五条即是桃花源的故事,第六条即是刘子骥入衡山采仙药的故事。这段奇异经历与武陵渔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桃花源记旁证》中就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将这里的桃源故事与刘子骥入衡山采药的传闻揉合加工而成。
《桃花源记》中说刘子骥想探访桃源，不必实有其事，可能是刘氏寻访石仓仙药的故事确流传很广，作者完全可以就此联想发挥。如此看来，刘子骥和陶渊明当属同类，有着相同的志趣，远离尘嚣，亲近自然。《
晋书》中载：刘子骥“居阳歧”，据戴叔本《水经江水注》载“今考阳歧即今石首县西山，在江之南岸”，距武陵不远。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测，陶渊明曾与刘子骥结伴探险，在一个武陵渔人的引导下，来到了陌生的奉家山桃花源地段，发现了古村落。陶渊明与刘子骥是讲信用之人，为了“不与外人道”，因而在文中陶渊明耍了一下手腕，隐去了自己，也隐去了刘子骥。而武陵渔人的原型正是陶渊明自己。（如他的《五柳先生传》就是写自己）。陶渊明祖籍邵阳，家族庞大，在邵阳、溆浦一带的亲友不少，所以，陶渊明与刘子骥认识并结伴而探险是极有可能的。
刘子骥不仅仅是陶渊明的好友，更是其所敬重的一个大隐的前辈，《桃》文中写到他“寻病终”，想必他早于陶渊明而仙逝。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桃花源记》作于永初二年（421），其时已近六旬的陶渊明，生活困顿不已，正走在人生最艰难时期的他，想起了刘子骥，两人过去的交情再次触动他的心灵，于是便决定将刘的一段经历进行加工成文，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对外界纷扰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方面也用来缅怀已故的敬佩的友人——刘子骥。所以在自己的旷世之作《桃花源记》最后，要提到他。
刘子骥与陶渊明的共同点是“不仕”、“归隐”，而不同的是他什么也没留下，他曾经在衡山隐居很久，一生最大的愿望或许也只是为了寻找他心中的“桃花源”。在历史上，他只与“隐”有关，而与“文”无关，而这才是真正的“隐”，是排除掉心中的一切杂念，处变不惊的“大隐”。
覃顺林，广西体育运动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