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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作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独树一帜，作为一个批评家，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也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沈从文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个性，注重对文学本体的探究，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进行文学批评活动，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文学之路是非常罕见的，他凭着自己的坚毅执着，终于取得巨大成就，出于对文学的信仰以及对人类远景的凝眸，他有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一心追求“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一方面走去”[1]，沈从文对“海派文学作风”的文学批评，就是出于他对上海文坛风气的厌恶与警惕，这种“上海风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即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沈从文首先是一个艺术家，他是通过艺术创作实践逐渐走向文学批评的，他曾解释自己的“批评”，是对于“创作”的一部分意见。因此，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他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和个性，反对把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他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文学艺术都是一种独立的、特殊的、庄严与崇高的事业，反对对待艺术急功近利的态度，尤其是不能把文学艺术商品化或降为某种政治宣传工具。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作了这样的评价：“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最先和上海商业资本结了缘，新文学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时间稍后这个民族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文学作家又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如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值得令人乐观。可是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一点堕落倾向。”[2]沈从文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直和坦诚的精神品格，他既不赞成新文学被政治看中，也不主张把文学沦为金钱的娼妓，而是自始至终保持文学家的节操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敏锐地觉察到，文学与政治的苟合，与商业的同流，将导致作家独立人格的丧失，对艺术来说只能是一种堕落。他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一直呼吁按照“五四”文学精神，重建新的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念，其中心问题就是要把“文学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教育’携手”[3]；也把作家从“官场”与“商场”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地思考，自由地创作，能够在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态度。”[4]
       二
       中国传统美学中常常追求一种“中和”之美。沈从文的审美情趣明显地表现出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中，他提出并反复强调“恰当”的审美原则，以追求“恰当”为自己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尺度。他在《小说作者与读者》一文中，给小说下了一个定义：“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5]他对“恰当”二字包含的美学内容作了阐述：“我并不说小说须很‘美丽’地来处理一切，……我也不说小说需要很‘经济’地来处理一切，……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的意义，在使用文字的质量上，就容许不必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发展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伪’，要得只是恰当。全篇分配要恰当，描写分析要恰当，甚至于一句话，一个字，也要它在可能情形下用得不多不少，妥帖恰当。文学作品上的真善美条件，便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6]沈从文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他对革命文学不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革命文学不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过多强调文学的思想性与战斗性，他认为文学作品既然是艺术，就应该有它的艺术美，所以他不但不回避技巧，而且强调技巧的重要，而技巧是多方面的，语言文字的恰当是最关键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最终得失，主要取决于语言的表现。沈从文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在他的文学批评中，非常重视所论对象的语言技能。他很赞赏冯文炳，认为冯文炳的创作中，很善于把握表达感情的“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冯文炳“把文字发展到‘单纯的完全’中，彻底地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贴切人类的情感”，“最能在节制中见出可以说悭吝文字的习气”，又能作“近于废话而又是不可少的说明。”[7]由此可见，他之所以十分欣赏冯文炳的创作，就是因为冯文炳在语言艺术的驾驭上，既有惜墨如金的凝练传神，又有用墨如泼的裕如自由，即冯文炳很好地掌握了“中和”的审美原则。也是用“恰当”的原则去对待感情，沈从文强调创作情感的节制。他赞赏周作人“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8]的审美情趣，他激赏闻一多的诗，闻一多提倡诗的格律，他的诗以整饬的形式和严谨的格律节制着他愤激与苦闷的情绪，他欣赏这种以情操规范情感的抒情特点，相反，沈从文曾经指出巴金创作时不太会节制、调控自己的情感，“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9]惋惜巴金在创作和生活中太浪费情感了。
       沈从文对小说结构的安排，人物性格的刻划，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样贯彻了他的“除当”的审美原则。他认为小说结构的安排，必须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既不夸张虚设，也不做作卖弄。他说：“好的小说在俨然一切如真，不在有头有尾。就效果言，也用不着那种大团圆或角色死亡的悲惨做结束。”[10]总之是合乎情理，合乎人性的自在，合乎生命的真实原则。
       三
       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首先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整饬的学理或许于他不大相宜，他的文学批评明显地表现出与理论型批评家不同的特点，我们或许可称为形象思维式的批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对象感显得格外强烈而且明达。他始终把批评思维聚集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使他的批评文字显得生动而实在。他在考察作家创作的艺术表现特征时，常常紧扣着文体的评析，通过文体分析捕捉作家的风格。他比较周氏兄弟的作品时，这样写道：“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点，表现感慨”来表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又说：“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11]沈从文以形象化的语言揭示了，作为田园诗人的周作人是在安详地探究着人生，而作为战士的鲁迅却在积极态度上正视着人生。他的批评大多不是在铺叙、论证、判断，不是作理性的启迪，而是在感觉、印象、体会、顿悟中对对象和作品的精神内涵作启悟式的把握，以直接揭示对象的艺术特质，达到接近对象“机心”的目的。在评价许地山时，他能透过其飘渺、斑驳的异域色彩抓住其精神实质，认为许地山是用“中国的乐器”奏出“异国的调子”，“那声音，那永远是东方的、静的，微带厌世倾向的、柔软忧郁的调子，使我们读到它时，不知不觉发生悲哀了。”[12]徐志摩在当时是一位颇有争议的诗人，沈从文始终注意从中去透视诗人的个性，认为他：“俨然一个自然诗人的感情，去对于所习惯认识分明的爱作虔诚的爱。”[13]他曾说：“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像篇文章。”[14]他不赞成批评家板起面孔的作风，而认为评论性文章必须具有文学色彩，文章本身就应该是一篇好的艺术作品，并不一定要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他的评论文章，随手拈来，在散文化的富有诗性的艺术感受中顿悟出批评家的艺术感知，很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把沈从文与茅盾作个简单比较的话，他没有茅盾那样具备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就逊于茅盾，但如果说茅盾是理论型的批评家，则沈从文是印象式、感性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显不出与茅盾不同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批评给文学史造成的缺憾，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
       参考文献：
       [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4]谢昭新·论沈从文的文学理论批评[J].民族文学研究，2003.(4)
       [5]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M].沈从文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M].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 998.
       [7]沈从文·论冯文炳[M].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 992.
       [18][11]刘海军·另类批评的风采一一论沈从文的情感性[J].批评视界，2006.(1).
       [9]沈从文·新泼邮存底：十四[M].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10]赵学勇 蔺春华·传统批评理念的现代表现一。-沈从文美学批评的审美特征[J].文艺研究，
       [12]沈从文·论((落花生》[M].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13]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M].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14]沈从文·《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M].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王玉娥，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