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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几千年的诗坛，好似广漠而灿烂的星空。星空中有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便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诗人郭沫若。他的诗歌，一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建国以后，对新中国纵情歌唱。读着那些闪光的篇章，好像捏着一团熊熊的烈火，给我们增添了热力和勇气，给我们增添了奋勇前进的力量。他的诗歌，想象丰富，热情奔放，浪漫主义激情汹涌澎湃。读着这些动人心弦的诗章。犹如漫步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之滨，遥望那汪洋万顷的碧绿碧绿的波涛，使我们心胸开阔，怡然自乐。他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形式多样灵活，真是丰富多彩，婀娜多姿。读着这些耀眼的诗篇，就像在春光明媚的时节，走在万紫千红的百花园，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自然，喷发的火山，灰石不免与火光同飞；浩瀚的江河，泥沙不免与巨浪俱下。但其中的优秀篇目，和古今中外流传的名作相比，并不逊色。它们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示，感情上的熏陶，艺术上的享受。即便那些平庸和失败的作品，其中包涵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创作、鉴赏和研究仍有借鉴的意义。
       下面，就沿着郭沫若诗歌发展的轨迹，作一些赏析。
       一、别具一格的“冲淡”诗
       郭沫若前期的诗，正如他自己所说，随着情思的变化，“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在《女神》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像《凤凰涅槃》等以“狂飙突进、雄浑”为特色的诗，但也有如《夜步十里松原》等以“冲淡”为风格特征的诗。到了诗集《星空》，随着诗人经历、志趣、情怀的变化，这一类“冲淡”风格的诗逐渐多起来。《天上的市街》等都属于这一类。
       但格调高亢、气势雄健的诗仍时时可见，并且影响着他的“冲淡”诗。这里，应该看到的是，郭沫若的“冲淡”诗，由于交融着新的时代特征和诗人的创作个性而具有着与我国古典诗歌不同的特色。在将恬静悠远的情思表达得自然而有情趣这一点上，同古典诗歌的“冲淡”风格一脉相承，但它们在冲淡中没有隐逸遁世的情味，宁静中避弃了不忮不求的淡漠态度，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渗透在这些诗的意境中，甚至强烈到人与自然融合为一，呈现出清新、开阔而又宁静、幽深的诗境，因而显示出一种新的“冲淡”诗的风格特色来。
       如《夜步十里松原》，这首诗中出现了诗人常写的大海、太空等巨大的形象，但他笔下的大海已不是“波涛汹涌”，太空也不是“白云怒卷”，而是“安眠”的海，宁静的太空，再加上用拟人手法所写的“明星”、“古松”，由于作者所寄寓、抒发的情思变化了，便托出了一种与雄浑豪放、刚健粗犷不同的诗的意境。诗中美丽的夜景于冲淡恬谧中展示了开阔幽深的境界，表露出诗人宏大的胸襟和超拔的意向。郭沫若在“五四”高潮时期充满乐观、进取、充实的内心世界，在这种特定的诗的环境中以另一种感情色调得到了富有生命力的鲜明表现，应该说，这也是前进的、革命的“五四”时代风格的一种反映。
       从艺术表现上看，诗中高远幽深的诗境和新的冲淡风格特色是这样形成的：首先是诗人将许多个别形象融合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总的完美形象。诗中采取由远及近的写法。“远望”中，是闪着“白茫茫一片幽光”的大海，头上是显得“高超、自由、雄浑、清寥”的太空。这种景色的出现又是与“无数的明星”“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密切相关，接着以明星眺望夜景作为过渡写到诗人近旁“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这“十里松原”“沉默”不语，不仅与安眠的大海、静穆的太空、闪烁的群星在情调或气氛上相一致，又由近及远，把近景和远景连成一片。而在景中，又都糅合溶解着主观的情。这样，星光下静夜中这大海、太空、繁星和松林四种巨大的自然形象交相辉映、互为补充，便造成了开阔高远、宁静幽深的艺术环境和氛围。
       如果说，在《夜步十里松原》中，诗人的全部情绪由于倾注到海边松原夜景的宁静、幽深的艺术环境中而呈现出类似“冲淡”的风格特征，那么，《天上的市街》一诗有所不同，它的清新、明丽、淡远的风格特色则是借助幻想的形式通过诗人的理想境界来体现的。前者人和自然的融合以直接描写和抒发的方式表达出来，后者人和自然的密切关系则是通过幻想的境界以寄寓作者的人格和理想。
       在《天上的市街》这首诗中，更将星空在幻想的境界中表现得美丽、和谐，用以寄托自己对丑恶现实的不满、愤慨和对美好理想的渴慕、追求。这首诗除了在思想精神上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以外，还在意象的推移和情思的延伸上显得平易、自然和富于人间的情趣，加以单纯而又灵活倩巧的结构布局、别开生面的想象。因此，幻想的世界既别致新颖，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读来真切、感人。
       诗人着力从自己内心体验的真实上写意式的勾出一幅理想中的人生乐园的图景。特别是诗的最后一段，将“流星”的跃动想象为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走，更使这幅幻想中的图景独特生动、诗意葱茏，鲜明地点染出诗人在艰难处境中不失赤子之心的襟抱和情怀，这种独特的感受和别开生面的想象也是作者对艺术幻境进行苦思及精思的结果。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节，但构思巧妙、想象独特，加以虚实相间、粗细得宜的多样手法的运用，将“天上”和“人间”，理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使完美的幻想的境界得以创造出来，从而达到了艺术真实。
       二、“锦心绣口”谱情歌
       在文学史上，爱情，作为人类文明所哺育的一种精神生活，它在文学作品中必然得到反映。随着历史上文学的民主性和革命性精华的积累，它常以健康的和富有理想色彩的各种独特面貌留存在文学作品中。但是，在我国，封建时代旧文人的情诗，受到礼教和婚姻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文人笔下真正将爱情放在重要地位上的男女平等互爱的情诗，很少见到。那些大量的“思妇”“闺怨”“寄外”“寄内”“悼亡”之类的诗歌，只是限制在“由父母包办”的“那一点夫妻之爱”的范围内，并非科学意义上的近代的爱情。由于这种历史条件的局限，旧时代文人的情诗不可能具有与传统思想决裂、冲决封建罗网的自觉精神，在情趣和意境上，也只能是寄托遥深、意境朦胧，或雍容典雅、含蓄不露的。到了五四时代，在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运动中，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成为了整个革命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情诗也在内容和意境上有了新的面貌。这些情诗“率直行诚，无所讳掩”，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语），表现了新时代青年人思想意识的觉醒，具有着反抗伪俗陋习、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积极作用。在题材上也有独特的发现和艺术表现上属于作家门自己的创作。郭沫若的《瓶》以及散见于其它诗集中的情诗，便和五四时期一些优秀的爱情诗一样，表现出鲜明的开放的倾向。这是真正近代意义的爱情，内容上妇女不处于受歧视的从属的地位，男子祈求女子允诺，感情浓烈真挚，表达大胆直率，是真正出自内心的爱情的“告白”。《瓶》中的爱情诗还由于熔铸着诗人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它们往往呈现出“郭沫若式的爱情，郭沫若式的情歌，郭沫若式的锦心绣口”（张光平：《论郭沫若早期的诗》）的独特风貌。从《瓶》可以看到，爱情表白的露骨的直率，如醉如痴的激情，自然流畅的内心独白，新颖、独特的想象、幻想方式，都确实是郭沫若式的。
       在《瓶》中，作者构思了能够激起浓烈恋情的特定环境:一位年近中年的诗人对于一位住西子湖畔比他小十岁的美丽、善良、多情的少女产生了热烈的爱情。这位少女对诗人很尊重，爱慕他的才华，却不能产生超乎友谊之上的感情。然而，她的品格、教养和温柔、娴静的性格又使她不能断然地、粗暴地对深深热恋着她的诗人，她的态度是诗之以友谊，拒之以礼。这样，一方是如火如荼，如醉如痴，另一方是冷淡礼貌、勉强周旋，于是，焦渴的期待、温柔的憧憬、如狂的痴想、奇特的幻境等便油然而生。
       如《瓶》第八首结构极独特、新颖。诗人设想自己和姑娘在一起，然而二人并非单独相处，而是置身于公开的场合。正是在这种二人羞于公开接触的场合中，大胆地袒露了“我的神魂已经把你拥抱”的炽热恋情，犹如“白云抱着月华何曾受毁”的表白。这种构思突出了主人公毅然和礼教、习俗战斗，而又怕毅然和礼教、习俗战斗极其矛盾的心境。
       不能说郭沫若的《瓶》完全没有客观的内容意蕴。如上所述，他的情诗所具有的破除封建束缚的开发性质，正是五十时代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部诗集显然缺乏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恩格斯在评价《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时候，一方面指出了维特这位“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的烦恼，是“市民的幻想”和“悲叹”，反映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因而具有一定的不满封建等级观念，要求个性解放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这部小说并非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所说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的内容，指出了维特的“烦恼”是“绝望的哀号”、“可怜的哀泣”，他的徇情自杀也是一种“病态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39-40页）。郭沫若的《瓶》在体裁上不同于小说，但突破“自我”的圈子直接融合、概括更多的意蕴就会更有社会意义。郭沫若说：“《瓶》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郭沫若诗作谈》）。这个表白，说明作品沉湎于自我的抒发，流露出幻灭、颓丧的感情，也是为作者自己所否定了的。因此，应该看到，这部诗集正是反映了作者曲折前进的心灵历程的。
       三、闪光的、隽永的“象征”
       诗人艾青说：“一首诗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还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诗论》）诗歌这以小见大，从有限见无限的特征和作用，可以通过多种构思和手法来达到：有的借助富有特征性的小景物或生活细节的刻画来唤起大的境界，表现重大内容；有的托物兴怀、感悟咏志，让寄托于物的思想裹着感情的血肉抒发出来，以寄寓作者的情怀，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有的则托义于物，以特定的、有限的形象作依托，采取言在次而意在彼的象征手法创造意境，具有寓意深远、超越时空的作用。《骆驼》的构思和手法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在这首诗中，诗人不满足于一般地对党直抒胸臆的讴歌和对党的光辉业绩的形象的再现。他发挥了更大的主观独创性，运用了更丰富的想象，着眼于党的思想精神的实质，着眼于党的形象的全体，创造了“骆驼”这一含义双关、概括力极强的象征性形象。这就是说，诗中任重载远的骆驼，导引和卫护着旅行者从“黑暗”走向“黎明”，又不止息地进行“长征”的骆驼，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伟大形象的象征，成为了党的光辉业绩和不断变革“长征”精神的象征。
       应该知道，像这种带哲理性的象征性形象的创造，因为是在“有形之外，无兆可求，不落迹象，难着文字”，弄得不好是很容易概念化的，然而这首诗并没有这种毛病，它真正做到了“缩虚入实，即小见大”（钱钟书语），创造了能够唤起美感、引人联想、发人深思的形象性形象。作者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下面两个原因是重要的。
       首先，诗人在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之间的某种类似和联想以揭示象征意义的时候，对作为依托的象征物的选择和被象征的对象的设定，都充分地考虑了一定的经验条件，即一定的民族、时代、阶级的人们达到生活经验和审美角度。在这首诗中任重道远、被看作“沙漠之舟”的骆驼，它的特征和所可能展示的象征意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作为被象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及其丰功伟绩，更是中国人民感受得最为亲切和深刻的。这样，当诗人抓住“骆驼”与“党的形象”之间的某种类似和联系，进行刻画和表现时，人们不需要作过多的思考就会从二者之间的关联上领会到“骆驼”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诗中“骆驼”的形象之所以避免了有些象征性作品容易出现的或空洞抽象或者朦胧晦涩的毛病，而呈现出既清晰明朗又寓意深远的特色，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首诗并非简单地用象征体来代替象征意，而是通过独特的构思运用多种手法来勾勒、突出象征体的特征，从而使人们从对象征体的描绘、抒写中，清晰而多方面地领悟到它的象征义。
       综上所述，可见诗人不是简单地用“骆驼”来象征中国共产党，而是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运用多种方法将“骆驼”这个象征体的内涵揭示出来，艺术地展现骆驼导引和卫护旅行者前进的历程和精神面貌，从而赋予“骆驼”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从生活全体着眼的构思和表现方法，借助象征来做到“物小蕴大”，更有利于强烈而集中地表现对象，更利于造成深远的意境。“骆驼”的形象不由得引起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总体形象的丰富的联想。
       这首诗在形式上，虽然行无定句（诗行长短不一），章无定节（诗节行数不一），押韵也比较自由，但在参差里显得和谐，繁杂里显得单纯，加以语言平易、简劲、含蓄、凝练，因此，在五节三十二行的短小篇幅里熔铸了大开大阖、高度概括的内容，在自由质朴的形式里充溢着诗的意趣。古人云：“诗宜朴不宜巧，然必之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浓后之淡。”《骆驼》一诗在风格上便有这种“寓巧于朴”，“寓绚于素”的特点。
       回顾历史，看看郭沫若的抒情短诗，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思想内容上，郭沫若的抒情短诗虽不见有驳杂之处，但那股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激流，始终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社会主义的倾向更令人耳目一新；在艺术形式上，创建了崭新的自由诗以及现代格律诗，其中虽不能说绝对没有“古”和“新”“洋”的痕迹，但在那个历史环境里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就向人们宣告：近代诗歌史上长期酝酿的革命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真正的成熟的新诗诞生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创举啊！邓小平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可谓盖棺之论。
       耿怀海，江苏华士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