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自是一家”论的内涵
苏轼词论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信及宋人所撰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中，约有十余则，言语颇简约，不如其诗论文论丰富系统。后人将苏轼的词论概括为“以诗为词”，而苏轼自己打出的旗号是“自是一家”，且这一旗号显示出了苏轼革新词风的目的和信心，显示出了苏轼词论的特征和意义，故而笔者赞同用“自是一家”论来概括苏轼的词论。
为了便于讨论苏试“自是一家”论的内涵，也为了下文多次引用的方便，现将苏试词论数则征引如下：
①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②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俞文豹《喻剑录》）
③后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改矣。（《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
④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尝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叶梦得《
避暑录话》卷下）
⑤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畦《侯鲭录》）
⑥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跋黔安居士渔父词》）
⑦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与陈季常书》）
⑧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与蔡景繁书》）
⑨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题张子野诗集后》）
由上述数则可以看出苏轼“自是一家”论的内涵。首先，由①②可看出苏轼“自是一家”论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是针对柳词而发的，苏有意与柳永唱反调，有意创作一种与柳词不同的词风，而且对自己的成功颇为满意。
其次，由③④⑤可看出，苏轼并非全盘否定柳词，他反对的只是柳永词风的“气格为病”，即柳词俗艳阴柔之风。
再次，由①②⑥⑦可看出，苏轼开创的词风是具有唐诗之韵，诗人之雄，壮士演唱，场面壮观，呈现出阳刚之美。
最后，由⑧⑨可以看出，苏轼革新词风的方法是以诗为词，即用评诗的标准来评词，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汤衡《张紫微雅词序》云：“其后元佑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豪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1]即明确指出苏轼开创了以“诗人句法”填词之先河。
二、苏轼“自是一家”论的偏失
苏轼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进词坛，有意识地革新词风，别开新境，本无可非议，但是他们这种革新词风，是以消弱词的体性为代价的，革过了头。
苏轼淡化了词的声律特征。他的词多有不协律者，宋人已论之，如黄庭坚说：“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赵令畴《侯鲭录》）晁补之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评本朝乐章》）李清照说：“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词论》）彭乘说：“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墨客挥犀》）
清代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云：“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是’字读断，论意则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2]又说《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花’字断句。”这种词显然不适合歌唱，只适合看，试想想看，听曲的时候，歌伎依谱唱道“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样断句谁听得懂，而不这样唱，又不合调，唱不成，于是这种不合律的词成了案头之作。
苏轼之前，文人词创作已久，但从中唐到宋代，从白居易到柳永，文人词一直是供歌伎传唱，未与民间音乐脱离关系，但从苏轼开始革断了这种联系。
总而言之，苏轼“自是一家”论故然扩大了词境，转变了词风，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但是是以牺牲词的音乐特征为代价的，他故然开创了豪放词风，展现了新的美学风范，但是也将文人词由供歌伎传唱转向供文人传看，他使词成为了一种抒情诗体，而不是原本的词的，苏轼写的是词诗，而不是词，音律对其词的意义只是一种格式，而不是传唱。苏轼“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3]但歌唱者未必就自振。龙建国《唐宋词艺术精神》在第九章中曾写道：“苏东坡的‘豪放词’已失去了词的审美特征，根本不值得称道。其‘以诗为词’实质上是撤换词的艺术精神，改变词的本体特征，把词变为既符合儒家诗教准则，又符合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情趣的长短句诗。”[4]此说不无道理。
三、苏轼“自是一家”论偏失的原因
首先，在于苏轼革新词风的动机不纯。苏轼“自是一家”论是针对柳词的，是有意与柳永一争高下的，上述引文①②即是例证。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跋戚氏》载，元佑八年，苏轼为定州安抚使时，有歌者欲于席上唱柳永词《戚氏》，“意将索老人之才于仓率，以验天下之所向慕者。”[5]苏轼则用“戚氏”词调当场填了一首词，其“随声随写，歌竞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苏轼这一举措，即有当众显露才华，压倒柳永之意。所以，王辉斌教授在《唐宋词史论稿》中云：“苏轼对豪放词的创作，虽然具有革新北宋词风的一面，但从其主观方面讲，则主要在于欲压倒与超过柳永，他这种强烈的功利性文学目的，与韩愈欲与白居易一比高低而导致‘险怪诗派’的形成，具有极强的相似性。”[6]既然有这种敌对性、功利性，难免就会造成认识和判断上的偏差。柳词俗艳，卑弱，但与民间音乐紧密联系，苏轼有意与之抗衡，自然滑向对立面，扩大了词境，转变了词风，却淡化了音律。
其次，受其艺术本体论的影响，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云：“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论者皆将宋人称词为诗余看作宋人轻视词的一种表现，而苏轼还称书法、绘画为诗余。苏轼《书鄢陵王主籍折技》云“诗画一律。”[7]可见苏轼不仅有诗词一律的主张，也有诗画一律的观点。这种“之余”“一律”观点显然不是就体制特征而言的，而是说诗、书法、绘画、词虽然形式差异，但内质是共通的，即表达主体情性，用他的话说就是“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苏轼认为艺术形式是共通的，都是表达主体情性，于是将开发词的抒情功能放到第一位，无形中淡化了词的音乐性。
第三，苏轼性格所致。刘石《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云：“词得天独厚地具有一种传达其它文体所不易传达的幽微窈眇、忱挚深婉的情感功能。因而欲采用此种文体进行创作，就必须具备一种与之特性相吻合的悱恻幽约的情思与细微缠绵的个性。而苏轼豁达开朗、潇洒超旷的性格气质刚好与之相悖，这也就是其‘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风的内部原因。”[8]
四、宋人对苏轼“自是一家”论理解的偏失
苏轼“自是一家”论虽然有偏颇之处，但基于大家功力，作词也不至于太糟，故而时见佳构，然而后学才力不逮苏轼，又误解苏论，导致偏失渐多。
1、苏轼贬斥的“柳七风味”只是其俗艳卑弱的风格，并不否定“新声”小词作为世俗生活和世俗情欲之载体的文化品格。沈松勤先生《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云：“苏轼诗词本一律的观点展开雅俗之辨，主要是为了纠正柳永以来的尘俗词风，而不在于厌弃自温庭筠以来词所普遍具有的世俗文化品格。”[9]晏欧之词与柳词虽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却都是女郎词、俗词，但苏轼不批晏欧词，苏轼自己也写了不少“酒边词”“花间词”“寿词”“茶词”。其词题材广泛，举凡咏物纪游，怀古感旧、酬唱应答，赠别悼亡，怀亲念远，几乎无所不有，但无非都是一己私情，都是世俗情感，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10]在苏轼的词中，我们很难找到像其诗《吴中田妇叹》《荔枝叹》那样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批判意识的作品。苏轼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的宗旨，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是不同的，而南宋复雅派出于复雅的目的，将苏词标举为旗帜，提倡载道化国，实际上是忽视了苏词世俗的品格，而发展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弊端，越走越远。
2、苏轼词多有不协音律之处，但是其不协音律是其医治柳俗带来的副作用，是其词论强调抒写主体情性而在创作上不自然地带上的毛病，苏轼并没有说过词可以不协律，苏轼并没主张取消词作为歌唱艺术的特征，苏轼重视词的音乐属性，只是苏轼认为抒写性情是第一位，故而在两者不可兼取时，他就舍弃了声律。然而宋人一方面极力为苏词不协律极力辨解，一方面认同不协律现象，继续轻视音律。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自是曲子束不住”“不喜剪裁以就声律”[11]都是误解，应该说苏轼是为了抒情，不得不放弃声律要求，而能够协律的时候，他还是力争协律。辛派却学之过甚，以文为词，失误就大了。
3、苏轼革新词风是不满时人以“艳科”为准绳，内容偏重写艳情，风格专主婉媚的局面，主张词的风格多样化。从《东坡乐府》看，豪放词约占七分之一弱，其他词或韶秀，或清雄，或清丽舒徐，或空灵蕴籍，五彩缤纷，不拘一格。这就表明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宋人却偏举豪放，辛派更是将豪放词发展为豪气词，实属失误之举。刘克庄《后村诗话》论苏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不开阖，千变万态”，[12]宋人能看出苏诗多元化风格，却没有看出苏词多元化风格，或许是宋人为彰明自己的理论而有意偏取苏轼的豪放词。清人冯煦《六十一家词选》在例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13]
苏轼词论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功不可没，但其淡化声律特色，不容放过，如果苏轼在注重词的文学属性的同时，也同样注重词的音乐属性，对词之内容形式兼顾并重，那么就不至于使其对词风、词体的伟大革新，蒙尘于当时。可以说苏轼词论既是宋代词论革新探索的第一批成果，也是宋代词论发展的第一次偏失，遗憾之至。而宋人对苏轼词论的误解和偏取，导致后人没有继承苏论的长处，反而沿着苏轼的错误方向滑得更远，词越来越诗化，甚至文化。
注释：
[1]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王又华：《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王灼：《
碧鸡漫志》，《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4]龙建国：《唐宋词艺术精神》，山西联合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
[5]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6]王辉斌：《唐宋词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7]苏轼：《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8]刘石《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见于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诗词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9]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10]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1]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陈师道：《后村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高新伟，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