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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研究]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作者:刘玉有

《文学教育》 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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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山黑水间走出来的现代女性作家迟子建是新时期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的小说风格独特,个性鲜明。其作品大多以东北农村小镇乡土故人为追忆和书写的对象,用小说将独特的体验构建出一个异彩纷呈的瑰丽世界,描绘一幅幅奇异的北国风情画卷。如倍受人们注目的作品——《北极村童话》、《树下》、《晨钟响彻黄昏》、《日落碗窑》、《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等。
       迟子建秉承和穿越了同为东北女作家萧红的创作,并指向另一片广阔的艺术天地,其小说创作运用多种艺术元素,凸显出作家别具一格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取向。
       一、小说创作中的独特艺术视角——童年视角
       视角,作为一个叙事学中广泛应用的重要概念,它是作家通过具体文本看待外部世界和展示内心世界的特殊角度和方式。托多洛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处观察点出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是具有头等重要确实是事实。”[1]追溯上个世纪中国小说史,采用童年视角作为展开叙述的方式是一种惯用的艺术手法。从鲁迅《孔乙己》开始下承废名的《桃园》皆是优秀之作。在新时期的作家中采用儿童或少年视角叙事更是不绝如缕,何立伟《白色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王朔的《动物凶猛》、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等,而“新写实”的代表人物方方更是以一个刚出生不久就去世的婴儿的眼光为叙事视角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风景》,更加透露出人性的丑恶。在叙事作品中“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动、悬念、乃至情节本身。”[2]可以说叙述视角的独特性为小说艺术的成功注入了活力。
       迟子建在小说叙事策略的选取与意义表达上延续了儿童或者少年的叙述角度,以此作为切入现实世界的依据,体现了她在一种纯真心理状态下对于生命的体认。同时,她又以女性特有的心智结构以及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通过对日常细碎事物的描摹,在对自然诗意生命本能的眷恋与追寻中展现人物丰富而敏感的心里世界和挣扎的脆弱的灵魂,从而使艺术视角穿越了历史回归到心灵本真的境地。
       儿童视角作为一种叙述视角,在作家这里形成了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即使是一些与儿童生活无关的作品,迟子建也喜欢选择一些具有儿童气质的弱者或傻子的视角作为叙述角度,这些都使得作品充满一种浓郁的童话色彩与天真淳朴的气息。如那篇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雾月牛栏》中痴呆儿宝坠,《罗索河瘟疫》中的领条,《灰街瓦云》中的刘签,《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陈生等等。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未长大的少年,他们在文本叙事进程中与儿童视角有大致相同的功能,基本都可以划在儿童视角之内。
       叙述方式和叙述形态与作者感受体验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作家精神结构的外在显现。当然叙述的优劣不能仅仅取决于它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原装的还是继承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是否符合小说的内容和主旨以及作者的理想诉求。迟子建说过:“我喜欢朴素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的真正诗意是浸润在朴素的生活中的,所以我信奉用朴素的文字来传达神的生活这一原则——朴素而意境幽怨是我最羡慕和渴望达到的一种文学境界。”[3]在这里迟子建对儿童视角的偏爱,可以说是缘于她本人浓厚的童年情结,更是基于一种审美价值指向和精神诉求。由于这种视角的选择从而给叙述带来简洁、朴素、灵动,而形象生动的语言风格往往更能体现纯净的特质和明丽的气息。
       二、小说创作中独具风情——地域色彩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既含纳自然景观又包容了人文社会,并以潜在的方式向人们灌输某种存在法则,在不自觉中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活动。当它成为作家笔下意欲表现的审美对象时,它不仅只是作为作家传达自身审美理想提供某个相对稳定的场所,更是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直接影响着小说内蕴的深化和拓展。
       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里论及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形成影响时说过:“首先我们要对民族有个正确的认识,第一先考察他的乡土。一个民族永远留在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身上的乡土的痕迹越深刻。”[4]每一个作家都无法逃脱种族、时代、环境三因素的影响,他(她)终究有一个属于他(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故乡的地域风情和生活习俗早已融入到作家的血脉之中,它已经构成对作家看不见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切入作家的心灵深处,塑造作家的精神结构。从迟子建的众多作品里我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那股东北人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古老黑土地上所散发出的芬芳。迟子建说过:“我出生在漠河,那里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冰雪笼罩着,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是司空见惯的。我外婆家的木刻楞房子就在黑龙江畔,才入9月,风便把树梢经霜后变得五颜六色的树叶给吹得四处飘扬,漫山漫坡落叶堆积,斑斓绮丽。然而这金黄深红的颜色没有灿烂多久,雪从天而降,这时节林中江面都是一片白茫茫。”[5]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在她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优美文字和细腻如画的描绘。在“原始风景”中展示东北那片黑土地所特有的旖旎风光。作家曾经多次表示:“我至今仍然认为天上的那条银河是水,我总想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水。”[6]这种对自然的尊重和亲近,这种略带童真的思想观念,使她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贵的生命存在,人类与它们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她“相信动物与植物之间也有语言交往,只不过人类从诞生之日生就的智慧与这种充满灵性的语言有着天然的隔膜。”[7]从这质朴的语言中可以体会到那个在大兴安岭中长大的女孩独特且带点固执的自然观,她认为“在自然界我们要借一种形象敏感的关照来维持真正的审美态度。”[8]于是作家引领着我们重返质朴丰润的大自然,让我们多一些面向自然,敞开心扉,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宽厚的关爱,同时也体验到与自然共存的莫大喜悦。让我们乐观地对待这个美好的世界,以平和的心境去看待生死与功名。
       迟子建在对民间的持续关照中特别看重那里的风俗和神话传说,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有对民间习俗的精彩描绘和对民间文化的真诚书写,她对它们有种特别的迷恋和信仰。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记风俗多少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带抒情性的,并不流于伤感,风俗画给予人的是慰藉,不是悲苦。”[9]而迟子建的创作在冥冥之中暗合了这种观念,贯彻了这种精神指向。艾特玛托夫在论及神话时指出:“神话和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人民生活经验的结晶,是用神话——幻想的形式表达的人民的哲学和历史的。是人民对子孙们的遗训。”[10]神话是虚幻的,却并非是虚假的,按照原型批评理论认为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现实对象作为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寄托着人们的某种思想诉求或良好的祝愿。生于斯长于斯的迟子建和这土地上的人们一样坚守着可贵的灵魂。在她的作品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神话传说里灵魂的出游,树精狐仙的出没,白衣仙子在树林里穿行和飘忽飞舞。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楚这种现象。”[11]在作品《白雪的墓园》中“我”与父亲的相见,那种感觉何等真切,“每到腊月二十七我们便到墓园地请父亲回家过年,非常喜欢的父亲也会在家里通宵逗着小外孙玩,直到大年初三我们再把父亲送回去。”[12]作家把失去亲人的悲痛化作另一种情感表达,在这里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有的只是脉脉温情的流注。人的生命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人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人间情爱是不会改变的。那片黑土地上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生命的奇迹,丰富着自己的情感体认。大自然的精神启示着人的生命意识,这一切都在作家的作品里得到有力的彰显。
       
       三、坚持女性立场——对女性命运进行持久言说与关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深厚的儒家文化与封建道德意识形态过分强大而对人们思想造成桎梏作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男性主流叙事话语是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利话语,而女性话语权则基本上处于边缘状态,甚至到了缺席的境地。女性作家的创作更是很少被人提及,而文学批评也出现令人气愤的漠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第二次涌入,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催生下,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叙述话语才得以“浮出历史地表”,成为显在的事实。而且它一出现就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立场。
       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有众多个性鲜明的作家,迟子建算作一位,当然没有创作个性的作家也不会长久存在,它至少表明一位作家鲜明的写作立场和持久不变的关怀是十分必要的。迟子建与同乡作家萧红相比没有她的决绝与沉重,即使与同时期的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的私人化写作相比也没有她们的大胆与无所禁忌。作家以一个纯真女子的目光去打量小说里女主人公的命运,去讲述那些令人心酸的故事。作家自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和修辞策略,在单纯明快的童话情结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强烈的性别意识。
       在她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一些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原始风景》、《麦穗》、《逝川》等小说。温婉中透露深刻,细腻中见真挚,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个个原本天真烂漫,自由率真,对生活充满热爱和美好愿望的美丽女性,但这些鲜活的女性生命却在传统性别观念的无形挤压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世界里,渐渐失去作为女性个体所应该具有的锋芒与特质,一步步沦为麻木怯弱,谦卑温顺的妇人。作者在描述她们的命运时没有停留在女性经验的浅层表象上,她在努力阐释当前的女性是怎么慢慢沦落到失语的境地,去挖掘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同时对父权制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去暴露其对妇女压迫的强制性和残酷性,以及女性对它的容忍和令人悲痛的逆来顺受,读她的作品我们可以真切感觉到丝丝悲凉和酸楚。
       在《麦穗》这篇作品里,作者继续沿用童年视角,以一个名叫“麦穗”的男孩子作为故事展开的叙事角度,讲述他的妹妹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由一个活泼天真、自由自在的女孩变成一个麻木呆滞、安分守己、丧失理想和希望的“妇人”。展示了一个鲜活的女性个体是如何在社会家庭的压力下,逐渐被一步步压抑为传统文化早为女性预设好的现实角色。如《原始风景》里美丽泼辣的二姨,“做的饭菜把整整一个家庭的人都弄的饱嗝连天”,娇憨、任性的小姨小鱼在父母的宠爱下无忧无虑,自有一番别样的天真和质朴,但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悲剧的宿命。从这些场景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理早已渗透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植根于人们思想意识的深处,它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对女性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认同和肯定,也束缚着女性自我独立人格的完善和发展潜力的开掘,并成为导致女性主体丧失和悲剧命运形成的根本原因。
       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家弗洛伊德曾以男性性征为依据来说明男女的性别差异,他以男为“有”女为“无”的二分法性别语码推断出女性缺乏创造力,女性是“空间”而没有“填塞空间”的能力。而迟子建的小说中女性个个聪明果敢、执着坚韧的品质决不逊色于作品中任何一个男性,然而在小说结尾,她们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牺牲自我追求、丧失自我主体意志而去换取一种平淡的生活。正如西方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曾经尖锐地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步形成的。”[13]从作家切身的悲剧体验里看到,女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作家自己独特的生命体认。迟子建基于个人灵性基础上的叙述反抗,带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脆弱性,她借助于一些神秘的、充满童话色彩的描述中去展示女性永无归路的宿命。
       以上我们分别从三个方面对迟子建小说艺术特色进行了一次清理,它们只是使得我们解读作品变成一种可能,其实这三个方面是无法涵盖作家全部精神实质的,就这三个方面来说也存在着明显的交叉和重叠,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作品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包容。
       参考文献:
       [1]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 文能、迟子建 畅饮“天河之水”[J].《花城》1998年1期
       [4] 丹纳 艺术哲学[Z].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5] 迟子建 清水洗尘[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6] 迟子建 女人的手[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0.
       [7] 迟子建 假如鱼也生翅膀[J].《山花》2001:1.
       [8] 黑格尔 文学(1)[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 汪曾祺 谈谈风俗画[A].汪曾祺文集(文论卷)[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10 艾特玛托夫 艾特玛托夫论神话创作[J].陈学讯译.《民族文学研究》1987:5.
       [11] 卡西尔 人论[Z].甘阳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12] 迟子建 清水洗尘[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13] 西蒙·德·波伏娃 第二性[Z].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刘玉有,男,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