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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令人景仰的地位。他不仅是位画家，其漫画脍炙人口，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其文风格独特，集儿女情趣与人生哲理于一体，显示出淡泊平和，雍容恬静的大家风范。丰子恺是20年代后期以画家身份客串文坛的，当时散文大家林立，如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梁实秋、林语堂的隽永幽默，鲁迅的冷峻深沉，而丰子恺的系列散文《缘缘堂随笔》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蜚声文坛，其主要原因就如日本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所言：“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1]
       这种看似浅显却韵味深厚的风韵究竟来自何处，谷崎润一郎并没有明确指出来，其实这正 是由于丰子恺散文中流露的浓厚的悲天悯人的宗教意识所致。朱光潜在《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中说：“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即在20年代有着传奇色彩的李叔同。他对丰子恺思想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李叔同出身于天津富商家庭，才华横溢，倜傥风流，早年留学西洋学习西方绘画、音乐、戏剧等，于文学书法，音乐绘画无所不通，在事业正值巅峰之际，突然顿入空门，芒鞋破钵，成为修习律宗的苦行僧。丰子恺早年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在李叔同出家后不久，三十岁生日那天，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成为一名在家居士。因此在他的文中，多从佛理的角度来阐释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以宗教式的思维方式来观照人生。“从创作的角度来看，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大致包括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在作品中表现一些接近佛理的人生思考和生存感受；二是作家将佛教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分析的对象，用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对佛教文化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解剖与透视；三是作家对于佛教文化景观的文学性描述。”[2]显然丰子恺属于第一种。他不仅把佛学作为一种研究探讨的对象，更主要的是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支柱，融化为一种生存哲学了。这一方面有其恩师弘一大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从民国元年到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华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候，社会动荡不安，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佛教关于人生是苦海，世道变幻无常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丰子恺的共鸣。因此他在文中除了表现小儿女天真无邪的生活情趣之外，更多的也表现出佛教中悲智双运、利他无我的大乘菩萨行精神。
       “悲”，即慈悲。即对众生有悲悯救度之心。佛教中有大、小乘之分。小乘是自己证得罗汉果位后再去度人，大乘是自己修行的同时也去帮助别人，甚至舍去自身性命也在所不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对于以解救天下众生于水火之中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而言，大乘教义显然是具有亲和力的。丰子恺等一大批现代作家近佛的主要原因是对释迦牟尼救世度人的宏大誓愿的推崇，以及对其为救度世人而甘愿承受无量苦难的伟大人格的钦佩。《阿差末菩萨经》（卷4）讲道：“能舍己安而度众生”。“众生无尽，仁不可限，故曰菩萨大慈无尽”。“菩萨”即是“菩提萨埵”的缩语。《佛地经论》（卷2）：“具足自利利他大愿，求大菩提，利有情（即众生）故名为菩萨”。在丰子恺的散文中，这种利他无我，舍己为人的宗教情怀都是通过日常点滴的生活小事表现出来的。
       在《还我缘缘堂》一文里，写他在逃难途中，接到邮信，说是上海沦陷，而他精心设计布局，“形式朴素，不事雕斲而高大轩敞”的缘缘堂，在战火中被焚毁，得此消息，家人和逃难的亲戚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有的可惜衣橱的衣服，只有“我”默然无语，家人猜度“我”正在伤心，其实他们的猜度是完全错误的。“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闻知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此时的我“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在别人为自己的财物而忧虑时，“我”却在牵挂着远方的亲朋好友以及在战火中阵亡的将士及逃难的百姓。这种将钱财屋舍视为身外之物，而心忧黎元的精神，正是大乘菩萨行精神的体现。
       丰子恺以慈悲为怀，利乐有情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日常待人处世上，还推己及物，对植物动物也都抱着平等、悲悯的态度。他相信万物有灵。在《白鹅》一文中写道：“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绘制《护生画集》，在此后的几年间，断断续续作护生画六集，共一百幅，《护生画集》的内容，多宣讲佛教的爱惜生灵，戒除杀机。他在1938年《劳者自歌·切勿毁之己》中说的明白：“《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蚁，或者想供养蚂蚁，之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
       其实真正大慈悲心的发起，是以对人生澄澈明达的洞察为基础的，没有真正的大智慧，就不会有彻底的大悲心。佛教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地方在于它以觉悟为本，否定外在的神和权威而重自身的净化。佛者，觉也。佛是彻悟了人生及宇宙规律的大智慧的代表。相传释迦历经六年苦修而终不得解脱，最后在菩提树下静坐睹明星而顿悟：“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众生因执著于现实物质世界，欲望膨胀而遮蔽本性，因此在苦海畏途辗转跋涉，终不得解脱。其实按佛学教义，万物唯心造，一切物质世界都由因缘和合而生，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因迁徙流转、变化无常，而空无自性。
       丰子恺始终是一个对人生终极目标持浓厚兴趣的作家。他深谙佛理，虽不会像其师李叔同那样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更大满足而出家去当和尚，但对自身原本空相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在《家》中写道：“四大的暂时结合而形成我这身体，无始以来种种因缘因凑合而使我诞生在这地方。偶然的呢？还是非偶然的？若是偶然的，我又何恋恋于这虚幻的身和地？若是非偶然的，谁是造物主呢？……我是无‘家’可归的。既然无‘家’可归，就不妨到处为‘家’。”[3]他在认识到自身原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组成的同时，反而有了一种豁达的平和，既然无“家”可归，那就处处为家了。
       但他对人生的思考决不止于此，既然人生最终落于空相，为何众生还在红尘中执迷忘返？在《渐》一文中，他发现了造物主的伎俩：那就是“渐”。人从年轻到年老，都是在变化极微的过程中实现的，因其变化缓慢，因此很难让人觉察。“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4]
       丰子恺对人生的思考是深入而睿智的，正因如此，他在文中才会有更多的对童心的赞美与倡扬，同时悲智双运的宗教精神也使得他无论是作人还是作文，都表现的那样的淡泊与平和，至今想起，犹令人钦佩景仰。
       注释：
        [1]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第28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4]丰子恺：《静观人生》第189、5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郭青格，河南焦作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