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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年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写过一篇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概括了张爱玲大多数小说的主题——以女性为主角诉说“恋爱与婚姻”。这不免让许多读者心生疑惑：主题如此集中，文学创造的多样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如何体现的？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是否因此而显得单薄？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婚姻的类型，以此为大家展示一个既有典型性又有特殊性的婚姻世界。
       1、媒妁婚姻中的被动
       当代社会学学者邱泽奇在《社会学是什么》一书中明确的提出：“‘父母之命，媒妁之约’，认为婚姻不是个人的事情，是要由父母做主的。这就是50年前人们建立婚姻的基本准则”，而这“父母做主”结成婚姻的各因素中，“相配”占着相当重的分量。“相配”包含的因素很多，在“50年前”的旧式婚姻中则局限于“门当户对”，这便是社会学中的“同类婚”。“同类婚”的存在，在人类漫长的婚姻史上戕杀了众多青年男女美好的爱情，这一现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茉莉香片》中老姨娘的一句“常熟言家再强些也是个生意人家”，便把冯碧落美好的憧憬扼杀在襁褓中。《金锁记》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破坏作用发展的极致。有学者认为，曹七巧是因为对金钱的无比渴望使自己走入了姜家的婚姻，未免过于偏颇，早年傅雷先生就曾说明，在作品里对七巧“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确实如此，七巧年少时亦是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的，“十八九岁的时候……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有点真心”，然而她被贪财的哥哥贱价许了姜家作“那没有生命的肉体”的姜家二少爷的姨太太，她按捺住了自己内心的情感需要，“死心塌地的服侍那病人”，正是这无奈的婚姻成就了曹七巧之后令人唇齿发寒的悲剧。《创世纪》中的紫微，如她年迈的父亲所考虑的：“她是不能爱，只能够被爱的，而且只能被爱到一个程度”，结果被出兵边疆的老父寄回的一封电报成全了一段“受了屈的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旧式婚姻就这样无情无义地剥夺了青年女子爱的权利与机会，以至她们一生憔悴的断送，全在那几个黄昏了。
       2、“空房”婚姻的无奈
       “结婚作为婚姻关系的形式化程序，是为了说明和昭示将完成的婚姻关系（在许多地区通常叫做完婚）符合社会的基本规则和准则，男女双方的性的结合具有合法性，两性关系产生的子女具有合法性，将来可能派生出来的新的社会单元（新家庭）也具有合法性”，“人类大多数社会恪守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但也不意味着不存在婚姻以外的两性关系”，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时代中，这“一夫一妻”的规则是不存在的，所有“婚姻以外的两性关系”皆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纳小”的方式使之合法化，甚至还有官方文件的支持（《等》中提到，“蒋先生下了命令，叫他们讨呀！……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都为了公务人员身边没有人照应，怕他们办事不专心——要他们讨呀！”），于是所谓的“原配”只得屈就“二线”，她们的婚姻，原本也怀着许多被爱的期望，就这样被“合法”地粉碎，消失在一个个散发着陈年木香的空房中。《相见欢》中的伍太太虽然婚后在国外过了几年平静日子，然而，伍先生“一回国，进了银行界，很快地飞黄腾达起来，就不对了”，后来又去香港经营企业，带走了与他生了儿子的女秘书，伍太太只得带了一双儿女留在上海，她释放的情感无处寄托，只得与少女时的姐妹荀太太维持着关系，正如一位研究张爱玲的学者发出的感叹：“少女时期发生这种同性恋爱还不算太反常，而一直维持到婚后很久却是耐人深思的”，其实这正是一位“独守空房”的女人的无奈。当然，在张爱玲一系列的小说里，并非每位太太都会走入“空”的房屋，不过，我们又几乎不能发现一位婚姻美满而幸福的太太，这些太太与丈夫朝夕相处，可内心深处早已被薄情的丈夫抛入空落的境地，这无形的“空房”使她们遭遇着与真正的“空房”太太同样的悲苦。《鸿鸾禧》里娄太太直到儿子成亲了，才明白“结婚并不是那么回事”，她知道“若是旁边关心的人都死绝了，左邻右舍空空的单剩下她和她丈夫，她丈夫也不会再理会她了，做一个尽责的丈夫给谁看呢”，幸而临到最后，她朦朦胧胧地明白自己已厌恶了好要名声的丈夫以及“在旁看他们做夫妻的人们”，然而她又陷入这“不是那么回事”的婚姻中太深，娄先生对新儿媳开了个“玩笑”她不知所以，却还例行公事似的大笑，而且“笑得最响”，她的悲哀全凝聚在一双睁大的笑眼里！《花凋》中郑夫人与郑先生的婚姻也是让郑夫人“灰了心”的。她日积月累着满腹的怨言，从那怨言里又分明摆着这位做了母亲的女性内心里意识的萌动：“一个女人，要能自立，遇着了不讲理的男人，还可以一走”，这种想法不竟令笔者对这个“美丽苍白，绝望的妇人”刮目相看，她满口的新名词，很有买弄之嫌，但这想法确实是蕴藏在她那沉积已深的潜意识里的，只是这一时的一吐为快，终究未能改变她的命运——“可怜做母亲的一辈子就这样牺牲了”，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位对婚姻充满失望的女性对自己一世的悲痛悼言。其实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不乏这样的人物的，这都是现实社会中这一类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3、功能婚姻中的失落
       邱泽奇先生的《谈婚论嫁说家庭》一篇，不仅以一个社会学学者的眼光剖析了婚姻形成过程中的各类现象，对婚姻的载体——家庭也作了细致深入的阐释，并重点指出了“家庭”的三类社会性功能：“生养”、“社会化（含情感）”，以及“经济”。那么以此为尺度，我们再来审视张爱玲的小说，笔者不禁再次佩服她对生活反映的深刻全面。张爱玲纷繁的小说世界中，不少的女性十分明白婚姻家庭的功能，各自有各自的状况，选择了包含不同内容的婚姻。《十八春》里的顾曼贞与祝鸿才的结合是“生养”这一婚姻功能催化的结果。而重视婚姻中的情感因素并为之付出太多代价的当属《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这一个原本单纯、自信、希望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无可奈何地“自愿”留守在以姑妈为中心的“阴森森的世界”里，原因之一便是她不可救药的爱上了虽喜欢她却不尊重她，“朝秦暮楚、二三其德”的乔琪乔，因此薇龙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为了爱而敢于牺牲的可爱女人，只可惜在乔其乔与梁太太面前，她的爱贬了值，她的自信也幻灭了，直至人格的丧失。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张爱玲的小说里，大多数女性是无法自立的，因此这其中的许多女性便看重了婚姻家庭的经济功能，得了“拜金主义”的病，这是较前两种现象更为可悲的遭遇，这些女性，她们的心灵完全被金钱的欲望束缚着，无法正常的喘息，只可惜她们自己竟蒙蔽了双眼，无法真正体味在金钱中精神的失落，或许她们的灵魂有过挣扎，可又被她们空虚的欲望所掩蔽，留在旁人眼里的就只有那一系列贪婪的举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不顾家人的阻拦，不惜与哥哥断绝亲情，有点讽刺的豪情般跌入自己亲手打造的金钱婚姻的漩涡里，荒废了青春，后来竟又拉上了亲侄女儿葛薇龙为她的这种生活陪葬，她本想给自己一个富丽堂皇的命运，而这一切怎么也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了。《留情》中的淳于敦凤也一样地为了金钱而出卖着她自己的下半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她在前夫去世后一度陷入的困境让她有了如此落魄的行为，而她与米先生之间的隔膜也是不知几时才能抚平。如此看来，执着于婚姻的某种功能的女性，她们如此容易将自己埋没其中而没了个人存在的自由和尊严，这是她们命运与精神的同步失落，同时也潜藏并显露出她们面对婚姻时万分的无奈，凄凉的力量又厚了一重。
       其实，邱泽奇先生在提出婚姻中的“媒妁之约”、婚姻中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缔结后家庭的功能时，并没有把这三个特征割裂开来，也就是说，笔者所提出的媒妁婚姻、“空房婚姻”和功能婚姻在实际的生活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内，并非彼此独立的婚姻类别，三种类型所具备的特点往往交互渗合在一体，在张爱玲谱写的女性婚姻中，这一点的存在又再一次提升了她创作的魅力——一段婚姻如果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个类型，已经足够让作品的欣赏者体味人物的不幸了，但凡同时处于两个或三个类型中，作品中沉重的氛围和引人悲恸的力量就更深厚了！
       陈云，女，湖北武穴市人，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