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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后代以及洋场社会里都市男女的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正是她所关注的，构成了其小说的苍凉世界。
       阴沉灰暗散布着死亡气息的光影之中，在深宅大院中晃动着一些影象模糊步履蹒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极力地保持某种威仪，却又满脸沮丧暮气沉沉，全无生气。他们生存的意义似乎只剩下等待那行将就木的最后一日。在等待中依靠回忆打发日子，依靠彼此无聊的争吵和传播笑话趣闻为死寂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他们离不开旧宅院旧文化，鸦片和姨太太，在旧家规中回味昔日的辉煌，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怨女》中的姚老太太……
       张爱玲对她们的描写异常尖刻，嘲讽多于怜悯，但她对这些遗老形象的描写也缺少了力度， 在小说中他们只是一群模糊的影象。身世简单生存也简单，仿佛他们生活在遥远的记忆中，渐渐的也成为一种记忆。这和张爱玲的身世年龄也大有关系，她与旧式家族里曾经显赫的人物有着不小的距离。而她的年龄让她不可能与这些祖辈有过多深的交往，只能隔着遥远的距离看到他们模糊的影象，因而对他们的理解难说有多深。
       而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遗少，她曾在《花凋》中这样描述郑老先生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1]，这正是对他们最好的比喻。他们永远是遗少，不会再成长。精神的生命已经死亡，一生一世只会在旧宅院和遗产中消磨物质的生命。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曾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承袭祖荫为官入仕，是上一辈对他们的希望。然而辛亥革命却使他们旧有的生活轨道突然断裂。上一辈人并没有培养起他们立足现实的能力，他们的生活能力已经被弱化，只能在锦衣玉食中活命。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家兄弟也曾在外面努力过可最终还是一败涂地却说是妹妹的晦气使他们亏了本。
       在丧失政治地位的初期阶段他们还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成天躲进花天酒地中寻求心理平衡。然而坐吃山空，破落户的日子终会来临。破败和衰朽已不仅仅是一种征兆，而是实际的生活状态。他们不仅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没有回忆。他们没有开创基业的光荣历史可回忆，睁开眼就生活在长辈已经创好的基业中，享乐就成为生活的必然。而辉煌的家业发生变化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习惯，只有继续在物欲享乐的轨道上滑行。末世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每一个人，惶恐不安渗透每一个心灵。于是“及时行乐”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得过且过放浪形骸，今朝有酒今朝醉，撒尽千金不顾后来。一步一步的败家，破落之后在经济困境之中不惜抓吃骗拿，不顾廉耻。《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未分家就已经开始败家，偷偷摸摸花大家庭的公产，狂嫖滥赌分家之后更是肆无忌惮放开手脚败光自己的一份家产又试图以“情”来骗取嫂子的家产，还有《创世纪》中厚颜无耻的匡仰彝，《多少恨》中的泼皮无赖虞老先生……
       张爱玲对这些遗少们的无耻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她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有清晰的认识。因为她的父亲就是一个遗少，这些了解来自对她自己父亲的了解，再加上她与父亲的尖锐冲突及对父亲种种作为的反感与厌恶，于是遗少在她的小说中有着很生动的描绘，正如她在《多少恨》中说的“真正了解一定是从爱而来的，但是恨也有它的一种奇异的彻底的了解。”[2]
       张爱玲极力描写的还有一群人，那就是贵族世家的年轻一代。他们出身于辛亥革命前后，家族已经没落，他们没有体验过家族的辉煌盛景。睁开眼看到的就是长辈们政治上的失意，经济的日渐困顿。没落与怀旧的情绪浸润着他们的心。然而他们毕竟年轻，他们只有在现实中去寻找生存的位置。遗老们可以躲进历史与回忆中去品位余生，遗少们可以迫不及待的抓住现在及时行乐。而年轻一代没有过去也无法抓住现在及时行乐，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家族财产大权，也看不到掌权的希望，因为他们已无钱可掌。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没落世家的年轻一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只能乞讨一般的在长辈面前生存，他们为上学零花钱在父亲面前一次次的折磨着自己的情感与尊严。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无法左右自己的现在，而未来更是一段不可知的漫长岁月。但毕竟现实对他们有着吸引力，他们只有各奔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位置。对于那些一无是处没落家族的女孩子们找一个依靠，无论对他们死要面子的长辈还是对他们自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张爱玲用“女结婚员”一词道出了对她们刻薄的嘲讽，但在嘲讽中又流露出对她们无奈的同情。如郑川娥、玉清……只是郑川娥连女结婚员都没做成。在父母不肯出钱治病的凄凉景况下最终死去。而玉清的命运张爱玲是这样描述的，“她是银幕上最后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
       而在张的小说中有另一类人，他们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传统封建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那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等，他们很新派，西洋化十足。他们的性格基调不像遗老遗少那样死气沉沉前景黑暗，也不像没落世家的年轻一代那样萎缩、卑微。在现实生活里他们似乎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这个新旧杂糅与交替的时代里他们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然而，张爱玲以她独到的眼光看透了他们洋装里包裹着的陈旧灵魂，仍然写出了笼罩在这些新派人物内心的荒凉。颓废的生活方式所隐藏的仍然是脆弱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慌。《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本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意担负家庭的责任，然而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柳原这个张狂的人感到荒凉，自私的他终于接纳了自私的白流苏。
       在张爱玲笔下，范柳原等也无非都是城市的浮浪子弟，他们在时代没落的“罔罔威胁”之中生命的存在依然是卑微的。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才能活得得心应手舒适自在。但在那种社会环境里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中，前途未卜，因而这些都市浪子的心理笼罩了浓重的阴影，他们只能凭借他们的小奸小坏及时行乐，求得人生暂时的安稳。
       相对张爱玲笔下的浮浪子弟，“奸坏”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清醒明了的。可张爱玲还写了另一类从表面看并不坏还可以称之为“好人”的都市男女，他们有着更为诚实而平凡的人生与性格，他们不想坏只想平凡而安稳的做个好人。在没有危险危及不到生存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做一点越轨的事，然而他们也做不了自己的主，这一小而又小的愿望常常被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深层欲望所打破。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软弱的凡人。张爱玲注意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有永恒的意味”。“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3]
       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外，张爱玲小说中更多的是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可是却是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4]所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其实都是“软弱的凡人”。即使像范柳原、乔琪乔和遗老遗少身上也有这一特征，她喜欢用参差的对照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化之中有素朴。这一特征在佟振保、罗杰·安白登、吕宗桢、许峰仪父女等人身上更为明显更为突出。
       张爱玲描写这些“都市软弱的凡人”时流露出的是一种尖刻的嘲讽，然而又对他们投以柔和的目光，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抱以理解和同情。毕竟他们在这动荡的现实和时代的沉落中，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但他们在挣扎中，还是无法逃脱凄凉的结局，他们的生存状态给人的审美感受不是悲壮的完成而是“苍凉的启示”。
       统观张爱玲的小说，没落世家的三代人是其重要部分。但在这个荒凉的小说世界里虽然以旧式家庭，遗老遗少为主，又远远超过了这一范围，深入的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千疮百孔的感情关系。人们无可奈何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疏远，充满了荒谬感，这真是张爱玲笔下所体现的“苍凉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花凋·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
       [2]多少恨·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
       [3][4]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
       邓轶芳，河南驻马店市黄淮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