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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曾经将批评分为即时的批评，即报刊文学记者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即大学教授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即公认的作家的批评。我国的批评界就参照了蒂博代的划分方法，将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派批评和媒体批评。在这里我主要谈一下学院派批评。“学院派”和“学院派批评”在一个相当时间里，名声并不佳。许多文学艺术领域似乎一提到“学院派”就与“经院派”混同而含有某些贬意，而一提到“学院派批评”似乎就是僵化、学究气的同义词，即使一些著名的批评家也未能免俗。比如前面提到的蒂博代在对三种文学批评模式进行评估时，就认为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批评”多死守规则，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有迟疑症和沉闷的学究气等等。至于90年代以来，媒体批评对学院派批评“僵化、学究气”之类的冷嘲热讽一天比一天热烈，而大多数读者对学院派批评所发的牢骚就更不用说了，“圈子批评”、“表扬化批评”、“红包批评”、“批评家个性和良心的缺失”等叫骂声不绝于耳。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学院派批评的主体特点、受众、批评家自身理论建设和扩展的艰难以及人们对批评家“圣人”般的苛求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能单将问题归结到批评家身上。
       一、学院派批评的主体特点
       尽管蒂博代指出了学院派批评的局限性，但他也承认，学院派批评的优点在于教授专家们具有良好的学养，知识系统化，深厚的历史感和视野开阔等长处。“职业的批评”（学院派批评）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建构。尽管作家或编辑记者偶尔也涉足文学史这一领域，那也只是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经常游弋于作家、编辑与学者、教授之间，但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无疑仍出于大学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之手。而当你面对学界和出版界时，你更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批评家、小说家、诗人如鲁迅、闻一多、俞平伯、钱钟书、刘大杰诸先生，以及游国恩、王季思、林庚诸先生，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学院派和学院派批评家。他们那种系统化、理论化，知识化的科学精神就要求他们以文学史的眼光和对专业术语的精确追求来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进行职业的，理性的批评。从而不免被缺少理论素养的一般读者认为是枯燥，呆板，没有生气，缺乏个性，说了等于没说。
       二、学院派批评的受众
       批评家静矣曾对学院派批评的读者做过调查。调查显示，读者的人数相对于中国十多亿人口的比例而言，是极其微小的。而且读者的文化素质相对而言也是精而又精的，他们大约百分之七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文学艺术有内行的审美眼光，对理论问题有思考、表达的兴趣和能力，相当一部分读者具有专业水准或本身就是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自己所阅读的杂志有“理论预期”，如果没有有分量的理论文章，他们会觉得这本杂志的文化品位不高，没有灵魂。而且由于学院派批评的载体是专业性的报刊、网站等，它要求受众必须具有进入这种话语空间、知识体系及操作规范的文化储备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学院派批评的受众应当是一些专业人士或者有专业素养和兴趣的人，这种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少数。由此就决定了学院派批评在文字风格、深度、功能、知识背景等方面较之明白晓畅的媒体批评要专业、深刻和晦涩的多，从而也就不易被缺少专业素养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三、批评家理论建设和扩展的艰难
       作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批评家的知识结构直接联系着批评观念，也是其能否有效发挥批评功能的基本要素。李长今在《论文艺批评所需要之学识》一文中对批评家所应该具有的知识素养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他认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有三种，一是基本知识，一是专门知识，一是辅助知识。基本知识指语言学和文艺史学，专门知识指文艺美学（或者叫诗学）。辅助知识有四类，一是生物学、心理学，二是历史，三是哲学，四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越巩固越好，专门知识越深入越好，辅助知识越广博越好。三者缺一不可。确实，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正以火箭的速度更新着，各种文化的碰撞都在我们的文学中体现着，文学理论也是日新月异，所以只有十分深厚扎实的知识素养才能使我们的批评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各学科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专才的数量远远大于通才的数量。而且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人的能量储备都是有限的，对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追求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对于高、精、尖的探索就意味着对广、大、宽的舍弃。批评家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要求他们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要求他们具有广博的非专业知识和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和新生知识的能力，则未免有点为难批评家们了。所以，对于一些专家和读者们所发出的“批评的失语”，“老气横秋缺乏闪光点”，“用新术语套旧观念”，“没有力量，难以给人以心智上的独特启迪”之类的呼声，我们不能一味地找批评家的茬，而应进行换位思考，即批评家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有没有可以理解的原因。
       四、对批评家“圣人”般的苛求
       近年来，“红包批评”、“学术腐败”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确，在主要从事精神生产的批评界，这样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们都反映出批评圈内附庸和媚俗的倾向，暴露出一部分批评家职业水平的低下、人文精神的缺失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必然会导致真正的，独立的，自由的文学批评的死亡。但对此，我仍然认为不能一味地埋怨批评家。因为首先，批评家也是寻常人，也需要生存，因此不可能清高到拒绝物质考虑。而且，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劳动与所得收入成比例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批评家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批评家们为写出一份有理论含量和价值的文章，往往需要查阅大量的理论著作，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们付出的精神性劳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一篇批评文章即使做的再好，也只能得到一两千块的报酬，而扣除查阅和复印资料的费用，最后到手上的稿费寥寥无几。这和批评家们付出的劳动是不成比例的，自然容易使他们产生心理失衡，从而滋生出拿红包的温床。而且对于拿红包这一现象，我认为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批评家在不违背职业道德和批评良心的前提下，得到与自己的批评文章基本上成比例的报酬，那么物质上的满足可以激发批评家写出更具有“含金量”的文章。其次，从事学院派批评的批评家们大多是大学里的教授，而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都规定教授们每年都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而且文章的发表与教授的职称、工资甚至聘任直接挂钩。但真正有影响的核心期刊十分有限，教授们又不可能总是处于能写出理论价值很高的文章的状态。所以，我们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批评家自身的学术懒惰和学术腐败，更多的是要对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进行反思。
       对于当前学院派批评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批评家自身确实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批评家更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独立的、理性的、自由的批评姿态。而面对媒体批评对于学院派批评“僵化、学究气、假装深沉、不说人话”的责难，学院派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媒体批评之所以能与学院派批评平分批评的天下，是因为在传统的刊发文艺评论与批评论文的专业报刊严重萎缩、在众多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从业人员纷纷转行隐退的情况下，许多新闻传媒主动承担了本应由文艺批评肩负的联结文艺与受众的中介职责，在广大文化受众与当下文艺创作之间搭建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它以其鲜活、灵敏的姿态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学院派批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学院批评只有面对新的文学批评现实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在与媒体批评等新的批评现象的良性互动中取长补短，才能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批评的病症和社会的病症是同构的。尽管对于批评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批评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批评家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批评机制则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批评家，更不能把这些问题仅仅当作是文学圈子内部的事，而应把它们放到整体的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中，把他们当作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环节来研究，这样才不会出现“头通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才能真正地对学院派批评存在的问题做到标本兼治。
       袁琳，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