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通常将沈从文与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朱光潜、钱钟书，“现代评论派”、“自由人”、“京派”等作家及作家群联系在一起。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相比沈从文的创作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另类文学而存在的，尽管他是在二十年代步入文坛，但是他并没有走进五四时期的“启蒙的文学”苑囿之中，而在五四的发祥地——北京编织着湘西的梦幻，作为一个“城里的乡下人”独步耕耘跋涉于文坛，孤独而又特异，土气却又新鲜、清新。如果说“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上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之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 的文学现象。”[1]那么，沈从文无疑是一位推崇超政治文学观，坚持文学独立、自由的作家，其文学价值观及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整体创作风貌都具有自由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
       沈从文是一位具有明确的自觉的作家意识的作家，一生都在坚守文学的独立价值，把文学创作当作自身追求的目的而不是当作实现某种其它社会政治目的和商业利润的工具或附属性手段，并把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和事业，以文学创作的成果来关注社会人生，体现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作家的身份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沈从文是一位把文学看成异常神圣的作家，他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并存心做一个文学的“殉教者”，为捍卫文学的纯正和庄严，他一再要求自己保持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力求不依附任何政治集团，坚守政治上的中立。“我们只会凭自己的一点呆力气握着笔写，不会用手执旗高呼，也不会叫口号，若是可能，只想用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说话，把小说作为的传单广告那全是聪明人的事情，我们是做不来的。……我们也没有‘立场’（这是最流行的口号），更有那便是‘写写写’，站在客观的不加入任何打架团体作小丑的表演的立场上我们写一点而已，写坏了，自己负责”[2]。他不仅不依附不加入任何组织和团体，坚持自己作为作家的文学创作的独立自主权，而且时刻握紧手中的笔，以防外在势力的左右：“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有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却极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从政治家或伟人来看，一千人进军罗马，即可产生一个帝国。从作家看他那个四千字的小说或一首诗，实在只有他的头脑和手才能产生。”“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力”[3]。对于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附庸，沈从文表示了深深的忧思和极端鄙夷：“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作为政策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社会，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蓄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出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4]，这些所谓作家，或如“政客，或如丑角，成天到处奔走活动”。沈从文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对文学的干预，都导致文学的“堕落”，他呼唤文学“自由发展”，“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5]。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接触和接受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和把文学作为人性改造、启蒙工具的“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人性解放为内容的文学启蒙运动，在20年代中期以后即与民族解放为内容的政治救亡运动交织在一起，广大作家在救亡的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救亡代替了启蒙，文学自觉地为政治服务，尤其是“左联”在三十年代初的成立，主流文学倒向政治的宣传工具。沈从文却始终恪守着人性启蒙的文艺观，主张文艺应该贴近人性，攻击黑暗，将新文学看成“重造的经典”，为担当起“经典重造”的时代重任，极力呼吁并坚定地主张作家应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艺术地独立，在使自己的作品“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表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得失”的前提下，应获得自由地看取人生表现人生的权力。继而，1936年，沈从文指陈左翼文学中存在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的现象，引发了一场“反差不多”问题论争。沈从文在直率而尖锐地批评左翼作家只记住时代和知道时髦，而缺少“真信仰”和“独立识见”，忘了艺术，结果造成了作品失去了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匠心，不成个什么东西的现状后，忠告左翼作家：一切伟大作品都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希望他们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沈从文尽管在论争中表达了对政治的不满，但在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时说到：由于一些作家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所以说，沈从文反对的并不是文学表现了“思想”和“时代”，而是作家不肯追求“信仰”和“独立识见”等真思想，只是“追随风气”似地从某种现成观念出发进行创作，致使文学丧失了艺术个性，步入公式化歧途的创作倾向。
       另一方面，1927年国民党为维护和巩固其独裁政权，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同时加紧文化围剿，企图通过实行文化专制政策，消灭进步文学。于是，沈从文忍不住在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地严厉谴责和批评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国民党的法西斯文艺政策，扼杀言论和出版自由，扶持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是一种血腥的非理性的暴力运动，与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理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在政治和军事矛盾斗争中的沈从文明确申明自己的立场：“我不会是如你们所猜想的国民党的伙计，也不会是另一党的伙计。世界上有的是一生专做伙计的人物。说来也许使你失望，我到如今还不是任何文学团体的会员。我用不着这么做，正如用不着如别的作家那么集团拜生送丧赋诗饮酒。别的人若居然能于社交方式宣传技术中即可得到的伟大的满足，很可以那么继续做下去，这出于个人的嗜好。至于我呢，我只觉得一个作家应当如思想家，不会和人碰杯，不会和人唱，不算落伍。他有权力在一种较客观的立场上认识这个社会，以及作成社会的人民情绪生活的历史，从过去、目前，而推测未来。他也有权利和一切党派游离，如大多数专家一样，把他的工作贡献于人民。他更有权利而且十分需要，与政治家所用的政争手段不一致，来爱这个国家，爱这些人民。”[6]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沈从文的这种观点对匡正当时日益突出的文坛弊端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沈从文要求文学自由，追求个性，对当时喧嚣浮躁的文坛不啻是一服清醒剂。
       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论海派》中，他尖锐地嘲讽了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学，他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在他眼中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一样，都是文学创作的大敌，他对把文学当作是游戏和挣钱工具的创作态度极为反感。在他看来，文学一旦受商业行情和金钱利润的支配，不但“使人生文学失去严肃，琐碎不巧，转入泥里，”而且导致文学审美性的丧失：‘艺术’或‘技艺’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缩成一个零”。
       沈从文为人宁静而淡泊，却参与了现代文学中的数次论争，1934年的论海派，1936年的“差不多”运动，1939年抗战时期文学的批评，1946年后对重庆、香港进步文艺界批评的反应。剖析这些参与论争的文字，它们无不集中于关于文学的本体性的张扬。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理想最终目的在于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的一部分，这也是他挑起两次论争的目的所在。
       尽管，沈从文不是一个懂得政治的人，但作为一个以文学为生命和事业的作家，他给后起的文学写作者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抗战时期，由于躲避战乱而迁往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时期，身处相对闭塞和自由的校园环境之中，自由主义和文学中的现代性分别在这批学者和作家教授的影响下得到充分而又深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2000年，武汉出版社.
       [2]沈从文：《发刊词》，《小说月报》，1932年10月15日第1卷第1期
       [3][6]沈从文：《政治与文学》，1947年2月.
       [4]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
       [5]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
       曾秀，女，湖北孝感人，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