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也涉及到对部分作家的评论。尽管评论文字散布全书，然一经钩辑整合，互相参证，往往即可见出作家文学创作和为人的面貌。
孔融和王粲是“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对这两位作家有多处论述，从中钩辑整合有关的评论进行探讨，可见两者创作和为人之一斑。
一、《
文心雕龙》评论孔融的得与失
孔融（156—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在“建安七子”中堪称异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身和年辈，他的为人，他跟曹操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鲜明的“以气为文”的创作。
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两次提到孔融之“气”。《才略》篇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章表》篇说“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七子”中年辈稍晚的刘桢评价他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文心雕龙·风骨》）刘桢把孔氏“异气”与“笔墨之性”加以比较，表明孔氏之气既与笔墨相联系，同时又超越笔墨之上、具有笔墨无法涵盖的内容。
当然刘勰在具体运用中，“气”的语意所指有所侧重。即如前文，“气扬采飞”侧重指孔融《荐祢衡表》（以下引孔融文只出篇名）中的“文气”，“气盛于为笔”则指孔融之“体气”。这一点刘勰是区分清楚的，因为《章表》篇意在考究作品，《才略》篇意在品评作家。“气扬采飞”是指文举之《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等文气纵横，诵之则喷涌而欲出；文采斐然，观之则如众采而纷飞，这是孔氏文章的重要特色之一。“气盛于为笔”是说孔融的创作个性在于高妙的体气超逸于其文笔之上。对“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中引“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与之相对照，认为“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其中隐约含有对“气扬采飞”之文“华”则华矣，然“实”有不足的惋惜；对“孔融气盛于为笔”则直言“有偏美焉”，从中可见刘勰是力求对孔融的文学创作予以公允的品评的。
《文心雕龙·诔碑》篇说：“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辩给足采，亦其亚也。”刘勰认为孔融作碑碣文是追摹蔡邕的，是仅次于蔡邕的高手。现存孔融的《卫尉张俭碑铭》（陈文已佚）虽然不比蔡邕碑碣清典古雅，但也确实“辩给足采”，叙事抒情之语理足而词茂，颇有可观之处，“亦其亚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而在《诏策》篇中刘勰说：“孔融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文心雕龙·论说》篇又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对孔融的评价则有欠公允。
那么刘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这很可能是受曹丕“流毒”的影响。后者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于杂以嘲戏。”究其实，孔融之文是典质而富于义理的。观其《崇国防疏》、《肉刑议》和《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等文于此即可了然于心。那么曹丕的偏见又因何而起？《文心雕龙·诏策》范文澜注说：“本传谓融为北海相，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在郡六年，日以抗群贼辑吏民为事，似非罕于理者。魏文深好融文，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疑有北海鄙夫伪造融文献之。”《文心雕龙·书记》篇说“文举文章，半简必录”，当是指“（曹丕）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之时，所谓“半简”乃指残篇，可见曹丕收录孔融之文确实是不遗余力，则曹丕赞许之意极为显豁。“疑有北海鄙夫伪造融文献之”的推测终觉立论不足。
考察孔融其人与曹氏的关系或许可以明白其中的一些原委。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昌后，征孔融为将作大匠，稍后迁少府，这时他很感激，曾做诗歌颂曹操，并为他引荐人才；但不久之后他就同曹操发生分歧，建安九年（204）以后，矛盾进一步升级，建安十二年（207）他上书反对曹操征乌桓，又反对曹操禁酒，被罢官，稍后复出为太中大夫，仍宾客盈门。到第二年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假黄祖之手杀孔融。而且孔融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如“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视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后汉书·孔融传》），如此足以动摇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是当权者所不能容忍的。曹操出于政治的需要，可以把“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大加宣扬，但是当现实中真正出现了类似的言论，并威胁其统治时，他也会加以扼杀。这一点曹丕受其父影响很大，尽管他对孔融之文非常推崇，但对孔融这样的异类言论还是心存不满的，所以有此“不能持论，理不胜辞”的断语则不足为怪矣。
至于其中个别篇章则确实有因气愤而嘲戏的成分，如《嘲曹公为子纳甄氏》、《嘲曹公讨乌桓书》、《难曹公禁酒书》等文章，但以偏盖全则不免偏颇。而孔融以上几文嘲戏的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即孔融认识了曹操的本来面目而引起了激愤，导致和曹操关系的变化。
对孔融的为人，除了上述与创作相联系的“体气”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还有论及，其中说：“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文举傲诞以速诛”，刘勰认为孔融人生的悲剧在于其“傲诞”的个性，确实并非虚言。诚如今人所说“性格就是命运”，但刘勰所言并不能解释孔融悲剧命运的全部，还有一些头绪需要理清。
孔融出身名门，才气过人，刚正不阿，蜚声朝野，庸俗的优越感和高尚的责任感奇妙的结合在他的个性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屈原的《离骚》加以参读。屈氏在该诗开篇就交代了自己非同一般的出身和出生，我们都已经认识到那不仅是屈原的自炫自媒，而更多的是以此来证实自己理应对楚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是名门文人历史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孔融固守传统观念，不懂得也不屑于“与时消息”（《肉刑议》），只是一味地走“臣惟古典”（《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的老路。他认识不到汉末建安时代的巨大变化，传统的礼法观念已经无法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他却试图用若干过时的范式去挽回颓势和匡正失态（如《肉刑议》、《肉刑论》、《报曹公书》等），结果是只有碰壁。在处理与曹操关系的问题上，孔融尤其表现出了一个腐儒的迂执。曹操出身虽然“贫贱”，但他是一个政治强人，善于玩弄权谋。出于政治的需要，曹操可以先笼络你而后又会打压甚至清除你。孔融缺乏这样的识人之明，没有识破其中的阴谋，而是先一味地歌颂曹操，继而当一切努力均告失败、曹操的野心暴露无遗时，他一反前此“谨守规矩之中”的做法而为“放浪形骸之外”，与曹操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恰恰给曹氏以杀戮他的口实。孔融的人生悲剧就是这样逐渐降临的。当然，刘勰囿于自身的思想局限，认识不到孔融矛盾的复杂性，于是就只能从孔融的个性中去寻找其悲剧的根源。
二、《
文心雕龙》评论王粲的得与失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王龚为汉太尉，祖父王畅为汉司空。他本人少有异才，先依刘表，不被重用，后归曹操，官至侍中。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然体质羸弱，英年早逝。
在“建安七子”中，王粲无疑是最为刘勰所关注。他在《才略》篇中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虽说是“摘其诗赋”为“七子之冠冕”，然而在建安这一诗赋共荣的时代，七子中除了孔融之外都以诗赋创作为主，所以刘勰此说实际上就认定了王粲在七子中首席作家的地位。“文多兼善”是说王粲对各种诗文体式都能运用自如，是一位文坛多面手。刘勰的这种评价奠定了后人对王粲文学才能的基本看法。
建安时代五言诗开始兴盛，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有一段话颇为值得注意：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自然是指曹丕、曹植两兄弟以五言诗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成为当时诗坛的领军人物；王徐应刘并称是指四位在五言诗创作方面是代表作家。尽管此处对五言诗的概括并不全面，但王粲作为五言诗的代表作家是当之无愧的。接着《明诗》篇比较了四言和五言诗，并分析诗人之所长：“若夫四言正体，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便美则太冲公干。”刘勰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当是受挚虞《文章流别论》的影响而形成的历史偏见。《
文心雕龙》范注引其中语句曰：“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各备曲折之体，而非音韵之正也。”以所谓“正”与“非正”的观点看待文学体式的嬗代，无视五言诗歌的优长，显然并非通达的文学史观。
撇开其中正体、流调之争，刘勰称王粲四言、五言兼善则是实情。读王粲的四言诗，我们可以体味到《
诗经》的流风余韵，但在表现技巧上则无疑又有所推进。遗憾的是，王粲那些反映现实、艺术性又较强的五言诗，如《七哀诗》、《从军行》等并未引起刘勰的特别关注。从前引《文心雕龙·明诗》篇评价建安文学语句中可以看出，刘勰忽视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反映社会动乱和战争的题材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钟嵘在《诗品》中称《七哀诗》为“五言之警策”并非过誉。王粲躬逢盛世企盼有所作为，有着勃勃雄心和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这是建安时代精神的主流。因此“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所蕴涵的就不仅仅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的贵游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离情别绪，缺少了对此种建安时代精神的关注，则对建安文学的理解就难免失之偏颇。
王粲诗赋并称，以赋见长，这一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认为王粲辞赋的成就不在张衡和蔡邕之下，评价非常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说：“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指出王粲虑事周详，其赋作发篇简劲，往往用少许文字直接切入主题，或者是所赋之物的特征，或者是某种待抒的情感。如《鶡赋》：“惟鶡之为鸟，信才勇而劲武”；《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仲宣之赋大都如此，刘勰的看法是贴切的。但是比较两者对王粲的评价可以看到，曹丕直指王粲之不足，而刘勰则“刚开头就煞了尾”。曹丕抗颜直言是其政治地位导致的批评勇气使然，刘勰则似乎为了不至于有损王粲之英名而有所顾忌，如此大可不必。然而总的来说，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称王粲是“魏晋之赋首”，与在《才略》中称其为“七子之冠冕”，同曹丕一样是充分肯定了王粲的赋作成就。
除了诗赋以外，刘勰对王粲的吊文、杂文等也有评价。《文心雕龙·哀吊》篇说：“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问；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比较王粲与胡广、阮瑀同题吊文的差异，并指出这种差异源于作家心志的不同。王粲有着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入世精神，故对夷齐之遁世自然不会苟同。其《吊夷齐文》末尾说：“到于今而见称。为作者之表符，虽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誉。”虽然夷齐的举动能起到“厉清风于贪士，立果志于懦夫”的效果，但这种“念洁己以骋志，衍圣哲之大伦”的行动是不同于大道的，仲宣认为是不可取的。建安时代抬出孔子来为两位遁世之人脸上贴金，实际上已成了巧妙的讽刺，即刘勰所说“讥呵实工”。这里王粲运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因为在王粲所处的时代，尼父在士人心中的号召力已大打折扣，“王子伤其隘”即仲宣对夷齐的偏狭、固执、不知变通、缺乏达识感到遗憾。王粲这种认识是与建安的时代风气联系在一起的。刘勰看得分明、论得中肯。
刘勰对王粲的创作才华也多有评价。《神思》篇说：“仲宣举笔似宿构”，说明王粲才思敏捷，这跟他博览群书、强记默识有关。《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有当时大学者蔡邕向宾客介绍时年十七的王粲的话，他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王粲本传还介绍说：“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刘勰的赞语当即本于此。又《丽辞》篇谈到对偶技巧的优劣时曾以王粲为例：“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呤，此反对之类也。”
对王粲的个性和为人，《
文心雕龙》中《体性》篇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程器》篇说：“仲宣轻脆以躁竞。”可见刘勰认为“躁”是仲宣个性中突出的特点。此处之“躁锐”和“躁竞”意思大致相似，两词以“躁”为基本的义素，“锐”、“竞”意在褒其奋发进取的意气，“躁”则语带贬义，责其急功冒进。这也是因为刘勰不能很好地把握建安的时代特征引起的误解。建安时代的文人往往怀有急切的建功立业的心理，曹操《短歌行》表现渴求贤才的忧思，曹植《白马篇》刻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等，背后都是作者躁动不安的心灵。乱世纷纭，沧海横流，只有施以矫枉过正之力，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可见，“躁”之为“躁”，对乱世中的志士实在是不可或缺，唯其如此方能展现其英雄本色。
综上所述，尽管通过《
文心雕龙》对孔融和王粲的评论可见两者创作和为人之一斑，然刘勰出于自身的理论需要，囿于一定的历史局限，评论亦有得有失，瑕瑜互见。
陈春保，江苏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