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诞生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从未停止过，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评价。今天，回顾百年汉语语法学史，我们可以认为《马氏文通》“为古今来特创之书”，是我国语法学的开篇之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方法上，全方位地奠定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有着明显的开创性和科学性，从而也推动了整个汉语言研究的发展。
一、广采博引，确立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
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广泛的汉语材料为研究对象是语言学产生的基础。早在古希腊时期，语法问题已从哲学家那里转到了真正的语法学者手中，语法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传统语法，为以后的语言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主要得益于当时大量的馆藏文献为语法学家研究语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当时的汉语研究尽管在训诂、文字、音韵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正像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所说“在远东，中国人获得了很多古代语言知识，特别是词汇方面为最著”，但由于他们所研究的材料极其有限，只限于古代书面语，没有能够形成系统的语言理论，也没有完全脱离经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作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语法学，情况尤为突出。19世纪末，马建忠改变了前人的做法，以“四书三传史汉韩文等极为丰富的古籍”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积十年勤求探讨后”便诞生了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据统计，《马氏文通》共引用例句7326例，这些例句取自《
史记》等36种著作。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古汉语用例最多的著作。
可见，以广泛的语言材料为研究对象是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基础，《马氏文通》正确立了这种基础，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使汉语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中，人们也一直注意这一问题，吕叔湘先生曾告诫人们，一定要务实，注重语言事实的挖掘。这表明这一基础的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沟通中西，确立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指导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治更加腐败混乱，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剧，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在揭露西方政治的虚伪性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理论。当时西方哲学非常发达，这种发达的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给予了理论上的引导，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纵观西方语言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乎每一种新的语言学思想和语言学流派都和某一种哲学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基础。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是把语言研究作为哲学的一个部分进行的，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使语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唯理语法的诞生则直接导源于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19世纪德国哲学出现的黑格尔和康德的辩证法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者提供了语言发展的观点，施莱赫尔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建立了亲属语言的谱系树理论，使历史比较语言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法国社会心理学派的奠基人索绪尔受到他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诞生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在美国盛行的时候，美国结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自己认为他们是“机械唯物主义”者。他拒绝用“思辩”法来分析研究语言，他认为“概念”是观察不到的，是不科学的，强调只有能直接观察到的，才是真正的科学。所以他主要致力于客观地描写语言。而到了50年代，在欧美的哲学思想中理性主义重新抬头，经验主义面临新的挑战，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中诞生的。乔姆斯基自称是理性主义者，他公开主张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
而在我国古代尽管不乏众多哲学家，也形成了各种流派，但这些哲学思想一直没有能够成为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给语言研究以指导，从而构成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这样人们就缺乏一种理论作指导，很难从宏观上把握认识语言，也就不可能把语言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从而建立独立的学科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19世纪末，当国门被打开后，人们四处寻求救国的真理，马建忠等人积极探求西方语言学，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语言理论，结合汉语的材料，开始建立了独立的汉语语法学。汉语语法学以后每次大的发展都是在西方先进语言理论的推动下，在深入挖掘汉语特点的基础上产生的。黎锦熙的《新著国语语法》深受纳氏文法的影响，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则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梅耶、高本汉、布龙菲尔德、叶斯帕森等人的语法学思想，朱德熙先生语法研究则明显地带有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倾向。可见，马建忠积极探求西方语言学，接受了先进的西方语言理论，确立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指导。
三、中西相较，确立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方法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标志着西方语言学进入了科学时期，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语言学。人们总结历史比较语言学时，认为语言材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特别是与梵语的比较研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不可忽缺的两个条件。可见比较方法在语言研究当中的重要作用。马建忠正是运用了这种比较借鉴的方法创立了独立的汉语语法学。关于这些，胡适先生在论述中国语法学产生迟缓原因时曾指出:中国文法学产生迟缓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语言文字孤立几千年，不曾有和他种高等语言文字相比较的机会。只有梵文与中文接触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难，与中文文法相差太远，故不成为比较的材料。其余与中文接触的语言没有一种不是受中国人的轻视，故不能发生比较研究的效果。没有比较，故中国人从来不曾发生文法学的观念”。而“欧洲自古至今，两千多年之中，随时总有几种平等的语言文字互相比较，文法的条例因有比较遂更容易明白。我们的语言文字向来没有比较参证的材料，故曾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那样高深的学问，那样精密的方法，终不能创造文法学。到了马建忠便不同了。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考的材料，他研究‘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马氏文通》所确立的这种比较借鉴的方法，多年来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方法，汉语语法学每一次大的发展几乎都离不开吸收借鉴其他语言的先进理论。当然，吸收借鉴不是照搬，前提是比较。比较借鉴，既吸收人家的长处，又发现我们的特点，这才推动了汉语语法学的发展。
四、打破传统，确立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系统思想
中国古代的语文学家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语文学思想的严重影响，形成了一种“务实”不务“虚”，重事实解释而轻理论总结的治学传统，加之，传统的师教生学、生承师业，私塾式的教学模式形成了语文学家极其严重的封闭落后、循规蹈矩、缺乏创造性的思维模式，以及对语法学习只需“神而明之”的错误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汉语语法研究起步较早，但还只是零碎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致使其一直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而到了《马氏文通》，这种传统语文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马建忠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语法研究的系统思想。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他不再孤立地研究个别的字、词、句的意义，不只满足于疏通文义而已，而开始注重整体、全面地研究个别字，词与词，乃至句与句之间的配置关系，抓住了语法研究的重心核心；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他也不再仅仅随文注解，理论为注解服务，而是尽最大努力广泛地搜集、整理语言材料，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从中提取理论观点，用众多的语言材料，来佐证所提出的理论，使理论能够具有普遍的解释力。这正是语法研究建立语法理论的目的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系统思想的指导下，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成了中国语法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它不但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启发了后人。它所确立的系统思想，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是具有开创性的，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
马建忠先生积十年勤求探讨之功写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化和体系化，确立了汉语语法学的独立地位，结束了汉语语法研究作为经学附庸的历史。从此，汉语言学不再是传统语文学时期音韵、文字、训诂三足鼎立，而是加上了语法乃至以后的修辞，完善了汉语语言学的整体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说，《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研究由语文学时期进入了语言学时期，成了真正的语言学，具有开创性，是语言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徐彬，男，江苏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长期从事语言类课程的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