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开创了小说接受美学的新天地，他认为高明的读者必须具有“观鸳鸯而知金枝，读古今书而识其经营”，他不仅要把绣出的鸳鸯给读者，还要将针线穿引的过程一一呈现，一反传统批评的那种重直观品悟感受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批评套路。他认为，通过文本，读者可以洞察创作的真义，关键“全要在笔尖上追出当时神理来”。所以，他倡导一种分解批评，即把批评建立在对文章实际存在状态的把握上。这与英美“新批评”在走向文本、以及文本的“细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更显现出时代的价值。他的评点采用的是“心理解释方法”，其核心是对读者意识的极度张扬，注重接受的美感体验。
金圣叹在《
水浒传》的评点过程中，重视读者对文本的审美反应和对阅读的积极参与创造。这实际上是从孟子“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方法的发展而来，并趋向完善，是读者主体创造价值的体现：“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金圣叹认为这种理想读者的含义，已比较接近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论、“效应历史”论和姚斯的“期待视野”、赫绝的“含义、意义”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金圣叹理想接受者的建构。
首先，金圣叹提出理想读者与文本共生死。西方的接受论者往往要作者死去，读者再生，其实质是强调作者的完成已经成为历史，接着作者的再创造者是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圣叹要求理想读者积极参与体验文本，与文本共忧乐生死。他的所谓对文本的共生死，就是参与，也就是要经常打断故事的展开，在停顿的地方考虑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就像当代马原的小说叙事策略，经常停下正在讲述的故事，把自己(作者)作为一个角色，共同参与故事的叙述一样，以造成一种作者——读者共同创造文本的效果。金圣叹的这种读者意识颇有点现代精神，他常常在情节的紧要关头插句评语，诸如什么：“看官少住，试猜他殆欲如何”、“看他写花荣文秀之极，传武松后，安少不得此人”。他还在引导接受者进行神思妙想，移情迁想妙得，设身处地地和小说中人物一起体验所发生的事件。“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过于替人担忧。”《
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写宋江在浔阳江遇险，他的一段批语就是旨在引导接受者的情感体验：
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舱板下摸出刀来，是最后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惟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
他从情节所描写的惊险性和传奇性的角度分析，让读者能从文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惊吓之后所获得愉悦和快乐：“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也。”他这种艺术心理的分析，能揭示出读者的心理，说明了艺术作品情节的奇险是造成读者美感的动因之一。
金圣叹于《
水浒传》三十九回写到宋江、戴宗在江州被判死刑的情节处作了一段批语，旨在引导读者与文本共同创造某种杀人氛围：
此一段，是监斩已到，只等时辰，作第四段。使读者乃自陡然见有“第六日”三字便吃惊起，此后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直至两三页后，只是一个惊吓。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然若此篇者，亦殊恐乐得太过也。
本回又有两段批语：
偏是急杀人事偏要故意细细写出，以惊吓读者，盖读者惊吓斯作者快活也。
读者曰：不然，我亦以惊吓为快活，不惊吓处亦便不快活也。
这是作者的文本所创造出的紧张心理，一种忧虑转化为一种快乐；从惊吓转化为快活的过程，这是作者以奇险的情节在造就读者的想象力，在引导读者的再创造的审美活动，这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
其次，金圣叹要求理想的接受者应该从文本出发，阐释文本所隐含作者的意图或意义。金圣叹是一个文本意识强烈的批评家，他时刻不忘提醒读者，以“文”的眼光去阅读品鉴。他说文中写情写景处，都要细细详察。以文的眼光，才子之书，只有锦心绣口之人才能真正欣赏它。读者应是作者的知音，要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领悟作品的意义，使读者之心与作者之心相通，达到“闻弦赏音，便知雅曲者”的那种默契相知境界。
正是从这种相知相识的沟通上，他重提知其文，必先知其人的知人论世的阅读方法，他于《读法》中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读书尚论古人，须将自己眼光直射千百年上，与当日古人提笔一刹那倾精神融成水乳，方能有得。”只有他说的这样，方能把握作者之心和文章之意。
然而在接受中这种通作者之心往往又是最难的，这是由于词语与“所指”又存在许多的差异，这就带来了理解的不可完全相通的状况。
今乃读其(宋江)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则是褒贬故在笔墨之外也。
这里又涉及到小说的表层意义与深层含义不能对应的问题。因此，他提出细读方知“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笔所触矣”。文章的深层含义，在他看来，“一字一句一节，都从一黍米中剥出来”，而文章之妙，“都在无字句处”。同时，他提倡反复品鉴文中的深文曲笔之妙：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读之而全劣无好矣。
他以自己读书的体验分析，阅读接受不仅是对具体文字的理解，还要对字句之外的意义挖掘，要对作品进行仔细的分析推敲，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从语言和结构、情节中寻找意义的痕迹，不受作者意图的暗示，从而发现新的意义。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语义、语气、语法、意象、意境、比喻、象征艺术形式、情感、情绪诸因素的辨析，找出作品的复义、磁场，乃至反讽等特征，从而读出作品内在情节结构的因素关系，乃至它的全部意义，乃至言外言之义。金圣叹在评点中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
金圣叹在评点中对文学语言所指的意义与字词、句、段之间的形式美感能产生某种喜剧或反讽效果做了具体的分析。第二十四回、二十七回等批语都要读者注意细读语言本身的音韵节奏之美。
他对作品语义与语境是否吻合做了形象的细读。《
水浒传》三十六回有段描写：“一只快船，飞也似上水头急溜下来”，他批道：“古本‘急溜’二字便写出船倒之速”，这“急溜”二字在读者联想和想象的过程中可以引出一只快船的表象。
金圣叹在《
水浒传》的评点中，对作品中许多超越字句本身的直接含义，而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这一特点做了重要的分析。他在《读第六才子书法》中说过：“吾尝遍观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笔而其笔不到者，有用笔而其笔到者，有用笔而其笔之前，笔之后不用笔处无不到者。”正所谓“不会用笔者一笔只作一笔用，会用笔者，一笔作百十来笔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圣叹解决了小说作品文本依据的问题，让主体品鉴者形成某种新的接受意，那就是主体自觉到文字的形式特征，同时又把读者的接受作为进入这个形式的主体地位，在批评层次上转向文体形式。因此，金圣叹的接受理论更值得我们研究、探讨，从中获得现代理论阐释意义。
夏玲，湖北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