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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话剧院隆重推出了由汪遵熹执导的一部大戏——《九三年》。还在排练阶段，评论界就预言这必将是2004年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部力作。我知道排演《九三年》这个消息后就想，为什么国家话剧院要在此时此刻演《九三年》这样一个戏？根据我们学的外国文学史，雨果是个大作家，但他的《九三年》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并不突出，基本放在与《笑面人》同等的地位。可是近年来，《九三年》却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我在此戏的排练阶段就指出，以前不被突出，一个是它思想方面的原因，用老左派的观点来看，是不是革命性不够？从艺术上看，《九三年》有一些很讲究技巧的地方，很讲究悬念、冲突，情节性、戏剧性很强，这样的东西往往被教授、学者不太看高——我这是讽刺的说法，因为他们自己艺术水平不够，就喜欢无情节、无人物、伪现代派的东西，而大大方方的东西他们难以接受。
       近年来，尤其是从1990年代以来的十来年，革命的问题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并成为焦点。二十五年前，我们受的是传统的革命教育，其实我感觉自己对那时的革命教育理解很肤浅。我现在在北大讲鲁迅研究课，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听。我讲，我小时候天天学的都是毛泽东、鲁迅的著作，那时候感受不深，觉得这些离我很远。毛泽东、鲁迅都讲斗争精神，小时候觉得周围没有这些事情。三座大山被一一推翻，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人人平等的时代，一个厂长和一个工人差不多。没有哪个厂长把工人的女儿强奸了，把厂里的钱卷跑了，到了美国，再回过头来骂中国没有人权，以前没有这些事情。鲁迅所说的什么西崽、洋奴啊，周围也没有，所以对鲁迅我们都只是很恭敬。
       我们要理解《九三年》中的革命问题，不妨先看看鲁迅对革命的态度。我现在讲鲁迅，主要讲他前期的几篇文言文，我们觉得他后来的文章很偏激，其实他是遇事说事，遇到左他说右，遇到右他说左。他早期讲得很全面，已经把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看得很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视野来看待中国一百多年的变化；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一个大的视野去看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今天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就会不是左就是右，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总是跳来跳去。极左搞得很不像话，迫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虽然把“文革”妖魔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得承认，“文革”中是有很多罪恶、悲剧的。现在我们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凡是右派都是好人，甚至是伟人。原来一个个惟恐把自己说成右派，都拼命辩解自己是被冤枉的，现在一个个写起回忆录来了，表现当时怎么反共产党。因为右派时髦了，成为了一个光荣的名词。1990年代，李泽厚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个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卷入这个浪潮中，当然选择不一样。于是“左派”成了一个贬义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新左派”，其对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很有意思，左派的对立面不叫“右派”，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于老百姓对左派印象不好，就把这些为工农说话的、主张公平的、为革命辩护的人叫“左派”。北洋军阀杀人之前，也是先要把被杀者定性为“过激派”的。
       我们看法国大革命，首先要看到这个大背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时空上演这个戏的。假如说，我事先不知道要排这个戏，我在剧场看戏，首先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时空坐标上来看待这个戏，为什么要演这个戏，有什么“阴谋”。北京有一批忠实的话剧观众，这些观众都是有思想的。北京观众是“阴谋观众”。他看什么东西都要琢磨，看新闻联播都要琢磨。所以放在一个大的视野中很重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法国大革命。如果我们只把它放在那个具体情境中，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到底人道主义好还是革命好？法国大革命不但是法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而且是全世界走向现代的门槛。有了法国大革命，人类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从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可以说是由法国大革命这个断头机落下来之后启动的。
       人类要进入这么大一个变革，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是人头滚滚的代价。怎么看待代价问题，雨果的思考是犹豫不决的。雨果擅长议论，有时是自己议论，有时是借人物之口进行议论。他的议论有时不能和故事场面完全吻合。他说在绝对的革命利益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从逻辑上是站不住的，从理论上很容易找到矛盾。他首先把革命和人道主义分开了。人为什么要革命，是不是无聊折腾？每次革命之后都有人说，有些人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总是把群众运动说成是受鼓动。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革命的欲望和要求，谁也鼓动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是不对的。革命是人性的表现。当一个社区把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怎么能不革命。这时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革命包括不包括杀人，包括不包括杀错人？必须非常残酷地直面这些问题。正因为法国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训、血腥，它替整个人类做了一个实验，使以后的革命少了很多残酷。
       如果比较一下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大革命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革命是最人道主义的。我们所指责的那些不人道的事情，许多是违反政策的，比如我们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我们看看斯大林，他对敌人是肉体消灭，不但对阶级敌人是，对自己人也是。二战之前苏联红军为什么削弱，他几千个将领全部被杀掉。中国完全不是这样。对敌人、地主老财，没什么抵抗能力的人，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始终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语）。这是政策。实际执行中，总是有违反政策的。违反政策也是人性。政策规定不能杀地主，但地主在当地如果有血债，农民就特别恨他，还有些阿Q式的农民，就是要报私仇。有时就控制不住，全国加起来总是要杀几万个人。
       总之，比较起来，中国革命还是比较人道主义的。不人道的是哪一方面？到底是谁对谁不人道了？这就涉及到学术界最大的麻烦区域——“文革”。我们已经习惯于对“文革”的描述就是“十年浩劫”。现在对“文革”的描述就是我小时候的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一点好处没有，都是坏的，旧社会来的人本身就带着原罪。长大之后，看了很多书，才发现旧社会原来不是这样的，旧社会也有好的东西，认识历史是非常难的。
       有了这样一次教训（万恶的旧社会），对待革命也容易摆平。首先革命是从人性的动机出发的，理想的革命应该还回到人性、人道主义上来。如果革命从人性出发，最后不能回归到人性上来，那就中途迷失了方向。这里涉及到暴力与法律。现在电视台都喜欢播法律节目，往往一切坏事都归结为不懂法律，归结为法律不健全。法制节目一方面确实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却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秩序进行辩护。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吗？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法律为谁说话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百姓被冤枉了，没人替他说话，而黑社会老大、官员被判了死刑，有那么多大教授出来给他辩护。根本问题是，法律是谁家的法律。现在按照著名法学家的说法，那杨白劳就是该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就是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道理，是整个世界强权的道理。
       在这样的强权社会中，我们怎么思考？《九三年》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当革命取得了一定胜利后，对待对方的态度就往往成为艺术家关注的问题，在政治家眼里不成问题。鲁迅有一篇文章《文艺家与政治家的歧途》。政治家算总账，政治家一看《九三年》，就觉得雨果很糊涂啊，侯爵放走了以后，他回来要杀多少孩子，救三个孩子算什么？艺术家不算总账，艺术家算良心，此时此刻的良心。
       这种内心灵魂的矛盾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有关云长“华容道义释曹操”，诸葛亮算好了，刘备让关云长在这里堵住曹操。按照关云长的政治立场，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把曹操拿下。可这时关羽自我分裂了，脱离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实这时候关羽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纯粹的人”了，他想到了曹操曾经对我不错。这样的情节就让我们追问：人的最高目的是什么？雨果可能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革命是个大事，但在雨果看来还不是人最终极的事。革命是社会出现了问题，严重问题，就像人得了病，打针吃药不行了，必须要动大手术。要把坏肉割掉，就得割掉一部分好肉。谁也不可能找到好肉和坏肉明确的分界点。所以为了完全割掉坏肉，就必须割掉一部分好肉。但动手术不是最终目的，就是病人，他也会问，我病好了目的是什么呢？鲁迅说过，医治人的灵魂比疗治人的肉体更重要。鲁迅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以前是学医的，他放下医学的手术刀，拿起医治灵魂的手术刀。雨果也是，在追问人的终极目的。《九三年》这个戏很好地表达了这个矛盾，观众在这一点上被激起了极大的感情的波涛。
       其实这在中国古代也有。比如“锄齲触槐而死”。国君命令他去刺杀赵盾，他就执行命令去了。锄齲看见赵盾穿得整整齐齐的，准备上朝，时间还没有到，在那里打个小盹，就想，赵盾是国家的忠臣，怎么能杀这样的人呢？杀了对不起人民。国君命令他去刺杀，不杀又对不起国君，人生两难啊，于是一头撞死。这样的人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我们说他是傻瓜，我们看不起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他死得很傻。实际是我们今天不敢于面对自己的两难处境，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把身体看成资本，赚钱的资本之一，把身体加到成本里了。而古人不是这样看，有精神追求的人不是这样看的。
       演《九三年》，我觉得还是演成现在这样没有终极答案的比较好。当然原著提供了几种可能性。你的倾向性在哪一块儿？你可以倾向郭文，人道主义高于革命；也可以倾向于西穆尔登，或者郎德纳克，倾向于不同方面的戏都有不同的侧面，都能展示出来。但是我觉得从作品看，从作品最大的魅力上来看，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思考比较好。
       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解决。比如说，研究三国的人讨论关云长放曹操到底是义还是不义。有人说，这是取小义舍大义，这是站在政治立场上。你出于个人的“义气”把最大的敌人放跑了，造成对吴蜀两国最大的威胁。但是再仔细考虑，哪个是大义，哪个是小义，关云长取的真的是小义吗？关云长放曹操是不是仅仅是个人恩怨，是假公济私、为自己个人报了一次恩吗？是不是要显示他个人的东西？《九三年》同样把握着这一点，为了显示个人人品高尚吗？有没有一个超越个人和国家之上，超越利益之上的根本所在：人应该怎么活着。西穆尔登虽然严酷无情地执行了规定，但最后他也死了。在他的灵魂深处，他到底认为哪个原则更高？他的死，很像锄齲。他不能在两难处境中圆满解决。现在的人比较滑头，总是能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真正有精神追求的人不能“圆满”也不愿意“圆满”的，为什么艺术家自杀的多？比如我讲海子诗歌时，有学生就说，海子为什么要死，他不就是失恋了嘛，我说你的回答也是对的，但你这样就不能进入艺术，不能进入心灵，你不能去体贴他的那颗心。读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你就要进入老杜的心，才能体会他的美，美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将心比心做得最好的就是表演艺术家。演员必须得将心比心，必须想那时候角色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比如侯爵为什么要回来救孩子，这都是很难琢磨的。有一种批评认为，雨果这样写不合道理。这个人这么坏，如果他现在能救孩子，先前就不应该把孩子扣为人质。当他抓孩子的时候就没想让他们活。此时此刻这样的转折，这是在图解思想、图解概念。这样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从艺术手法上说，有一定的道理。即使非这样写，也可以铺垫得更好。如果是金庸、大仲马来写，可能会铺垫得更好。但我要问：如果不铺垫，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不可理解？人是严格按照严密的逻辑在活着吗？或者说，大体合乎逻辑，局部的瞬间是不是有可能出轨？这是有可能的。侯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人”，他是很真诚的人。我们站在对立面上讲，说他是坏人。他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主义，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主义而奋斗。他们也是讲不宽大的。他的不宽大有他的道德基础，他们认为敌人是邪恶的，对邪恶就是不宽大，包括对妇女儿童。
       我觉得整个剧组带着这样的“体贴和疑问”进入了人物的内心，才能够把那份“惊心动魄”给充分地演出来。雨果非常喜欢两元对立，雨果作品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美丑善恶极端对立。他把人物推到极限情境，拿以前的话就是说把人物放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这是句老话，但在文学史上是屡试不爽的，放到风口浪尖就会出戏。但这些需要人物的内心动作，内心动作是基础，雨果的作品就有激动人心的气氛。另外，法国文学上有滔滔雄辩的传统，雨果也有这个本事。特别在大革命时代，他要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要把人类的一切重大问题都雄辩一番。后来的俄国革命、我们的五四运动都继承了法国革命的这一套。我们的革命主要通过宣传演讲，一半是枪杆子、一半是笔杆子打下来的。滔滔雄辩的背后是思想，每天都在思想，杀人的时候都在想是对还是错。这些人一方面是战士，另一方面，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心里在犹豫着，进行着反思。
       1990年代以来，很多人都在通过批判法国大革命，来检讨中国现实的不好。认为中国的现实是“文革”造成的，“文革”是中国革命造成的，所以就认为不应该有中国革命，甚至否定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太偏激了。中国革命追根溯源就到了法国大革命。配合全世界自由主义大合唱的汹汹热潮，很多文章在检讨法国大革命，说法国大革命做得过火了。我们不是来探讨理论问题，但我们要思考：法国大革命过火吗？过火到什么程度？总体上要有一个看法。雨果在具体描写上很肯定大革命的，雨果前期是保皇派，后来成为共和派，他基本站在革命立场上，只是觉得革命能不能做得再完善、再完美一些。而雨果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思考也是延续着的，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直到十月革命，他们一开始都是支持革命的，后来发现了革命的残酷，于是不能忍受，有的就自杀了，或者被革命清理掉了。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被清理了。鲁迅总结说，这些人天生就不是革命家，他们是理想家。他们设想有一个很完美的革命。他们开始就想“毕其功于一役”，认为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鲁迅为什么对革命这么坚定，鲁迅没把革命想成太好的事。他把革命看成就是动手术，谁会把动手术看成是好事呢？我们今天能体会到：一个好的社会能不革命就不革命，革命不是好事，能不能通过改良就解决了，解决在萌芽状态。但是一旦革命，就有它的必然性，接受或参加革命时就要接受它的残酷性，革命就是带着血腥的。革命就是不可能把脏水泼掉，把婴儿完整地留下，很可能一批婴儿被抛出去了。这只能说是天道太残酷。曹禺的戏剧背后，都是说天太残酷，但他的戏剧上演以后被评论家们解释成社会性的。他当时写作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比如《雷雨》，他那时是一个大学生，暑假没什么事干，关在清华的楼上，把心中的郁闷写成了《雷雨》。上演后，大评论家周扬说，这是在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曹禺说，对啊，我就是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但他当时写的时候，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写什么。
       鲁迅一方面没有把革命看成太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更残酷的是，鲁迅根本就没有想到革命要胜利。他认为很多人参加革命是为了革命要胜利，甚至一部分人是算准了革命胜利才来参加革命的。用今天的话说，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入股，入了一个“革命股”，等着分红的。这样的人，一旦革命遇到挫折，马上从极左变成极右。4·12大屠杀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自首，这些人一个月前还是非常革命的。这样的人很容易从极左走向极右，见风使舵。
       把革命想得太好，这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发生的问题。革命初衷，如果是小规模的暴动还有个动机问题，如果发展成规模比较大的革命，初衷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往往是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比如“文革”，起源动机都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一个新建立的政权，面临腐化的危险。一批共产党的官员，虽然跟今天比，算不上什么腐败，但别人的孩子走路上学，你的孩子车接车送，这给普通百姓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毛泽东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要推翻新的官僚体制。用学术界某种比较自由的话说，“文革”是人民正义的起义，是中国重新推翻官僚体制的起义。但“文革”同样有一个幻想，认为经过“文革”，中国就全好了。虽然政策是不杀人，但他要改造人的灵魂。毛泽东有个太超前的愿望，他要改造人性。而改造人性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过的，中国有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通过一场革命把人都变得大公无私，而大公无私是做不到的，反而培养了大批的伪君子。不是把革命想象成一次革命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想“改天换地”。由于愿望的不切实际，革命中途发生了问题，被革命的对方所利用，最后就夭折了。光说“文革”中有大量的武斗，但现在却不去研究谁挑起的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哪里来的，包括很多重型武器，机关枪、坦克是谁给的？还有武斗中吃亏的是哪些人，是哪方吃亏了，是代表基本群众的吃亏了，还是高干子弟？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总之，“文革”是一笔糊涂账。今天一说什么不好，就说是“四人帮”，再进一步说，就推到毛泽东头上，说是个人崇拜造成的，而对革命本身不能好好思索，于是从革命马上跳到反革命。
       这里可以结合《九三年》谈一下《走向共和》。《走向共和》犯忌讳的原因，当然首先是作品本身不太成熟。但更重要的是《走向共和》其实是在帮助既得利益集团说话的，它是在否定革命。很多小孩看了以后，都认为孙中山是坏蛋，最好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是大英雄。就在去年高考中，有学生就写，慈禧太后是民族英雄，她忍辱负重，外抗强权，家里还有一帮不懂事的人，还有孙中山这样的捣蛋鬼。他们的理解就是，只要你是革命的，那你就是坏人。这类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学术背景。对晚清、近代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档案的解密，革命神圣化的光环去掉，使我们也确实知道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人嘛。一旦是人，就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些情况下人格修养也不一定都那么高尚，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对这个人的整体否定，革命领袖人格上的缺陷和他的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不因为秦始皇、汉武帝的缺陷就否定他的贡献。为什么对我们共和国的奠基人要求这么高？对他的神化和妖魔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因为过去太神化，所以现在就很容易走向妖魔化。妖魔化的基础是原来什么都好，不能有缺点，而一旦发现了缺点，就说成是骗子、大坏蛋，是魔鬼。
       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小时候学的世界历史很少讲法国大革命的缺点。讲缺点，是讲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是全盘肯定的。我们很长时期也不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其实从列宁时代就有恐怖。我们要探讨这个恐怖是怎么造成的。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很抽象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宽恕，而是对谁宽恕、在什么情况下宽恕，要讲得具体。比如今天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对贪官污吏要不要宽恕，法律对他们要严一些还是宽一些。从这样的问题入手就会挖得深一些。今天的老百姓觉得法律太宽松了，隔一天枪毙一个，都有人漏网。这不是一种法律思维，这是民怨。但艺术家正是从人心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法律考虑。这让我想起鲁迅临死前的一句话：“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一生都在反对宽容。今天很多批评鲁迅的人在推崇胡适，称他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也莫名其妙，胡适怎么就自由了，鲁迅怎么就不自由了？
       《九三年》催人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宽恕。鲁迅从不考虑宽恕，他经常考虑复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世界都在鼓吹和平，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说这样的话，是保险的，保证“政治正确”。不管心里怎么想的，表面要说正确的话。但鲁迅一辈子总是喜欢大多数人不喜欢的东西，他说话犯忌讳，喜欢猫头鹰、乌鸦。他在《野草》里有两篇文章都是《复仇》，他强调复仇的正义性。复仇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如果你被杀得家破人亡，心里产生复仇的想法，这是不是合乎人性的？这时候能批评你残酷吗？这时候你想把凶手全家都杀掉，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合乎人性？现在我们有法律，你不能自己复仇。法律剥夺了个人的复仇权。你不是要选择民主社会吗，那你必须交出你个人复仇的权力。法律是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掌握在谁手里？法官律师手里，但他们也是人，其实你是交给了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他们用暴力剥夺了你的个人复仇权。我们假设法律很好，把凶手抓住了，凶手枪毙了，但这个凶手用很残忍的手段杀过你一家六口人，而一颗子弹就把他解决了，这是否合乎人性？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没有问题，但从人性上考虑，你心灵的创伤是永恒的。而古人解决这个问题，则可能是我去把你一家杀了。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长盛不衰的原因。不是说武侠小说水平高，只有像金庸这样的才是艺术家，一般的武侠小说水平确实比较低，但普通老百姓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弥补了法律的不公正。你杀了我一家满门，我就要杀你一家人，我不考虑他是妇女还是儿童。你让我讲人道主义，你杀我家人的时候怎么不考虑人道主义？
       我们进入1980年代，一场非常大的讨论就是人道主义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跟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鲁迅不但自己说一个都不宽恕，他还告诉许广平和他的孩子，最要小心的就是天天讲宽容的人。他们损了别人的牙眼，还不让报复。一般说，讲宽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害怕别人跟他算账。现在很多人都要求，其实也都实现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要求最强烈的是那些利用种种不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的人，已经成功地把国家财产转入自己账户的人。他们急于让国家利用法律形式把他们的既得利益保障下来。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样写，只有在中国要求这样强烈。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宽容。现在有好多学者在为有钱人说话，说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赦免企业家的所有原罪，不管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说这样才能继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的人权也是这样丧失的。美国不断地批评说中国没有人权。他们的批评也有道理，传统上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是存在，但新出现的这种对人权的剥夺是现代化带来的。为什么外国人愿意在中国投资，因为他们在中国投资能得到在世界各国都得不到的实惠。我们现在又一次看到外国人可以在中国随便打人，外国老板给中国员工发工资你得跪着拿。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鼓吹经济发展的成就。
       我有一次跟政府官员谈起来这些，他说，你这不是煽动革命吗？我其实怕革命，很怕。我好不容易过上小资生活，可以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了。我正因为怕革命，我不希望事情捅得太大。我不主张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公平不等于平均。革命的目的如果是平均主义，那就是革命的隐患。
       我们从1980年代以来很长时间内，不讲“文革”文学，这就造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认为，“文革”文学不是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不具有所谓“永恒的人性”，只有张爱玲、沈从文的作品，废名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可是既然“永恒”，为什么几十年中受批判？为什么广大人民不喜欢？难道只有少数人有权利决定什么永恒什么不永恒？永恒不永恒都是相对的。一直到1990年代末，学术界才重新认识到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伟大。我在1990年代说的很多话学者们都不赞成。他们问我当代文学最好的作品是什么，别人说是1980年代以后的王蒙、张贤亮的作品，我说最好的是《创业史》，他们都不能理解。他们问最好的诗是谁的诗？我说是贺敬之、郭小川的。为什么不是海子、舒婷？他们也很好，但如果跳出狭窄的视野看问题，告别风格流派，平等地看待，作为一个诗人，贺敬之的成就是一流的。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但从学术价值上看，他的成就是很大的。其实，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是真正的中国文学，是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同时吸收了最现代的艺术营养。我们以前总是戴着政治的眼镜看，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眼镜，都一样。一说“文革”文学，就说那都是“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抛开政治看，“文革”文艺的确吸收了最先锋的世界艺术，例如样板戏把中国戏曲、表现主义艺术、先锋派艺术结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多少年后仍深得人们喜欢。放到这样一个大视野中看现代革命、革命文学，心态会更好一点，不会太偏激。
       （本文由作者本人根据演讲记录整理而成）
       孔庆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集《47楼207》、《独立寒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