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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民族主义惹的祸”
       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我将其连缀起来，发现很有些意思。
       第一个故事是俄国作家亚历山大·贝列日诺依提供的。这个作家曾写过一篇题为《宇宙精英名录》的小小说。小说中模拟外星文明人看地球。摘录如下：
       印维茨基人是银河系最高的文明，也是大银河系中联邦核心。其中的主事提恩有一个记事簿，专门记录他们所认为的智慧已达到一定标准的其它星球文明，以确定其能否加入银河联邦。有一天，信使来报，说地球人已经获得了热核能。提恩认为地球人的智慧已达到了标准，于是在记事簿上记下了“地球人”的名字。事后便有下面的对话：
       “这可是重要的标准呢。”提恩笑了笑，“很快他们就会派飞船来探测银河系太空，并和我们联系了。”
       “问题在于，”信使不大愿意地说，“根据观察员报告，他们还没有进入过银河系太空的历史。”
       “怎么会这样？”提恩大惑不解。“还没有进入过？如果他们有了热核能，那他们是在哪儿进行的试验呢？”
       “在自己的星球上，拿自己同类做实验。”信使答。
       提恩突然起身，大吼道：“在自己的星球上，拿自己人进行试验？”
       “一点没错。”信使说。
       提恩慢慢地把刚收好的本子拿出来，郑重其事地把刚才的记录一笔勾销。这是史无前例之举。深思片刻后，他只说了一句：“真是一群蠢……”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了。
       第二个故事的原型是由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民族与民族主义》序言中提供的，为了与第一个故事对接，我仅仅将故事中的人物赋予了名字。
       就在提恩因为地球人竟然愚蠢到将自己发明的热核能用于同类，而将地球人从“宇宙精英名录”中删除之后不久，信使来报，地球人终于在自己的星球上相互使用核武器，最后导致整个地球人类灭亡了！提恩为此大惑不解：为什么聪明到能发现热核能的地球人，最后愚蠢到自我毁灭呢？
       于是，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提恩指派了一位银河系中最有名的星际史学家，到地球上去查明原因。这位史学家横渡银河，亲赴核战争后满目疮痍的地球，殚尽心力，想一探地球毁灭之谜。令这位史学家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地球人死光了，但由于战争中所使用的核武器已精良到只摧毁人而不会损坏物的地步，大概使用的是中子弹吧，地球人留下的书籍与材料并没有损坏。于是，这位星际史学家以他特殊的高效率阅读与思维方法，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与材料中找到了地球人毁灭的答案，并且向提恩复命说：
       “要想一窥地球人毁灭之谜，必须了解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而据我的研究，了解这段历史，则非从‘民族主义’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其它概念入手不可。”
       “都是民族主义惹的祸。看来民族主义不是什么好东东。”提恩说。
       “但地球人可不这么看。有一个叫乔治·桑塔亚那的男地球人甚至说，‘我们的民族性就像我们与女人的关系，与人的道德本质是连在一起的，谁也无法体面地改变，而且也不值得改变。’”星际史学家说。
       “那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东东？”提恩更糊涂了。
       “连地球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我看了一万个地球学者原来写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书，对民族主义有一万个解释。我从哪儿说起啊。”星际史学家为难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两个故事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客观地说，民族主义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可能导致人类的灾难；第二，民族主义又可能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当生意做到别人地盘上时”
       霍布斯鲍姆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我所谓的‘民族主义’是采用盖尔纳的定义。亦即‘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我看得有些莫名其妙，觉得话似乎没有说完。后来翻厄内斯特·盖尔纳的那本也叫《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书才知道，盖尔纳的意思是，“作为一种学说，民族主义要求政治疆界与民族的疆界一致。”如果二者不一致，比如，某一政治疆界越过了其民族疆界，或者某一民族疆界被另外一个政治疆界分割时，由于政治疆界与民族疆界不一致所产生的焦虑就是所谓民族主义情绪，由民族主义情绪进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
       作为一个学者，盖尔纳的解释很文绉绉。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1840年大英帝国的军舰开到了中国领海时，民族主义情绪就产生了，民族主义运动也就产生了。因为所谓政治疆界，其实就是暴力机器可以控制的界限，而军舰就是暴力机器的象征；对大英帝国来说，是政治疆界越过自己的民族疆界，延伸到了中华民族的疆界；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自己的民族疆界被大英帝国的政治疆界分割。所以正好符合盖尔纳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不过大家要注意，无论是盖纳尔还是霍布斯鲍姆，都不仅仅以为此时民族疆界因为被外族政治疆界分割而群情激昂的反抗的一方是民族主义，而且认为此时拼命地将自己的政治疆界拓展到别的民族疆界的侵入的一方同样是民族主义。
       不过，尽管我弄清楚了盖尔纳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但还是不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就想将自己的政治疆界延伸到别的民族疆界去呢？
       后来在一家媒体上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两个卖西瓜的摊贩，一个在巷口，一个在巷里。自然巷口的那个生意比巷里那个稍好。巷里的那个见巷口瓜贩软弱可欺，便拼命将自己的瓜摊往巷口靠，最后干脆将自己的瓜摊也摆到了巷口瓜贩的地盘上。这时便产生了焦虑：巷里的瓜贩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卖瓜，当然心里发虚，便想着干脆用暴力将别人的地盘也据为己有最好，这是一种焦虑；巷口的那个想，尽管软弱可欺，但别人把瓜都摆到自己的地盘了，自己的瓜摊越来越小了，无论如何也应该反抗，这也是一种焦虑。于是，两个瓜贩干起仗来，最后酿成了血案。
       看到这个故事，我便再审度鸦片战争。其实大英帝国就相当于那个本来在巷里的瓜贩，想将自己的生意做到中华民族的地盘上，但孰料中华民族不但不配合，还一把火将鸦片烧了。于是，在大英帝国的议会中，那些利益受损的商人们极尽全力怂恿政府出兵，并且认为：“生意做到哪里，大英帝国的军舰就应该开到哪里。”而当大英帝国的军舰真开到了中国领海，自己政治势力范围受损的中华民族当然也只能首先选择反抗，就相当于那个巷口的瓜贩。
       盖尔纳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中，认为政治疆界与民族疆界不一致时产生的焦虑就是民族主义情绪，通过上例，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还应该更进一步：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利益的疆界与政治的疆界不一致时产生的焦虑，就是可能导致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定义其实可以更好地看出民族主义的对称性。还以鸦片战争为例：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代表经济利益的商船首先开到了中国海，而政治暴力的疆界还没有延伸过来，这让他们不放心，因此才有了军舰远征的冲动；而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自己的政治暴力所控制的传统利益疆界竟然被异族不断侵蚀分割，使得自己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政权的保护，这让其感觉受到了侮辱，就有了反抗的要求。
       盖尔纳还说过，民族主义，也可以看作是为使文化与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那么，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就是努力让经济利益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
       说得更白，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商船有军舰的保护。
       历史的开始
       几乎在所有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都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基本的概念问题：即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开门见山地说，首先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认为“民族就是国家”。这是现代经济学公认的看法。如若不信，大家可以去翻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里面就写道：“亚当·斯密在其巨著中所使用的‘民族’一词，在其思考脉络中，民族代表的是有着固定领土的国家。”霍氏还说：“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斯密在将民族视为国家时，自然会参考其它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学者对民族的看法，即使这些人并非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是不想违反我的祖师爷的。
       其实，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确有足够的经济学理由将其视为国家。
       经济学家有时喜欢用故事讲道理。而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有两个著名故事，且都与以色列人有关。
       第一个故事：古代以色列部落一直没有国家，结果，屡屡遭受其它部落侵略。公元前1030年，以色列人乞求先知撒母耳能为以色列人创设一个国王（国家的象征）。撒母耳为了打消以色列人的念头，对以色列人说了一段话：“如果真有了国王，那么战争来临时，他要夺走你们的儿子，跑在战车的前面去打仗；他要夺走你们的女儿，为他服务；他要夺走你们的土地、葡萄园，赏赐给他的仆人；他更要强征你们十分之一的畜群。你们要接受他的统治。那时你们将为自己有了国王而后悔。”但以色列人并没有被先知的警告而吓倒。相反，他们一齐高呼：“我们愿意。我们需要国王，这样我们才能和其它国家一样，国王给我们以仲裁；走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战斗！”
       第二个故事：2002年4月，富有的犹太商人哈姆·布瑞纳，放弃自己在俄罗斯的全部基业，举家迁往今天的以色列。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说：“没有自己的国家，有了财富也常常在一夜之间失去；而有了自己的国家，没有财富还可以创造财富。”据以色列国民银行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除以色列外，世界各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犹太人家庭占犹太人家庭总数的10％到15％。以色列以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家庭财产总计约3400亿美元。但高达67％以上的富有犹太人都与布瑞纳一样宁愿暂时放弃家产，也愿意回迁自己的领土。“与全球化消解民族国家的趋势恰恰相反：一个文化程度很高、有教养的、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群，却热衷于返回自己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一位政治评论家这样说。
       这两个故事都说明，尽管国家本身可能使个人财富受损，但相对于另外的损失，因为国家是全民族经济利益的最有力的也是最后的保障，所以这种损失是值得的。对此，盖尔纳结合战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回迁热评论说：“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领土，尤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不仅如此，还使犹太人成为在其它社会结构中一个没有延续性的、相对高度专业化的阶层，而不是能够作为多少享有自主权的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大屠杀时期首先在东欧然后在整个欧洲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引起的刺激，使本来最没有民族主义的犹太人明白，当专业化群体的时代和传统的有机劳动分工时代结束的时候，文化上具有特征、经济上享有特权，但政治上却没有自卫能力的群体可能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因此，建立民族国家，使整个民族凝集起来，作为利益共同体，在与其它民族国家各种形式的利益争夺中能占上风，就成了民族与国家合一的基本动力。
       黑格尔在其《世界哲学讲座》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才最终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即成立了国家。”他的意思是，没有国家的民族将处于没有历史的“前历史时期”。而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只有在它获得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才真正开始！
       注意“那些不叫的狗”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说到，民族疆界因为被外族政治疆界分割而群情激昂的反抗的一方是民族主义，拼命地将自己的政治疆界拓展到别的民族疆界的侵入的一方同样是民族主义。这样就有了两种民族主义。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两种民族主义的起因不相同。
       侵略性民族主义，是由于资本的“野兽冲动”导致的。在凯恩斯那里，资本对利润的永无休止的渴求，使得资本家就像嗜血的苍蝇，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飞。而且，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对资本利润下降的焦虑，丝毫不亚于人们对死亡的焦虑。于是，资本家会不断去寻找下一个利润源。一旦出现阻碍，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去摧毁任何阻碍资本流向更高利润的旧政治疆界。这就是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由来。
       看看历史我们更体会到这点。当十七世纪中叶，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对劳动的剥夺已经接近其底限，市场已接近饱和，如何给嗜利的资本扩张寻找出路，就成了各主要国家的基本任务,也构成了强势的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原动力。正是在此背景下，欧洲兴起了第一次殖民运动，这就是新大陆的开拓。亚当·斯密当年就认为，由于“在旧商业狭窄圈子里，缺乏一个市场来消化大部分产品”，因此，欧洲才将眼光投向了新大陆。而正是“美洲的发现，为欧洲居民打开了新的永不枯竭的市场，从而为劳动力的新分配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历史再往前走，在美洲大陆被开拓后，资本仍然不会停下其逐利的脚步，于是有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对全球范围的殖民。
       弱小民族反抗性民族主义，是对自身利益疆界被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政治暴力入侵或分割后的焦虑引发的。正是资本主义强国的入侵，使得弱小国家人民选择了民族主义的救亡之路。毛泽东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哪里有处于强势国家或集团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哪里就有处于弱势的反抗性民族主义。面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受外族侵略与凌辱的历史，连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都写道：“我知道民族主义不好，但我不知道，中国人除了选择民族主义之外，还能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但奇怪的是，在当下，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都无一例外地将弱势国家的民族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思潮是和平与福利的最大威胁；而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所谓“自由主义大师”，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视为“五四以来的精神病灶”。殊不知，恰是强势的侵略性民族主义挑起了弱势的反抗性民族主义。这种无视历史、颠倒黑白的做法如果不是有更深的利益考量，就只能说过于幼稚。
       倒是盖尔纳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为夏洛克·福尔摩斯提供了重要线索的，正是那只不叫的狗。”尽管弱势的在当下被某些人批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几乎吸引了我们的全部眼球”，但那些不标榜民族主义，而是以“世界公民”、“天下主义”之类词汇批评“民族主义”的，其实是强调“资本利益至上”的更加强势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他们是那些“不叫的狗”。
       公共财政与“鱼缸”分立
       韩少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过所谓“全球税”问题。他认为，学界整天讨论世界公民，天下大同，只有到了某一天有一个全球性政府性组织，向地球所有公民按累进税率收取“全球税”时，才真正算是“天下一家”了。否则，类似的说法只能证明学者的幼稚。
       的确如此。我们知道，在一国之内，发展有差距，有的地方贫穷，有的地方富裕；有的人贫穷，有的人富裕。但贫穷的地方与人群都可以指望上国家，因为国家会通过转移支付或其它财政手段帮助他们；而富裕的地方与人群也不反对国家对他们征收更高的税收。这就是一个民族国家。而这个逻辑当前却无法推向世界。因为当下还没有形成一个全球政府，有权力向富人与富国征更高的税收，然后来帮助全球的穷人。所以，天下并没有大同，普通百姓也不是“世界公民”。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国家公民利益的基本载体。民族主义仍然有其正面价值。
       其实，公共财政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学者程亚文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并非独立战争的胜利，而是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的通过，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他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的。而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联邦宪法》与此前的《邦联条例》一个最大的区别大约在于：《联邦宪法》赋予了中央政府以强大的财政功能，包括税收、发行债券与偿还债券的权利。也就是说，有了公共财政，才有了民族国家。
       这一点其实已被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认识到了。民族国家必须利用其财政的功能，为民族国家所有的公民提供底线保障，并协调内部交易关系。正因此，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定在财政边界之内，即民族国家的财政功能到达哪里，哪里就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当然，霍布斯鲍姆还认为，当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共同体来承载全球所有公民的经济保障，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就会消失。这其实正好与韩少功先生的说法完全一致。
       对于霍氏的理论，盖尔纳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比喻。他把民族国家比作“鱼缸”，而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就是“鱼缸里的鱼”。“因此，他生活在特别修建的单位里，在一种巨大的水族馆或者氧气室里。但是，这些场所是需要修建和维修的。在所有这些巨大的容器里，赋予生命、维持生命的空气和液体都不是自动的，需要专门的工厂。这个专门工厂的名称就是民族国家。它是鱼缸的惟一的管理人和保护人。”盖尔纳接下来说，“在原则上，为整个世界建立这样一个鱼缸，并且由单独一个政治权威和统一的教育系统来维持，不是不可能。从长远看，这是可能的。但与此同时，由于尚未谈到的非常充分的理由，全世界的规范、又是一整套不连贯的氧气室或者水族馆，它们各自有其专有的、不适合互换的媒介或环境”，“这个鱼缸目前不可能建成”。
       所以，我们那些鼓吹“世界公民”的学者应该清醒了：“鱼缸”分立的状态，使得当中国人面临某种灾难时，或者是天灾，或者是人祸，中国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能自己救赎自己，而无法指望上中国以外的其它任何民族国家。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民族主义的时代。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
       2003年我在福建与一位偷渡到欧洲又被遣返的青年有过一段交谈。对于偷渡过程中种种艰难困苦他说倒没有觉得什么，甚至对于蛇头的贪婪他也觉得可以理解。他自言至今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与所有的人一样，他仅仅就想到欧洲打工挣些钱，为什么这样简单的一个愿望付出了如此高的代价？他说最受不了的是欧洲警察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眼神。
       其实，就在这之前，美国与欧洲移民部门都曾经对中国提出要求：要把好自己的门，必要时可以在边境再拉上铁丝网，建上隔离墙，总之是不要让自己的公民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国家间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国家间因为原始资源禀赋不同造成的要素价格差别将逐渐缩小，最终都变成一样的了。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假定一开始，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力很廉价；而美国劳动力少，劳动力很昂贵。但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往来，出于趋利的本能，中国大量劳动力将到美国去“淘金”；而大批的劳动力涌入，将改变美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使美国劳动力价格也下降，而中国则因为劳动力减少工资水平将上升。最终劳动力在中国与美国工资水平将同一。而要素价格都一样时，国家间贫富差距也不复存在了。这时也根本不再需要什么民族主义。正因此，盖尔纳也说：如果国家间人员可以自由往来成为普遍现象，民族主义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但本文开头的事实则表明，整个世界成为一个鱼缸，然后全世界百姓像鱼一样，都可以自由来往于“地球村”各个角落的日子可能很遥远很遥远。这个时候，民族主义的存在也就不奇怪了。而也从这点上看，民族主义者可能比那些“口水世界主义者”更“放眼世界”，比那些“口水世界主义者”更渴望国家间壁垒的撤除。比如，王小东被称为民族主义者，但他就曾经说过：中国人就要想办法往国外跑，实在不行，偷偷摸摸爬出去也成。
       不过，当下的情况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普通百姓最终还是因为很难出去，对那些禁止他们进入的国家说些气愤话，被批为狭隘民族主义；而靠批评“民族主义”发迹的知识分子却不知道反省自己：如果中国普通百姓也能像这些知识分子一样，来往于北京与纽约、上海与伦敦，今天还在“雪窦山下”，明天已飞到“哈佛燕京”，谁还愿意去“民族主义”？
       说到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以中国为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那些“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康有为以及陈天华等等，都是民族主义者，否则，“民族主义”也不致被某人称为“五四以来的精神病灶”。但到了当下，口口声声“世界公民”、反对民族主义的也是知识分子。而且这种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中还很普遍。所以，盖尔纳就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识分子当初曾是民族主义的原动力；现在在民族国家时代里，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地来往，就像从前在国际上存在跨国僧侣阶层时一样。”这其中的原因何在且先放在一边。而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都能自由往来于国家之间，但从前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民族与国家意识都很强，所以，往往能超越自身的利益；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资本统治全球化时代，脑袋已经被“屁股”决定了还不自觉，讲“个人主义”时首先是把自己与民族和国家撇开了。
       其实说来他们真是很失败。这就是安东尼·史密斯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所说的：“他们总是经常预言会出现国际主义，总是批评民族主义。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出现了民族主义时代。”
       谁的世界？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女士在2003年6月访英的一篇演讲中，对主张“世界多极化”的观点大加鞭挞，她称，“多极世界并不能促进和平，它是一种竞争理论。这种竞争把世界折磨得痛苦不堪。今天，这种竞争理论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迎接我们面临的艰巨挑战”。因此，“国际关系多极化理论应该被抛弃，美国将把精力转向美国治理下的和平。”
       在经济学上，竞争能增进社会福利。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竞争使得生产者不断改进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另一方面，竞争又使得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能以竞争性价格获得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所以，经济学视完全竞争性市场为最优状态。也因此，经济学的传统是反对垄断的。因为垄断者可以凭借其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的不可替代性，提高价格，降低水平，从而剥夺了本来应该属于消费者的福利；而且，也因为垄断者产品与服务不可替代，因而它没有创新的积极性。赖斯说，“竞争把世界折磨得痛苦不堪”，显然与经济学上所认为的“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完全相反。
       那么，是不是因为经济学上关于竞争与垄断的理论不适用于政治领域呢？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学派”恰就是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政治家及政治领域各种行为选择的流派。在他们看来，政治也是交易，因而完全可以套用经济理论。垄断性市场在政治领域相当于独裁或专制，统治者强迫人民接受，而人民缺少选择的权利；竞争性市场在政治领域相当于民主，人民手中的选票相当于货币。某个领导人如果不能向人民提供好的服务，人民可以将选票投给另外的领导人。所以，经济领域的竞争性市场与政治领域的制衡式民主有同等的功效。
       从这个视角上看，无论美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是“野蛮的侵略者”还是“文明的解放者”角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人主张的美国治理下的和平，实质是一种专制或独裁性国际理论。而国内那些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知识界人士在相当程度上与赖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他们就认为，“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有一个权力中心来维持秩序，而美国又是最可接受的”。一位青年才俊更是直言：“暴力掌握在美国手中，比掌握在其它政府手中要好。”但他们的作为实际上也出现了逻辑上的分裂：一方面，在评说中国问题时，他们批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仁慈的君主身上，没有公民社会意识；另一方面，在评价国际问题时，他们自己却仅因为他们心仪于美国式治理，而鼓吹全球都接受一个“仁慈的”君主。但他们可能没有想过，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如果人们不满意某种模式的治理，至少还有别样选择的可能性；而一旦世界被某一国主宰了，尽管今天你对它满意，但万一有一天它的行为使你不满意时，连选择的潜在可能性都没有了。
       我们再回到“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话题。如果说“全球化”就是美国统治下的全球化，那么这种关于全球化的想象绝不是新的东西，它可追溯到那些像汉穆拉比和亚历山大、查拉丁尼一世和哈伦·赖世德、成吉思汗和查理五世、拿破仑和大不列颠帝国这样的大帝国。它们当年发起试图一统世界的战争时，都无不认为并声称它们自己是文明的载体，认为其它民族都是落后的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它们自己也以普世的神圣文明面目出现，统治着已知的世界，推行精英语言和不分国界的“高级文化”……
       正因此，安东尼·史密斯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这样提醒：“对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追求以及世界主义的理想不断地被现实的强权政治和文化的本质与特征所破坏。”因为，当知识分子在鼓吹全球化与世界主义时，他们选出来说明全球化发展的例子，结果还是缺不了这个或者那个世界权力中心，他们所言的世界主义也就成为“英国主义”或“美国主义”。
       “鸡同鸭讲”
       从小学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自1840年以来一直受着外国列强的侮辱。这几年才听说，一些外国人总认为中国人这样写自己的历史不合适。但因为历史并非我的专业，我也不知道外国人如何会这样说。直到2002年10月份，我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弗里曼有过一次对话，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在老外看来，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到八国联军入侵、甲午海战，都不过是帝国之间的战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根本不应该列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而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如果以上判断成立，那么，自1840年到1949年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救亡史不就很难成立吗？而作为反抗性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也就失去意义了吗？
       因为困惑，所以迫使我再去了解西方人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到底如何区分的。尽管说法很多，但我还是从著名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埃里·凯杜里那里找到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原来，在西方人看来，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并且要以大多数公民的认可为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而在现代性社会产生之前，“传统农业社群那种相对稳定和绝缘的、被地理上的小路和巨大的社会距离所分隔的通天塔体制”，根本无法在全体百姓之中建立起某种共同体的意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人们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频繁，需要建立起社会共同的游戏规则，需要标准化的教育。现代教育也由此产生了，现代造纸与印刷术也流行开来，基督教也成为西方最普遍的信仰。人们已经逐渐形成了对“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认可。于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也水到渠成，而现代民族主义也就有了文化的载体。所以，凯杜里说：“民族主义并不是强加同质性，然而，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必然带来同质性，最终会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
       但这是西方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却不是这样。实际上，在中国，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一的教化即使在农业社会中就已经形成。即教育已经被标准化了：所有的私塾都教授几乎同样的儒家典籍，考试也都是标准格式的八股文。教化的同质性使得中国百姓已经形成了特有的“家”与“国”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作为贯穿中国数千年的文化血脉。所以，“中国”意识在中国绝不是自毛泽东之后才有的，这与“美国”意识只是在三百多年前美国联邦宪法诞生后才有的完全不一样。这样看来，西方视为“帝国史”的那部分中国历史，中国人却早已理所当然地视之为与自身命运攸关的当下中国的历史的上游。正因此，西方人认为中国近代受列强侮辱不过是“帝国之间的征战”，对中国何以有民族主义大惑不解，就在于他们将西方的历史强加给了中国。在这种情境下，与西方人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自然也无法沟通，就像“鸡同鸭讲”。
       可我们中国人自己要清楚。我常想，在中国，作为“历史学家”，如果谈到“中国”两字，胸中必须会涌现“数千年家国，几万里山河”的情怀。也就是说，你至少自然而然应该是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吧。但后来在《书屋》杂志上看到竟然有位“历史学家”，由当初批狭隘民族主义，已“与时俱进”到了批文化民族主义，而且还是在什么“斯德哥尔摩”什么会议上给外国人听的发言，我算是彻底为之“倾倒”了。不过倒出来的全是胃里沉积物！
       何种民族主义？
       曾经与王小东先生有个讨论：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还是政治民族主义？后来，王小东先生说他所言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并且声称绝对不是文化民族主义。他还说，在文化上，他反对儒家文化，认为不能靠儒学复兴来救国；主张在文化上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向日本与美国学习。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经济民族主义是“里”，政治民族主义是“表”。如果我们将政治民族主义视为暴力争取，其背后的原始动力肯定是经济利益。正如盖尔纳所言，“民族主义的横向疆界包含着更深一层的经济合理性。民族主义在初期往往是脆弱的经济保护人。”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政治民族主义比喻是军舰，那么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商船。其实，王小东先生在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时，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指向定为中华民族要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已经隐含了经济利益即对事关生存与发展的诉求是民族主义的更根本考虑。
       但无论哪种民族主义，都离不开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并非主张何种文化，其功能在解决共同体内部的协调问题。在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偏好”，即每个经济人的喜好。按经济学中所谓“阿罗悖论”，当有四个以上的偏好不同的经济人时，按民主投票的方法无法产生一个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结果。在政治学上的含义是，除非靠一个独裁者强加，否则，无法达成共同的意志。而文化的功能恰在于形成共同的偏好。经济利益共同体要达成集体行动，缺少不了共同文化背景作为粘合剂；而正是有了共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认同，也大大减少了民族国家内部达成某种意志的成本。这与向不向外国学习是两回事。比如，相信每一个读过王小东为《全球化阴影下中国之路》写的后记《侠客行》的人，都看得出这是一个很“中国”的王小东，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王小东。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我们的“面孔”上打下的烙印，使我们相互引为同道。
       其实，平心静气地想，当下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受到批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其外向性，反而在于国内政治。当我们说到民族国家利益时，总会有人冷不丁地发问：“谁的民族？谁的国家？又是谁的利益？”话讲到这个份上不用再往下说。正因此，作为回应，王小东近年来提出另外一个更加深刻的话题：民族主义与民主问题。按他的说法，在国内，人权就是族权；在国际，族权就是人权。没有民主的民族主义是假的民族主义。这也是他这些年强调政治民族主义的关键性原因。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要想真成为“主义”，除了文化上不强加之外，在政治上也不能强加。而是要通过某种公共选择程序，使民族国家统治者的统治更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最终使得民族国家的利益与公民的利益真正一致起来。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有深厚的根基。
       但要有一个好的路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首先要解决合法性问题，然后才谈得上民族国家利益。在这个虎狼当道的世界，选择这样的路径无异于说首先自废武功，去修身养性。其结果是尚未修成正果就可能被虎狼噬食。所以，较为妥帖的路径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对内建设民主与平等；对外仍要以民族主义对抗形形色色的新老帝国主义。
       总之，无论是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还是政治民族主义，都有其功能，而且彼此都密不可分。
       走出“囚徒困境”
       经常有媒体将我也列为民族主义者，我想原因在于我常表达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同情与理解。但我真正的看法是：如果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可行，与民族主义相比，可能是最优选择。只不过受制于当下中国所面对的具体环境，我们不得不被迫选择民族主义这一次优甚至是不好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最坏结果就是霍布斯鲍姆的悲观预言：人类将因此而毁灭！
       如果套用经济学视角，在国际关系中，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有世界大同或天下一家的处世规则，或最低限度做到利己不损人，那么，这至少就算是“斯密世界”：即与两个自利的平等的经济人，通过自愿交易达到彼此增进福利从而促进社会总福利增加一样，国家的和平与平等的交往也将导致双赢。但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当下的国际关系更类似于经济学上的“纳什世界”。
       关于“纳什世界”，是数学家纳什所定义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囚徒困境”。A与B合伙盗窃被抓，警察将两人分开进行审讯。警察分别告知两人：如果两人都坦白交代，将面临五年的牢狱；如果一人坦白，而另外一人抵赖，那么坦白者将只关一年，而抵赖者将被关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因为证据不很充分足够，但仍将判他们三年。我们想两人最好的策略是都抵赖。但A会想，如果B坦白，我最好也坦白，不然我要关八年；如果B抵赖，我最好还是坦白，因为这样我只关一年。因此，对A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坦白。同样，对B也如此。因此，最后的结果是两人都选择“坦白”这一最不好的方案，都被关五年。“囚徒困境”的存在提醒人们：在“斯密世界”之外其实存在一个“纳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因为考虑到对方可能采取策略性行为损害己方利益，最后自己干脆也采取策略性行为以争取一个不是最坏的结果。结果，双方都走上了“损人又不利己”之路。
       今天的国际关系与此十分类似。我们都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相处，但事实是，国家关系仍然没有走出霍布森“丛林法则”，如果一国尤其是相对弱小的后发国家一旦主动放弃维护自己主权的行为，那么就必定受到强国的“强势民族主义”导致的剥削或压迫。正是考虑到这点，弱小的后发国家被迫也只能选择自己的民族主义策略。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双输”，甚至导致人类在未完成大同世界之前就自我毁灭。而历史也的确是这样发展的。凯杜里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一书中就指出，亚洲与非洲本没有什么民族主义，正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实行殖民统治，不把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当作平等的人对待，才导致民族主义反应。一句话，民族主义是今天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小后发国家明知可能不好却又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在经济学上，要走出“囚徒困境”的方法有多种。但无论哪种方法，如果不能期望对方大公无私，那么最后要迫使双方放弃策略性行为，都必须取决于有没有能力对可能率先毁约的一方实施强有力处罚，使之不敢不合作。如果要落实到国际关系上，在当下，只有期待于弱小国家的合作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才能使强国在选择任何行为前有所忌惮。而这种解决方案仍然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正因此，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天下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的学者，在世界尚未真正走向大同之前，在民族主义即使处于接近消亡的黄昏之时，我仍然不得不继续这样的表述：我现在只能赞成民族主义！
       卢周来，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局外人语》、《穷人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