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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生长经历，这期间中国女性主义的学者和作家们出书办杂志、成立科研院所、挤进大学讲坛、召开国际国内研讨会，不能不说是做了大量热热闹闹的工作。“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倾向极强的思潮，要求对全社会的性别关系格局进行干预。可是总体审视这二十多年的中国“女性主义”，你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女性主义”究竟给中国广大女性带来了什么益处？
       中国女性一多半集中在农村，再加上城镇女职工和其它城镇劳动妇女（如打工妹），估计会占到中国女性人口的80％以上。这是个不可以被忘记的中国国情。这个庞大的女性群体在日益商业化社会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地被社会边缘化。传统道德趋于解体，新的道德无从建立，其物质与精神的生存状态趋向“荒漠化”，卖淫业的泛滥就是这种起于边缘的“沙尘暴”袭击中心城市的方式之一。可是，这个庞大的最需要救助的中国女性群体几乎就不在中国“女性主义”的考察与援助范围之内。这岂非咄咄怪事？
       仔细思量，倒也不奇怪。
       这其一，中国“女性主义”是欧美女性主义的回声，这欧美女性主义直接产生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经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现象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虽然有色人种妇女团体不断就此发难），因为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全部女性人口中的比例很高，她们称得上是有“代表性”。
       目前，中国“女性主义”还只能在部分人文女性知识分子和女大学生中寻找自己的同志（我接触过许多有地位的女知识分子，对“女性主义”感兴趣的比例很小），其社会基础的狭窄可想而知。瞧一瞧数量日益膨胀的各色各样的“女性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不外乎三类：一是对欧美女性主义的模仿；二是对中国知识女性（含女学生）个人化生活经验的表现；三是对女性历史生活题材的发掘。现实生活中的底层女性群体，在以先锋姿态著称的“女性主义”这里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其二，中国“女性主义”者，早在投身中国“女性主义”之前，大都有了“自己的一间屋子”（沃尔芙语），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个体面的收入稳定的职业。也就是说，她们并没有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对于中国底层劳动女性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其宣传的革命性与先锋性底气不足。
       目前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边缘女性群体绝对数量很大，例如：城镇下岗女职工、娼妓、女性乞讨和流浪者、辍学女童、女性劳教与犯罪分子、吸毒女性等等，每一类的数量恐怕都在百万以上。她们不是最需要关怀和救助的“姐妹”吗？她们急需“女性主义”的光芒去照亮。某些男性的性学工作者（如潘绥铭），曾冒着很大的人身与道德风险，去考察中国娼妓的可怕生存状态，据潘绥铭在《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中估算，中国大陆的女性“性工作者”数量超过三百万。为什么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反而不去做类似的工作？
       这其三，中国“女性主义”在国际“女权”话语大背景的映衬下，在中国已有的“毛式”妇女解放运动的资源衬托下，迅速摆脱了边缘状态。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幸事，同时也是其不幸。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很少遭到迫害和打压，西方的女权主义者被迫显示的“先锋性”与“颠覆性”，在中国大打折扣。换句话说，在中国从事“女性主义”事业，几乎是件零风险的事情。中国的大学与科研体制、传媒和出版界顺水推舟地接纳了“女性主义”，使之迅速成为大部分中国“女性主义”者谋取职称待遇和出书成名的体制内资源，追求所谓“学术性”、“正统性”与发表率亦成为必然的选择。吃力不讨好的边缘底层女性群体考察研究，自然乏人问津。
       但是，“女性主义”事业仍然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因为性别冲突比之人类的另两大矛盾——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发生的时间更早，波及面更宽，预期解决的难度更大，时间也会更长。特别是女性个体基本上被民族、阶层、家族和家庭分割在一个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利益关系复杂，生活处境迥异，很难形成同仇敌忾的女性阵营。当代世界“女性主义”实践已经证明，无法采用急风暴雨式的社会改革方式完成性别关系革命。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主义”者，正在以发动组织大批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的方式进行性别冲突的渐进式改革，这恐怕也是中国应该借鉴的方法。这就要求“女性主义”者走出书斋，投身到“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当中去。
       我刚刚读了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描写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小说《紫颜色》，虽然那是大洋彼岸底层妇女的故事，但读后仍然让我这个远东黄种男人有心灵上的震撼感，女作家用她的心点燃的火炬照亮了一片从未“浮出历史地表”的人群。就中国各边缘状态的女性群体而言，其生存的艰难和所遭遇的不幸，恐怕要超过《紫颜色》中的美国黑人妇女。可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迄今为止还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重量级作品问世。
       为什么我们的女作家不能写出像《紫颜色》这样的女性主义作品呢？为什么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没有做这方面的引导呢？
       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自成气候以来在两个方向上的努力，目前都失败了。一方面是 “女性主义”的本土化：由于脱离了中国女性最基本的生活状态，中国“女性主义”仍然只是一个浮在文化表层的概念气泡。不要说深入人心，就在女性知识分子领域也很难说站住了脚。另一方面是与国际接轨：没有自己文化经验的滋养，中国“女性主义”只能跟在欧美女性主义思潮的后面摇旗呐喊，说到建设中国自己的学派发出自己的声音，难。
       我并不是说中国“女性主义”者绝对都没有关心社会底层女性群体，个别有勇气的人是有的。我知道的如《中国妇女报》的谢丽华（不知她自己是不是认同女性主义）对贵州农村妇女的开发性扶贫努力；还有李小江教授对乡村妇女的口述史调查等即是。但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太少。
       中国“女性主义”的另一条瘸腿是与中国妇联组织的“离心离德”倾向。这两大主流女性上层“集团”（我斟酌许久没找到合适的词，而中国“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主流）互相瞧不起，真是中国广大妇女的不幸。各级妇联组织也许有很多被诟病之处，但她们对底层女性所做的好事，还是要超过“女性主义者”。
       一边是政府化的妇联组织；一边是“贵族化”的“女性主义”，什么时候中国广大劳动妇女会有自己真正的代言人呢？
       孙绍先，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女性主义文学》、《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