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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个世纪不同年代中制定的法律可以不需改变，这多么神奇！这棵树还在长，现在长出了新枝，但是它仍根植于几个世纪一贯的老地方（[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页18）。
       民国那阵儿，梁漱溟曾为山东邹平县的乡下人做了两次演讲。之后，有人将其合成了《乡村建设大意》。演讲的末了，梁漱溟提到一类乡村组织——村学乡学，并以为，它是乡村制度建设的“清醒”进路。这组织，蛮有意思。套用梁漱溟自己的隐喻来说，它可讲“是棵新树，但它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612。以下仅注页码）。
       当年演讲的历史语境，和眼下有些近似，一来中西制度话语相互浸融而又相互抵制，二来都见有“自治制度”在乡村的发育涌动。这样，解读“村学乡学”，也就不免有了一点意义。
       一
       中国太大，而且主要是“积乡而成”（梁启超语）。广袤且主要是乡村，便使沾染不少城市色彩（民国时期）的国家法律制度运作起来不太灵便，或说鞭长莫及，直至形同虚设。国家法律用文字写了出来，自然需要人力传送下去，执行下去，并且，需要一种大背景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潜层支撑。可是那阵儿的民国，正像许多人认识到的，在传统经济的产出能力上捉襟见肘，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所需的钱财支持。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也是一准的叫人头痛犯愁：乡民村民在灰色的幕后一方面拨拉着小算盘，另一方面，抱守着人情礼治的陈年老套。于是，政府到底像不少朝代皇权所做的，推出了“地方自治”策略：留出相当政治空间交由地方自己了断。
       “地方自治”，在乡村就是乡村自治。
       乡村自治的基本路数，是今人熟悉的。毕竟眼下也开始了“村民自治”的运动。
       自治的头条，兴许是多数议决。大凡村事乡事，大家要开会表决，之后，立下文字规矩。无论怎样，不能一人说了算。否则，可说是“政治侵权”——侵犯了村民乡民的自治权利。二是对领路人有个制约。领路人，比如村长乡长，出了毛病，村民乡民不喜欢他了就可以罢免废掉。这是外部制约。另有内部制约。像乡里有乡公所、监委会（在民国时期）一类的组织角色，它们相互看守，盯着彼此一言一行。而监委会还瞅着乡长的一举一动，发现腐败苗头，立刻揪出公布于众。三是，村社头头可以将犯事儿的村民乡民拿下。只要有人不把国家法律当回事，或者，硬顶县区的命令规章，视自治公约及公众决议如儿戏，头头就可以按住扭送，交由官办。再下来第四，还有一个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几乎是我们今天基层最熟悉的了。这委员会的用意，是想在村民乡民打官司之前，便将纠纷的势头压下去。委员会有个机构，还规定了一些手续，虽讲不提“判决”两字，但要分清是非，按部就班地劝说各方各让一步。
       说来，这些基本路数，都和法治或法律的劲头有些相合。其实，至少就头两项来说，那可是一类在西方国家并不少见的政治设计。如此，在中国的各个乡村，人们似乎就看到了星罗棋布的小型“准法治国”的影子。民国政府，有这个意思。
       梁漱溟不以为然。
       他说，乡村自治的路向不错，只是路数不对。大一统的国家法律秩序肯定会是费力不讨好。可是，这不意味着，小而全的“准法治国”，可以散布开来。散布开来的结果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的老根——乡村。几十年来，“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才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先从叶梢焦枯起，才渐渐地焦枯到身干老根”（页613）。因为，那路数，终究是西化的“缩小”输入，它自然会断送中国人的老道理。而老道理又是国人过活的根本。拆开来讲，老道理正是一套套犹如陈年老酒一般的依然有效的规矩、制度和道道儿（页613）。
       “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是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页614）
       二
       为什么变不得？
       两方面说。一是我们村民乡民的习性情感。二是自然而然的理由。
       梁漱溟以为，就拿多数议决来讲，它就和咱们古往今来的尚贤尊师的风气不合（页698）。贤人师长，总是明理知故，经验斗量。多数议决自然会无形地抹煞那类“地方性”的智慧。之外，这多数议决还会助长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权利想的多了，人们就爱分争。可内忧外患的“此刻中国所最需要者为结团体”（页698）。权利意识还有更大的毛病。这便是，你讲人人自有自由权，那么，许多陋习就割除不掉。比如妇女缠足，一准是个陋习。但鼓吹个人自由权，缠足妇女就会扔给你一句：“脚长在我腿上，怎么折腾是我自己的事儿，没碍着他人。所以，关你什么？！”这话显然会着实令人里外不适。
       再拿乡民有权罢免乡长来说，有人可以当上乡长，自是因为原本就有体面，乡民村民个个信他服他。但是，来个内部及外部制约，在他出些毛病的时候，由监委会一捅戳穿，再由乡民一掳到底，摘掉乡长之冠，太叫人难堪了。乡下人讲情义，讲面子，那样一种方式让乡长无法活下去，而且，叫乡民村民越来越减少温情，大家之间的向心力，随之飘散（页704）。还有，不留情义面子，乡长就不会时常扪心自问、良心发现，惟恐做出对不住乡民的事情，倒会暗自嘀咕：“管他那么多！反正稍有不是，没人同情。倒不如聪明地能捞就捞！”
       反过来，乡长对乡民说拿办就拿办，也是太无情义。乡长与乡民，都是生于斯长于斯，低头不见抬头见。乡长有体面，有份量，这体面份量可以帮助乡民弃恶从善。非要扭送官办，也就没有了师长的温情尊严以及号召力。“本来一乡一村即等于一家，一家之中彼此应当有情有义，乡党邻里之间也是一样，不能用强硬的法律解决的办法；一用法律则有伤情义了。中国人尤其是乡下人情义特别重，对这种有伤情义的办法如何能受得了？”（页704）
       调解委员会也有问题。这调解，要手续，要程序。所以，它“与法庭仍是一气，不啻为法庭的下一级；但中国乡村的事却断不能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准情夺理，以情义为主，方能和众息争；若强用法律解决，则不但不能够调解纠纷，反更让纠纷易起”（页706）。村里乡里通常不见人口的迁移，终老是一块土地，打这更多出现了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恰是需要看到纠纷之后怎样继续相处，而不是非要究个是非上的子丑寅卯。和谐的生活，是要连续下去的，即便对错含糊不清。
       说到习性情感和自然而然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后者。
       在梁漱溟的眼中，恰是缘于后者，那会儿的西洋风气也在转变着，不纯是清一色的“法治自治”。
       梁漱溟断定，诸如多数议决的规矩，在西洋也是打中世纪以后才浮出的。启蒙理性的催发，使洋人倍感“自我”的第一性。这类第一性，也使个人理直气壮地参与社群事务。可个人有权发言，便容易因意见不同而争论。相持不决，又使事情没法子行进。于是，洋人琢磨，“要想大家不致老是争论不已，不得决定，那就得多数表决。多数表决了，大家一致遵行，便可以省却了多少争论麻烦，这实在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页660）。但是，人们需要知道另一面的理儿：“多数表决固然是省事，而多数所表决的不一定就算是对。”（页660）故而转来转去，洋人还是明白了多数议决的双刃性。末了，他（她）们依然给“知识科层”留出一块权力的地盘，由其定夺作数（页661）。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中西的沟通调和点了。……尊师，尊尚贤智，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必要。”（页661）
       如此讲来，中国老道理的深处细处，不应变。
       三
       当年的“地方自治”，不足夸耀。像惯常流传所说的，新鲜的洋鬼子规矩，不仅没有给乡村带来生气，反而使原有的礼制田园秩序崩溃了，村民乡民不知所措。它毁掉了中国文化的老根，那老根又在于中国的老道理。老道理有自然而然的一面。就连洋鬼子，也是回过味儿来了。梁漱溟抓住了此处要害。
       接下去怎么办？老道理深处细处变不得，但是，有些浅处粗处还是要变。
       这样，一种新的乡村制度——村学乡学，凸现了。
       村学乡学是个组织。里面有学众、学长、学董和教员。学众，当是村中乡中男女老少一切人。学长，品德高尚，操守数一数二，可以替代原有监委会的位置。学董则是八面玲珑，办事麻利，大体是个村长乡长的意思。教员，专门跑腿，将外边的知识传送到村里乡里，并将本村乡的难题递交到有学问的人手中。
       这“村学乡学”语汇中的“学”字，蛮重要。它嫁接于老根，又是老根里挤出的嫩芽。“学”字表征着“向上求进步”，同时，表征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秩序地向前走”（页668）。其细致意思有三。头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要向满腹经纶的人聆教。第二，聆教不意味着凡事“自上而下”，有时要相互取经，甚至相互妥协。三是，出了问题，对谁都要诲人不倦。串起来概括，则是“交往对话中的说教”。
       梁漱溟自然不绝对反对自治。在他那里，自治只是应该有些折扣。因为，凡事彻底自治，就没了向上求进步的大方向。乡下人有时要妇女缠足，要男孩十来岁娶妻，自己时有吸毒、赌博、懒脏，等等。完全自治，这些东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丢弃（页669）。倒过来，完全他治，保不齐有人以势压人，谋取私利。所以，要将“学”的细致意思引进来。
       若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比的角度瞧去，另外要说：
       “……问题的解决，固然要靠有学问有眼光有新知识方法的人；可是我们要知道新的知识新的方法，不经过一番切磋陶炼是没有用的。虽然乡下人头脑简单，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而单有我们的新知识方法，也同样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所有的新知识新方法都从外边学来的，拿到乡村去很多用不上。所以必须两相磋商研究，如此得来的知识方法，才真有用，才真能解决问题。”（页684）
       这是基本路向和基本路数的辩证关系。
       于是，村里乡里要议事，和气商量着办。一方面，尊重多数，舍己从人。另方面，顾全少数，彼此迁就。脑筋转动不快的人，要听听灵气十足的人的言语。可前者终究惦记自己的利益，因而，后者反之不能以“先知”的神气偷运自己的私利。少数也有可理解的利益，将其撇在一旁，少数终究不会甘服。两相对照，都要顾及。如果实在无法以“说通”解决，便应像讨价还价一般，各自谦让。“死板的定下服从少数固然说不通；死板的定下服从多数亦不合适。”（页700－1）
       学董犯毛病了，学众犯事了，要婆心苦口。现在有学长，可以撇开内部外部的硬性制约和自上而下的无情“放逐”。学长站在一边，时时提醒村乡头头，常常“敲打”底下小民。对头头，“看他有骄横之处就背地忠告他；看他有阴私之处就赶紧规戒他。……众人要说的话，先都由学长代为说到，自不致激出众人的话来。如果有人反对他，要设法替他解释。”（页705）“总不要众人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到必不可调停之时，即劝……辞职，或速谒县长报告，以便撤换。”（页705）对群众，“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留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页704）。
       调解委员会的角色，也退让给学长。村里乡里难免蹦出纠纷不和。要紧的是，学长准情夺理，不死扣法律或者其他规矩的白纸黑字。因为，“这才是乡村和众息争之道”（页705）。至于学长为何不兼事学董，因为，要使“他站在超然地位，自己不致与人争执，自己与人没有不和，好来调和众人”（页696）。
       当然，学长的操守和明理是相对的。学长的自我培养，也是日积月累。“不够十成，就是八九成，甚而至于五成也行。现在没有，将来村学的风气开了，慢慢地就会有啦！……人的好或不好都是活动的，不是死定的，今天他不成，明天也许就成啦！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呀！”（页697）
       四
       民国的历史语境，使人深感西来强势文化的挤压。国人与洋人过了招儿，因为抵挡不住，遂羡慕其文明，试图改变自己以学他。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建船厂，修铁路，念洋书，穿洋服，说洋文……等等，处处试图“以夷制夷”。舶来的制度话语随之日渐昌盛。
       然而，村学乡学的叙说，在三个深度层面上彰显了另一话语理路。
       其一，制度是需要老根子的。老根子本身又是语境化的。洋人的一些制度由其本土培育、滋生、扩张，和那里的风土人情相互包容。单说那阵儿的英国，七成人口在城市，三成人口在乡村。中国则是与这全拧，几乎八成人口在乡村。英国以城为本，中国以乡为本，这是明眼可以瞧见的。城里人流动往返，“躁动不安”，乡村人倒是安详、宁静。在前者里面自然少有后者的发自内心的尊贤、深重情义。这样，城市的自治制度照单全部搬到乡村，便要生出问题。社会人类学有时正是这么说的。
       老根子有历史。历史生成一段，自然有个道理放在那儿。制度变迁由此也并非是直线向前的。从这往大了说，不论在何处，“现代性的方案”有时不仅一厢情愿，而且简直误事，酿成糟心的破坏损失。在老根子的浅处粗处嫁接新文化的嫩芽，才是有益新陈代谢，焕发春青。
       第二，道理藏在老根子里，道理时常“揭露”了生活的一个向度，视而不见，有悖生活的一类自然秩序。源自老根子的制度架构，时时稳健踏实。不过，道理终究是一类话语，张扬自己之时亦会压抑他者，稳健踏实的制度，打这，便会损害他者的利益需求。这也不是很妙的。
       就说尊师尚贤和顾及多数意愿，两者都是一种道理。在知识上，有人懂得少，有人懂得多，非说小孩子和大人一样可以看清远处的东西，是硬掰。小孩子跟着大人走，会少栽跟头，活得有益滋润。但是，处处执意“有人明白、有人稚嫩”，等于暗自输出绝对真理说。制度政治的绝对真理说也会带来灾难。这例子是常见的。所以，小孩子凭感觉走，有时也可能不栽跟头，正如大人凭“理性”走有时照栽不误一样。需要尊师尚贤，又需要顾及多数意愿，因为道理话语原本就是多重、异样、互补、彼此发明的。
       第三，制度的道道儿，根植于语境化，亦在具体语境中才有生命力。在大方面讲如此，在小方面讲还是如此。村学乡学不太在意“文字化的规矩”，更多喜好“商量着办”、“交往对话”。因为，文字规矩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僵硬的普遍化倾向。生活固然有“重复的谱系”，可也有“常新的谱系”。如此，村学乡学的柔性机制自然不是多余的。再者，村民乡民原本就是偏爱准情夺理，疏远刻板规矩，这更使柔性机制如鱼得水。
       文字规矩是个制度安排。但制度安排更喜欢“行动化”，而非“本本化”。“本本化”的东西，对未参与制度安排的人和“后来人”，需要驯化直至强加。这是不自然的，有时会引发“走样”、斜视、逃避。起码，驯化强加的成本资源需要付出。“商量着办”，时时对个话，意味着在自觉原则和节减原则中磨合孕育“行动中的制度安排”。行动中这样做了，过时的旧规矩秩序油然而灭，有益的新规矩秩序油然而生。而且，被挤压的话语、利益、需求，也有宣泄的机会和出口。
       最后余话两句。民国的村学乡学，实际已经隐去。今日大家更为瞄向了小型的“准法治国”的乡村自治。但是，那“学”还是提醒了自治里面需要一些甚至更多的本土佐料。老根子需要嫁接新嫩芽，嫁接的新嫩芽离不开老根子。制度文化的交流，是否蕴涵了这个意思？
       刘星，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