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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支左委员会就撤消(销)了。原先支左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就做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
       当时毛主席有“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要搞“三结合”。这“三结合”就是“军、干、群”三结合。“军”是支左的军代表，“干”是“解放”出来的原领导干部，“群”是造反派中推出的群众代表。要搞这样的三结合，在武定，就有过“火线亮相，解放干部”的活动。
       由支左委员会主持，造反派们要县里的中层干部都来揭发批判我们旧县委过去所执行的资反路线，他们强调，这样的揭批要敢于面对面。当时流行着一句好像是林彪说的话，要敢于刺刀见红。
       印象深的是有一个干部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就是看不起群众。这个干部的名字我偏偏记不起来了。他说我们总以为自己就是诸葛亮，而群众是阿斗。我在开展学习焦裕录(禄)的活动中，说过“龙头咋个摆，龙尾咋个甩”的话，他说，这就是自以为是，是瞧不起群众。他说，你算什么狗屁龙头。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要我表态，是不是狗屁龙头，我就承认，是狗屁龙头。
       这时刘加惠出来说我搞特殊化，架子大。他说“不叫你高书记你都不理。”我不服气。说中央发过通知不让这样叫，我在会上说过后，别人都不叫了，就是你要这样叫，我还批评过你。
       他还揭发说我搞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他抛出去，自己企图蒙混过关。我也顶他，说是群众造反首先起来批判你，群众要求罢你的官，我们还按照政策保护过你。后来造反派们把我喝住，说我态度不老实。
       钱绍文原来是县人事科长，后来调县农办当主任。他出来揭发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候搞瞎指挥，对此我就不回答。这倒不是我认识到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确实做错了，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中央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肯定的，我参加革命多年来有一条经验，甚至养成了习惯，那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才不会犯错误。所以大家批我对毛主席著作不活学活用，在工作中反对突出政治，搞生产第一，以生产压政治，等等，我都是诚恳地接受的，觉得是自己的政治能力不高，所以过去稀里糊涂地执行了资反路线。对涉及三面红旗这样的原则问题，我觉得还是不说话的好。
       武定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们接受批斗。听说是施甸县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造反派们要给我们敲敲警钟。到会场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把我和近城镇的地、富、反、坏、右集中在一起。做了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副组长的朱占文对大家训话说。你们要规规矩矩，他指着我说，你们的总后台都被打倒了。把我和这些地、富、反、坏、右，即当时所说的“黑五类”编在一起，对我精神上的刺激太大了。
       我总觉得，土改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土改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做这事时，我们正年轻，以前所未有的高昂热情和充沛精力投入其中，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可以说正是通过土改，我才真正明白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意义。但是，谁能料到呢?仅仅十多年后，我竟然和这些当年被我们打倒的地富列为一类，成为革命和专政的对象，你想想，我的心中会是个什么滋味?
       五
       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果然有一张新贴的海报，插甸公社的革命群众勒令我当天下午到当地去接受批判。
       我打起背包就出发。走到插甸公社，已经下午7点，天擦黑了。公社的炊事员给我热饭吃。这时公社大院里乱作一团。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今天会有“炮派”(即“毛泽东思想炮兵团”)武装从元谋上来，支援武定的“炮派”武斗。武定则是“八派”(即“八二三造反兵团”)占多数。元谋是武定的邻县，那里却是“炮派”掌权。当时县武装部在插甸附近的安德村办了一个全县武装民兵训练班，今晚也要提前解散。这样就可以把武器分散到各地，免得被“炮派”知道了来抢去。
       来来往往的人们没有一个来管我，我自已就在会议室的乒乓球桌上打开背包，睡了。到了晚上10点，原县会计辅导站站长傅从志把我叫醒，说是要转移。在路上，傅才告诉我，说是怕我在武斗时和“炮派”合伙，所以才故意说要开批判会，把我从县城骗到乡下来。造反派的想法是，由于外来的“炮派”武装的支持，武定的“炮派”可能会一时得势。因此要避免“炮派”和原来的当权派联合。别的县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造反派为什么会担心我会和“炮派”联合。其实我当时的心态，是和任何一派都不会合作的。我书读得不多，高小毕业就参加了游击队，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但在革命队伍里多年，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听党的，听组织的，可以说都形成了习惯。所以尽管毛主席说要支持造反派造反，但现在是造反派中又有派，说不上他们当中哪个才是代表党和组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轻易就和某一派造反派联合的，除非毛主席和党中央下文件说。其中的哪一派是代表党和组织的。
       走了15华里，到了那土大队。已经快12点，大队部还有人没睡，在堂屋烤火，那时已临近春节，天气很冷。还没来得及打开背包，又有电话打到大队来，要我和傅再转移到上占良，只好又起来走。
       周围的山黑蒙蒙的，天空却很清朗，满天的星星，多数情况都不用手电。路边的草丛和树叶，都结了一层白霜，走着路，也不觉得冷。这样大踏步在冬夜里行军，倒让我想起当年打游击的事来。
       又翻山走了30华里路，到天亮时，才到了上占良，就住在上占梁生产队的队长家。
       在队长家一共住了八九天，每天交一斤粮票，3毛钱。他家早上吃包谷饭，晚上是包谷苦菜糊，这还是队长家，在全村都还算好的了。即使这样，他家还是每天专门为我做一斤大米饭。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的粮票是可以买到大米的，他们就要让我吃大米。我把大米饭让给小孩子吃。
       每天白天，我都参加他们修小水库。我当时40来岁，正当壮年，觉得应当干点体力活。队长和社员也不让我干太重的活。我就和老弱妇幼劳力一起，用锄头平平土。后来钟支书打电话请示县里的造反派，说可以回来了，我也就回去了，回去十多天，就过春节了。
       六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接着就成立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名称来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毛主席认为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但我想各地纷纷成立干校，主要的目的还是为着安置那些未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旧人员”。那时造反派称我们为“旧人员”，原来的县委和
       县政府也被称为“旧县委”、“旧政府”。
       武定的干校一共分三个连。模仿军队的建制。各连的组成人员不一，成立的时间也不一样。
       一连主要是原县委会党群部门中未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当权派和一些一般干部，地点设在离县城5公里的高家村。成立的时间是1968年底，在大家尚未搬入前，我们这些当权派就被派去托土基修猪圈。
       人们在干校，主要是从事田间生产劳动，晚上或是天阴下雨时，就在家里读报纸、学文件，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
       像我这样的全县最大的走资派，又被定为“群专对象”，地位比干校中的其他干部要低。每天早上的天天读，我们这些群专对象是不得参加的，这个时候，我们得去给干校的牛马割草。在干校二年多，我镰刀都割损了几把。干的活也比其他人重。当有什么学习活动不让我们参加时，就派我们去干脏活累活。我记得曾派我们到狮山半腰的圆觉庵去拆庙，将木料石块拉回来盖猪圈，一路上都有武装人员扛枪押送。
       那时劳动量大，每餐的定量根本不够吃，又缺少油水，每天一件烦人的事就是觉得饿。起先我爱人十天半月还会送一罐肉丁之类的来补补油水，后来我爱人也进了干校三连，肉丁也就没有了。好在与我同室的龙应泽饭量很小，我们都称他是猫肚子，每餐我都从他那里分一半，另一位叫李尔康的小个子，定量常常也吃不完，每餐我又从他那里分一点，这样才算基本吃饱了。他俩原来在县统战部、农村部工作，是造反派派来监视我的，但他们对我还好。
       在干校，只有星期六的晚上才放假，其他时间晚上不是学习就是还得干活。在农忙时就更是这样。学习嘛就是读报纸，或是学毛主席著作，每月还常常安排时间，要大家，主要是像我这样的被认为是问题比较严重的人交代“活思想”。或是大家面对面地指出某人在接受劳动锻炼时的不够之处，大家进行批评帮助。气氛是比较压抑的，倒是劳动时，气氛比较轻松活跃。在劳动过程中，大家还常常要拉歌。
       像我这样的过去作为县委领导的走资派，常常会被大家要求起来唱一段“样板戏”。我想大家倒也不是要出我们的洋相，而是想看看我们这些过去看上去挺严肃的县委领导，唱起歌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唱了一段样板戏《海港》选段，《马洪亮探亲我又重来》。唱完后，大家戏谑地叫好。其中有一个人说，你还想又重来吗?我知道他是开玩笑，但我听者有心，以后也就不再唱这段了，免得又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星期六的晚上放假，由于当时干校的伙食太差，大家都喜欢成群结队地到六七里外的幺阴丫口去打牙祭。幺阴丫口是武定到元谋公路上一个很有名的大坡，公路在这里盘山而行。司机们好不容易爬上山顶后，或是要下山前，都要在坡顶休息一下，因而幺阴丫口虽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在这里却开有一家小饭馆，和一个卖烟酒糖茶的供销社。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那时不允许私人开餐馆。当时干校学员虽然是下放劳动的干部，但是工资都还照拿。我这样全县最大的走资派，这时虽然已经不再拿原来百来元的工资，但还给30元的生活费。所以较之普通的工人农民，干校学员还是算有钱的。星期六干校学员来到小餐馆，常常会买盘回锅肉，在供销社的小卖部打点酒喝。家庭负担轻的，还买点饼干罐头之类。一家老小连保姆一共7人都在干校，加上我爱人的工资，也只有75元，因而从未在那里吃过肉、喝过酒。那时一盘回锅肉要4毛钱；不是常有的炒肉片，全是瘦的，一盘要6毛钱。我有时也去幺阴丫口，但只是到小卖部买一两斤水果糖，就是没有包装纸，在糖块外面裹着白砂糖的那种。那时也很少见到有包装纸的水果糖，那是比较高级的了。这糖主要是拿来给刚刚断奶的老四做米糊吃，加点甜味。那时没有白糖卖，只好用水果糖代替。
       “干校”学员到幺阴的小餐馆去喝酒吃肉，还是显出了一定的特殊化，“干校”的领导觉得，这让村里的老百姓看了，还是影响不好，是不好好劳动改造的表现，后来就在会上宣布，不准再到小餐馆去喝酒吃肉。
       以后星期六的晚上，有些人就想各种办法弄各种各样的肉来吃。“干校”虽有几百亩地，但大都是旱地，水田只有几十亩。在这种缺水的地方，也没办法捞鱼摸虾，连田鸡都很少。因而只好靠山吃山，去烧蜂来吃。“干校”四周的山里有不少野峰，多是被叫做马蜂的，叮起人来非常厉害，据说惹恼了它倾巢出动，连老水牛都叮得死。这种蜂的巢颜色像牛粪一样，一大包地高高挂在树枝上，也有位置比较矮，靠近树根的。都是白天看好了窝子，晚上再去烧。烧的人穿上雨衣、雨鞋，偷偷靠近蜂窝后点上火把，窝里的蜂受惊纷纷飞出来。但刚飞出窝，薄薄的翅膀碰上等候在巢口的火把，马上就被烧掉了，只好在地上爬来爬去，干着急。有时也带上喷农药的喷雾器，朝蜂窝喷上些敌敌畏，然后到一边等着，窝里的蜂受不了，纷纷飞出来逃之夭夭。这时就过去从容地把蜂巢卸下，有的蜂巢大，可以从中弄出满满一洗脸盆的蜂蛹。这绝对是好东西，高蛋白，用油炸出来美味无比。只可惜那时油都是定量供应，很金贵，因而常常只能是加一点点油炒来吃，由于油少，蜂蛹几乎就是炕熟的，吃起来也就有一股焦糊味。
       再一个吃肉的办法就是掏雀。干校的围墙都是用土夯成的，夯土时脚手架留下的墙洞和瓦沟下面，常常就是麻雀做窝的地方。到了晚上。要是找准了，麻雀夫妻和肉蛋蛋样的小儿雀都抓到了。没有油，将麻雀整理干净后抹上盐，用瓜叶包了，外面糊上泥，扔到火堆里烤熟了，也很好吃。当然也有手伸进去没抓到麻雀，却摸到冰凉的麻蛇而怪叫着跳下来的。
       我们并到长冲三连后。我爱人也在那里，一家人算是在“干校”团聚了。但是我们夫妻却不住在一起。我爱人带着四个小孩和保姆，被分配在一间小屋里住，而我则住集体宿舍。到了星期六晚上，我和我爱人就到背静处的空房子里去过夫妻生活。有一次我们在一座碉楼的顶楼相会，听到有人上楼来，原来几个干校学员，他们要去掏雀，不知道我们在上面，把上碉楼顶楼的那把小梯子扛走了。我倒是可以跳下来，我爱人却不行，还好我们带了件雨衣，就用雨衣当绳子，将我爱人吊下来。
       七
       1971年初，上头强调要注意解放干部。
       王庭金同志是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三八，山东人，曾在武定县做过县长，那时我是县委副书记。后来他调任楚雄州团地委书记，文革后期被结合进州革命委员会，任政工部组织组的副组长。借着当时强调要解放干部的形势，他把我和白熙良、和汝彻等未解放的中层干部召集起来开
       了一个座谈会，了解我们的情况，我和他是老熟人，又有当时那样一个强调解放干部的形势，也就把自己的情况和想法都作了详细汇报。
       后来，他把他的想法和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谈了，经他的干预，我们才又“归队”，原来不发给我们的“毛选”，又补发给我们，让我们参加政治学习，不再当敌我矛盾处理，被扣发的工资也补发了，我记得一共补发得14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
       补发“毛选”的仪式是在干校的食堂里举行的，干校领导作了关于让我们几个归队的发言后，就开始给我们发了四卷用红纸条套封着的《毛泽东选集》，段光纯是这次归队者中的一个，只见他手捧“毛选”，转身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一边朝着主席像挥动，一边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表情非常虔诚。这个场景给我当时才11岁的大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了20多年后，有一次他还问段，当时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激动，他说：老子是用这种方式对那些整我的人表示抗议。
       但我终究还是不能被解放出来参加武定县革委会的工作，我被牵扯到元谋民主党一案中，而当时民主党一案在元谋还没有平反。
       武定这边迟迟不能解放我，后来是州革委组织组直接通知县革委会，将我调南华县任二把手，我到县革委开了介绍信即前往州上报到，因而也没有办理任何解放手续，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正式为我所受的民主党冤案平反。
       州上给我开的介绍信上是这样说的，到南华县工作，参加县革委常委活动，内定为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当时准备召开党代会，撤销县革委中的党的核心小组，恢复县委。
       那时还处于军管状态，州上的这些安排，还得拿到大理的14军军部(后来14军替代了原来的54军)去批。由于民主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14军就没有批准这一安排。这时离南华县的党代会只有几天了，州上没有办法，只好将王庭金调到南华顶我的位置。这个时候，武定又来函要我回长冲整党、登记，这次回去就有点灰溜溜的了。在长冲整党半个月，重新登记后，又回到南华，被安排为政工组副组长，不进班子，负责县里的“速成自读”，处于半靠边状态，家小带来后，我爱人被安排在县城郊区的斗山小学教书，一家人没法住在一起。四个小孩，大的两个我带着在县城读书，小的两个他妈带着，星期六的晚上，他妈带着两个孩子回城里来，一家团聚，星期天的晚上，又带着两个小孩回斗山小学去。
       所谓“速成自读”，就是“速成自读毛主席著作”。这个办法原本就是牟定铜矿的一个叫藤喜林的干部搞出来的。具体做法是把毛泽东选集中所出现的所有字词整理出来，根据难易程度分级分类，然后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这些字的意思，例如三就是三面红旗，大就是大跃进，在识字的时候把一些常见的词组短语也学了，要是弄的(得)好，据说三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的学习，就可以使一个文盲或半文盲也大致能读毛主席的著作。这样的搞法在当时当然就是突出政治的有效手段，因而很快就在全省的一些地区开展起来，原本是一个普通宣传干部的藤喜林，后来听说被调到省委宣传部去作了一个什么处的副处长。
       能够又出来工作，我当然是非常的用劲，但也觉得有不适应的地方，首先就是觉得被打成走资派几年后再出来工作，语言上已经跟不上趟。当领导嘛常常就是要讲话，再说以前我们讲惯的学焦裕禄、学大寨，苦干、实干加巧干，已经不够用而且显得陈旧了，还得说一些新内容，例如抓革命，促生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之类。我当时蹲点搞“速成自读”的地方是星火大队，这是全县“速成自读”的典型。为了把这个典型塑好，我们采取的办法已不是让社员们业余时间学，而几乎是全天坐读，像个扫盲学校，在农闲或是有检查任务时就更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是省里要来拍电影，开现场会，但是村里的秧苗由于大家忙着搞“速成自读”，还没有薅出来，于是就动员南华中学的师生和县里的机关干部去那里支农。
       这年的国庆前后，我按州里的安排，和各县的一些主要领导去了一趟大寨和遵化，回来后，县里决定要把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要搞小春革命，县委领导都要到下面去蹲点。我到红星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蹲点，干学大寨我当然要比干“速成自读”更有经验一些，也更有热情，全村社员的努力加上老天爷的风调雨顺，第二年小麦打下来，增产了二万八千斤。
       后来县里开会时，我就发言说，只有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精神才能变物质。以我们的情况来说，速成自读毛主席著作抓了，突出了政治，学大寨也抓了，促了生产，粮食也就增产了。那次会议当时的军分区政委、州委书记付永昌在场，他大概觉得我说的有点道道，就问身边的同志我是谁，知道我原来做过武定的县委书记。后来不久，州上来了文件，我被任命为县委常委，进了班子。
       进班子后我分管文教卫，刚好碰到1972年中小学中又恢复考试。南华一中的个别负责人事先偷看试卷，在这次统考中考了个全省第一。后来有人检举，县里组织工作进校调查，我任组长。在调查中不仅弄清了他们作弊的事实，又有教师揭发学校主要负责人和一个高中女生有暧昧关系，还查出学校食堂的大米被盗的事情。对这件事，当时的州委领导和县委领导都坚持要严肃处理，就把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这事处理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南华县的县委副书记。
       但后来这件事又有反复。1976年反击右倾反(翻)案风时，州上领导又有指示，要把那位被关的学校主要负责人放出来。放的那天，一些人还逼着县委书记王廷金去给他提鞋，要县委组织部长陈明先去给他背包、打伞，一路敲锣打鼓放鞭炮，从看守所游街回来。这些事都是后来听说的，早在1973年，我就已经离开南华调到双柏县工作了。
       1973年3月我接到通知，到省委党校学习。这时中央有精神。要撤消(销)各级党政部门中的军代表。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刚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时，我们都吓了一跳。但这种震惊很快也就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经过了这些，再出个林彪也就觉得并不是不可思议。原来林彪也是个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定时炸弹，看来阶级斗争真是复杂的、激烈的、长期的。当时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这个水平，觉得要避免犯错误，就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行。
       当时楚雄州各县的军代表分两批撤，双柏、元谋两县先撤，我们这些来省委党校学习的各县领导干部，大都是副职，就是准备接替军代表的。1973年8月，从党校学习回来后，我被任命为双柏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来的工作当然也很不好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各部门都有人出来造反，因而到了这时县里的各个部门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许多事情想做也做不了，而且还不断地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像批林批孔，评水浒、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不断地要我们面对路线问题的大是大非，搞得我们无所适从。而且文化大革命把大家的胆子也搞大了，什么事情都直接来找党委，找县委书记。不找相关的职能部门。类似转业军人回家找不到车子，居民老太太因车祸被撞死在街上等等，都会有人直接找上门来要你解决，有时甚至是半夜。我虽然是一个县委书记，但没有多大权威和实力，工作起来很别扭、很不舒心。我觉得，党中央把76年“四人帮”的垮台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非常正确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各种工作才逐步走入了正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些被夸大了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才不再时时在精神上折磨我们了。
       口述者：高中德，1929年生，1948年参军，1964年任云南武定县县委书记，1987年任楚雄州政协主席，现离休。
       资料提供者：高波，教师，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