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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政府管制短波收音机
       编辑同志：
       美蒋反动武装虽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但它还梦想死灰复燃，还在不断地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对新中国进行其阴谋破坏活动，而其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捏造与散布谣言，以图扰乱人心，破坏我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以后，谣言更多。敌人散布谣言的方法，不外由潜伏在各地的特务直接捏造到处流传和利用《美国之音》和台湾蒋匪电台广播各种荒谬新闻。对特务造谣，在人民政府镇压下，此后当可逐渐敛迹。对敌人利用电台广播虚构消息与诬蔑谰言，我们也应从速加以取缔，否则对我们人民是不利的。为了维护人民利益，我以人民一分子的立场，特建议凡私有短波收音机者，一律由主管机构遴派专门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后，予以适当的管制，以免散布毒害中国人民思想的反动邪说，危害人民。
       胥锦帆
       1950年10月29日
       要警惕资本家的鬼把戏
       正当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尽最大努力的时候，有些资本家的生活却大大地变了样：花天酒地，穷奢极侈!德州有个资本家，放下业务不管，每天喝酒六次，常常醉眼惺忪地说：“总路线，来四两!工业化，再来四两!”北京劝业场资方代表萧瑞森纠集大小商户四十多人，大吃大喝。他们还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想不到共产党领导有这么大的好处，劝业场商人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上海某毛绒厂的资本家买洋房、汽车、到各地游玩，一下就花了四十八万元!该市某五金店资本家，花在舞女身上(的钱)，竟达三万元之多!天津某五金店掌柜们开展了“花钱竞赛”：二掌柜、五掌柜称病住在医院里，打补针，吃补药，每月花一千多元。三掌柜拿了一千八百元到街上去胡花。
       为什么资本家忽然这样大肆挥霍?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呢?只要查一查底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资本家挥霍的，大部分是偷偷抽出来的资金。北京市调查了宣武、前门两区百货、铁工等行业一百三十七家工厂商店后，就发现其中有五十八户被暗中抽走资金。
       大量资金被抽走之后，工厂就陷于绝境，拖欠工资的现象普遍发生，工人大量失业了。去年十月，上海新成区被抽走资金的一百二十五个工商业户中，就约有四分之一资金周转困难，有十户生产完全停顿。去年第三季度，沈阳市资本家拖欠工人工资竟达二百八十七万元之多。工人因拿不到工资，被迫东挪西借，变卖衣物维持生活的很多。
       资本家这种抽走资金、大肆挥霍的行为不仅是一个浪费社会财富、违背厉行节约精神的问题，而是一个违法的问题。
       我国宪法早已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资本家在遵守法律的条件下取得的利润，本来是一种合法收入。这种收入是和各种生活资料所有权一样，受到宪法保护的。
       但是，这些资本家不是从企业利润中取得合法收入，而是抽去资金搞垮工厂，这就直接影响国家生产，造成社会失业，这是企图抗拒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企图破坏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犯罪行为。
       显然，这种行为是非常毒辣的!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种极其恶毒的手段!
       应该警告这些资本家：你们这种行为是违反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规定国家要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定“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你们却要暗中抽走资金、挥霍浪费、破坏生产、制造贫困和失业现象、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你们这种做法，人民和国法是不容许的。
       曾文经
       1955年8月12日
       不要把机关名称印在内衣上
       编辑同志：
       现在无论在城市、农村，穿印有机关单位名称字样的汗衫、背心或运动衫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气。就拿我们萧山县来说吧，有的人就穿着印有“萧山县府”字样的汗衫、背心，有人穿着有“县委”二字的；到省委学校学习过或浙江省团校学习过的人，就穿着印有“省委学校”或“浙江省团校”的汗衫、背心。
       我认为这样很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冒充政府机关、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对保卫工作和保密工作都是不利的；而且印红字每件要增加加工费一角多，在人力物力上也是浪费。
       为了堵塞任何可能被暗藏的敌人利用的漏洞，我建议除了运动员可以穿着印有队名和号码的汗衫、背心外，其他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一律不要在汗衫、背心上印字。浙江萧山县戴村区公所
       李世昌
       1955年8月21日
       按定量标准是够吃的
       
       我叫萧云悌，是西安市碑林区柏树林居民。8月15日我听了区委书记关于粮食定量供应办法的讲话后，我心里盘算着：我是柏树林的治安委员，党和政府号召人民实行定量用粮，我怎能不起带头作用呢?当时有人反映不够吃，我心里也没有把握，我就决定回家试验一下并算一算细帐，看真的够不够吃。结果算出按定量标准规定的数量我家每月也是够吃的。
       起初，我的女婿和女儿也认为按定量规定的数量不够吃。女婿说：“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一个三岁)十六斤还够?”我向他解释：“你们不能光看数字，大拉小，是够的，我们再精打细算，保证够吃。”经过试验和算细帐，他们都想通了。女婿并教育孩子说：“以后可不要再丢馍了。”
       通过算细帐，检查出我家过去浪费粮食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我家共八口人，在家吃饭的有六口人(大人三口，一岁多至七岁的小孩三口)，过去每月定用粮计划是一百七十斤，按新的定量供应标准是一百三十七斤，每月减少了三十三斤。这三十三斤如果能避免浪费是满可以节余出来的。过去我过日子没有计划，做饭时都是用碗来挖，挖的多了，大家吃不了就剩下，剩下怎么办呢?丢了怪可惜，于是大家又分开装到肚子里。同时，我家小孩多，浪费也很大，孩子时常要馍馍，大人也不注意孩子能吃多少，一次就给他一个馍馍，吃不了就丢了。有一次我看见我的外孙子竟丢了二两多重的一块馍馍，没见到的不知还有多少。吃饭时唯恐孩子吃不饱，就给他多盛些，孩子吃不了，大人嫌脏不愿吃，结果也就抛掉了。另外，拌面、淘米等都有浪费。我的儿子在西安市工作，家里不买他的粮食，但他每个星期日回家，要在家吃一天饭。虽然如此，我家按计划买的粮食有时还有剩余。如果全国各个市镇的居民每户每月都像我家一样浪费三十多斤粮食，这给国
       家能造成多大的损失啊!经过我这一算细帐，每月不但为国家节约了三十多斤粮食，而且自己每月还可以节省五元多钱，这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
       西安市　萧云悌
       1955年8月27日
       是谁把咸牛肉扔进河里?
       编辑同志：
       六月的一个早晨，内蒙古阿尔山林区河西的居民正在忙碌地往来渡河，忽然有人发现河水中漂着很多好像肉块的东西。捞起来一看，果然是咸牛肉。这事一传开去，附近的人就三五成群地沿着河寻找。出人意外的是河水中的牛肉越来越多，不光是成块的，而且有成篓的。结果，这一天河西的居民都吃到了牛肉，有的人还晒了熟牛肉干。
       是谁把这些牛肉扔在河里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中国土产公司乌兰浩特支公司阿尔山林区供应商店今年一、二季度先后购进四百四十头活牛。因为牛的体质瘦弱，加上林区气候寒冷，饲养不善，先后死了五十九头。供应商店当时宰了一部分将要断气的牛，把一部分牛肉廉价出售，剩下来的六百多斤牛肉就煮熟后腌起来，装在篓里，准备以后出售。可是商店的职工后来就把这批货物忘了，到六月中旬，天气暖了，他们才想起了这批牛肉。打开篓子一看，牛肉已经有味了。于是，他们就在夜里用大车把牛肉拉到河边，连篓带肉一起推下水去。
       阿尔山林区的人们对于供应商店的这种工作态度十分不满。希望这个商店进行检讨。
       内蒙　寿松　老品
       1955年8月28日
       人人都在刷牙了
       八年前我在中学读书，放假回家，前后院二十多户人家，只有我一个人有刷牙的习惯。这可把我难住了，一拿起漱口缸，前前后后的小孩都拥了来，好像看耍把戏似的，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只得慌慌张张，马马虎虎，刷一刷就算了。今年我回到家乡，第一个早晨，我还睡在床上，前后院的人都起来了。他们都在刷牙，牙刷浸在牙缸里洗打得“启哗!启哗”地响把我惊醒了，起身一看，“啊!都在刷牙哩!”猛然使我想起了八年前我在这里刷牙的狼狈像(相)。
       湛江渔岑汗川乡前进社
       叶去菲
       1957年11月5日
       丰收后镶金牙对不对?
       河北兴隆县快活林乡快活林村建成中兴高级社后，连续二年梨果大丰收。全社二百零二户，九百九十九口人。今年分一千元以上的有十户，分五百元以上的有一百十一户，分五百元以下的八十一户。 社员手里钱多了，一时就出现了乱花钱的现象。就拿几个最明显的事来说吧，全社一百零二人新安上了金牙，王桂春的儿子是个哑巴，也安上满嘴金牙，戴上了礼帽。今年全社新买的绒衣就是一千四百九十多件。10月份的一天，光照像钱就花了一百多元，还买了三十二辆自行车。供销社每次进粉条、球鞋、副食品等，不到五天准卖得光光的。还贷款，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勤俭持家，储蓄等问题，则很少听到有人议论了。干部们曾劝社员“省着点花”，社员却说“有钱不花，放着无用”。
       乡社干部对这种情况曾研究了多少次，但总没找出妥善的解决办法，11月初，区委决定在这个社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县区工作组和乡社干部都认为，社员钱这样多，花钱问题是个大事。便决定组织社员把这个事辩论辩论。
       在鸣放中，社员的思想各色各样，老头们说，受了一辈子苦，现在有了老来福，吃点喝点还算浪费?青年人好阔气，一般说法是，手头松了，穿上小大衣，打完场骑上自行车溜一溜，晚上扭开收音机听听北京大戏，这也不算过分吧!妇女说，什么也不如高楼瓦房大院墙。石灰顶棚砖铺地，炕上箱子地下柜。
       经过一段鸣放后，就组织社员辩论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比比苏联农民的生活，你现在是不是知足了?”辩论非常热烈。一些老头的说法是，活这么多年，哪年也没有过这么多钱，这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知足了。但是，大部分青年人说，说知足就甭学苏联农民走共产主义了。青年团员高秀荣说：“我是不知足，如果不把生产再提高一步，我看把这两个钱花光了，还指望啥。”辩论到最后，还是向苏联农民看齐的意见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就把第二个题目“你打算怎样过更好的生活”提出来继续讨论。开头大家就说到生产上来了。共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是“甭搞新鲜样的，照这二年一样干就行”。第二种意见是“怎样搞也没意见，不过国家得帮助点钱。”提这两种意见的人，大部分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怕投资。第三种意见是“这二年丰收是因为高级社力量大，要想更富裕还得填山沟、修梯田、侍弄果树、往地里多上粪”。社员王江说：宋永的果树二十六年没结果，入社后接连二年大丰收，你说不下力量靠啥有这么多钱。贫农周玉存说：“以前咱们钱少靠国家帮助，现在钱这么多还叫政府帮助，我看这话说不出口去。”辩论结果是：大多数社员一致同意，把今年的公积金从原来计划的6％提到14％，公益金从原来的1％提到1．5％。此外，社员还向社投资二千元现款，作为开一百亩稻田的建设费用。社员说：“嗳，这回吗，还像个过大日子的打算。”
       河北　王世俭
       1957年12月6日
       不要挖别单位的工人
       随着生产大跃进，需要增加一些技术力量。但有的工厂竟不择手段去挖别的单位的在职职工。最近，广东省工业厅通过私人关系，企图将上海华德灯泡厂的日光灯车间技术工人林子鉴挖到广东去工作，因为华德厂领导不同意未去成。宁波市冶铸社也通过私人关系去挖上海市国营上海渔轮修造厂铸工邹锦明、炉工陆陈新，并答应增加工资，经厂的领导发觉才制止。安徽芜湖船舶厂把上海医疗器械厂的艺徒陈志良挖去了，并答应陈志良提为三级工。杭州市五金零件合作社把上海第一发夹合作社钳工严尧夫挖去了。
       在大跃进中有些单位确实需要一些工人，应通过劳动部门来解决，不能把人家的工人任意挖去。特别是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和违反国家规定政策来诱挖，更是不应该的。希望有关部门引起注意。
       上海市劳动局 孙祖永
       1958年5月5日
       公共食堂让社员吃胖了
       福建仙游县龙华人民公社五明营第三连的公共食堂，有七百二十三人吃饭，由于炊事员的努力，社员们饭菜都吃得很好。食堂种了三十六亩菜，养了二百八十三头猪。另外还种了些花生、大豆和芋头，食堂把这些东西加工成不同的小菜如花生酱、豆腐、豆腐干等，因此社员们除了能吃到熟菜外，也能吃到各种酱小菜。从9月18日开办到10月下旬，社员们一共吃过六次肉了。
       食堂对于一些特殊情况
       的社员也照顾得很周到。队里有十个吃素的社员，食堂就让出一个锅灶，给吃素的人另外烧饭做菜。对于产妇、病人和来往亲戚朋友，也都另有照顾。
       遇到农忙或是社员在路远的地里干活时，炊事员就把饭菜送到田头去，减少社员往返吃饭的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
       由于食堂吃得好，已经有不少社员吃胖了。单身汉丘涂年六十多岁了，过去自己做饭冷一顿热一顿，身体很不好，不能劳动，现在在食堂吃饭定时，又有热菜热饭，身体渐渐好起来，一个月就拣了五百多斤粪。
       福建　林天霖
       1958年11月25日
       老城隍庙换了新对联
       
       我们上海的豫园市场(即原老城隍庙市场)，是一向以经营小商品为特色的，很受消费者的欢迎。但过去我们销售的小商品中，有不少部分在装潢上以至内容上，都保留了解放前一些十分错误的东西。例如经营书画、对联、镜框的专业商店丽云阁，出售的中堂上，画的多是“福禄寿”、“关老爷”等图像。对联上写的也是“云现吉祥、花开富贵”等极其庸俗的词句。而有些人还把这些看成本店的所谓“经营特色”，每逢节日，为了保持“经营特色”还要特意安排生产一部分这样的商品，供应市场。
       今年，商场的职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觉悟程度提高了，认识到那种所谓“经营特色”，是应当坚决抛弃的糟粕。推销那种商品，实际上是在向人民群众推销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因此，在今年国庆节以前，商场的职工对原来经营的小商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一些以经营小商品为特色的商店，都进行了一次破旧立新的改革。丽云阁商店里画着“关老爷”、“福禄寿”的中堂，已不见了，现在挂在这里的是描画祖国名胜山水的中堂画，原来的“云现吉祥，花开富贵，星联福寿，竹报平安”的旧对联，换上了“祖国建设一日千里，人民团结万众一心”等新对联。专门经营发夹的时美商店，清理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发夹，增添了许多式样朴素的新型发夹，供应市场。
       上海小商品批发市场
       李正道 郑国延
       1964年11月8日
       大吃大喝有害无益
       去年秋天打完场，我们队里做了大豆腐，又做干豆腐，三十五个劳动力“打平伙”，集体吃喝一顿，消耗粮食九十多斤，酒菜还在外。我们算了一下，光是粮食，每口人要少分四两，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可是要挨户头计算，就有文章。一个半劳力养九口家的，要少分三斤六两粮；一个劳动力一家两口人的只少分八两。你看，大吃大喝对谁有好处?实际上是吃了人口多的口粮，人口少劳动力多的户占便宜。这还不算，男劳动力集体吃喝，引起女社员的不满，最后只好给她们每人分一斤粮食一斤豆圆场(汤)，这不是更减少了人口多的户的口粮吗?此外，在秋收大忙的时候，队上用四五个劳动力做饭整菜，不参加生产，损失更不好计算。再说，大吃大喝这种坏风气，是旧社会地主老爷们遗留下来的，他们不劳动，拿我们穷人的血汗吃喝玩乐寻开心，我们劳动人民一颗汗珠摔八瓣，有谁能请客呢?如今，粮钱归我们自己掌握，用场大，要靠它创基立业，改造山河，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那种吃吃喝喝铺张浪费的坏风气是我们所反对的。革命要革彻底，绝不能让地主绅士的余毒来毒害我们。过去，有人操办“打平伙”，自己要不参加怕不好看，硬着头皮去吃。现在想，大吃大喝有害无益，革除旧社会的坏风气有什么不好看?
       辽宁韶中县高台公社
       莲花池大队贫农
       刘 勤 　1964年11月22日
       清理干部不该多记的工分
       迎春公社中陈大队社员边马林，在办公室翻看了一下会计的工分帐，发现干部进城赶会、民兵训练、写材料等等，都记了工分。他把这一发现对社员们一说，顿时引起了一场争论。有些富裕中农不凉不热地说：干部费的辛苦大，多记几个工分算了啥。贫农下中农社员发急地说：不该记工分的也记上，一来违背政策，二来堵了干部的嘴，集体的事就办不好了，这可不能马虎啊!
       党支部听到这些争论，感到这个争论很有意义，便马上召开党员会，讨论哪些误工该记工分和哪些误工不该记工分的问题。三队队长卫二录说：“干部给自己多记工分是剥削行为。这样下去，干部就不能领导社员了，还给后一代留下了坏脚印。我自己过去多记乱记的工分全部取消。”党支部书记刘拴小说：“我进城买化肥、办合同等记的工分，统统取消。我取得补贴工，办公再记分，这是双份饭，不合理。感谢社员群众及早教育了我。”为了彻底清理当年的工分，党支部发动贫农下中农和社员代表，监督队干部把补贴工和实做工认真做了清理，并向社员公布，让社员审查。
       山西沁县秦通
       1964年11月24日
       革命大事农村妇女不能不管
       我是个农村妇女，过去我总觉得只要好好劳动，搞好工作就行了，文化革命那都是文化人干的事情。学习了《解放军报》社论以后，认识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农村妇女不能不管!
       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你不消灭它，它便吃掉你。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战线上就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和他们在文艺界的代言人，看见我们过好日子不甘心，总想把我们拉回资本主义老路去。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像癞蛤蟆一样哇哇乱叫，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叫得特别凶，说什么“写真实”啦，什么“写中间人物”啦，名目很多。说来绕去，他们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他们说我们农民走公社化道路很苦恼，是被迫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诬蔑我们贫下中农，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就拿我们农村妇女来说，解放前根本抬不起头来，党不但把妇女从十八层地狱里解放出来，还把我们从锅台边解放出来。我们参加了生产，高高兴兴地跟党走。一心一意地走社会主义的大道。不高兴的人、苦恼的人倒是有的，那就是地富反坏分子。他们解放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他们没法再剥削人压迫人了。诬蔑我们贫下中农的人，是在代表地富反坏说话。我们要擦亮眼睛，坚决跟他们斗到底。
       我们是革命农民，就是爱看革命戏，爱唱革命歌。《李双双》、《夺印》这些戏，我们一看就懂，越看越上瘾，就是不爱看那些吱吱呀呀、丫环小姐的旧戏。今后，我们农村妇女要积极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不管什么牛鬼蛇神，我们都能识透，都能批倒。
       卢沟桥人民公社
       妇联主任侯秀英
       1966年5月6日
       用革命精神养猪
       上级每月分配给我们四百斤豆渣做猪饲料。可是我们喂了二十一头猪，四百斤豆渣只能喂一个星期。不足部分，就靠经常派人出去打猪草来解决。猪不大欢喜吃猪草；而且，草喂多了，猪不长膘。在一段时间里，饲料不足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读了毛主席的书，我学习用白求恩同志对待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来养猪。缺少猪饲料，我就在猪圈旁开荒种地瓜，挖水沟养浮莲，还经常挑着担子到新兵连、集训队等临时性的伙食单位搜集淘米水、剩菜汤。此外，我加强了对饲料的保管，喂食时注意精打细算。这样，开源节流，猪饲料就喂不完了。连里也就很少派公差打猪草了。从此，每天都保证有足够的精、粗饲料，二十一头猪喂得膘肥体胖，还节约了不少精饲料，储存了一些青饲料，并且把我养的水浮莲，送了不少给附近的生产队。
       猪饲料从不足到富裕这个转变，首称(先)在于我思想的转变。以前，我把喂猪与革命分割开来，不是为革命而养猪，所以，对待工作就不是极端负责。猪饲料不足，就向领导伸手要，自己不愿意动脑筋想办法、动手解决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明确了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养猪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也必须用革命精神来对待。饲料不足，就决心自力更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饲料不足的问题解决了，精神变成了物质。通过这件事，培养了自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的思想品质和硬骨头作风，物质又变成了精神。
       饲养员 潘文才
       1966年7月21日
       资料提供者：林国栋，干部，现居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