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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03年3月两会期间，两会政协委员提交的“第0225号提案”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
       3000亿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比1999年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出600个亿!如果摊到人头上，中国的13亿人口，无论男女老少、体弱病残，为保养和购买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公车，平均每人每年得交纳约230元(其实再加上吃“大盘予”、逛“娱乐城”、出国“考察”……实际数宇要比这230元大得多)!对于这样惊人的公车消费，老育姓有个形象的比喻：“屁股底下一座楼”。
       高官亭用“屁股底下”这座“楼”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工作需要”；如果此“理”可以成“据”的话，那么请问，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是不是“革命工作”?是不是也有“需要”?
       有人算过一笔账：“以江西等地‘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的标准，资助一名小学生每年只需要人民币100元，资助一名中学生只需拿出不到200元；国家每年只需拿出不到200亿元，就可以保证全国的农村孩子顺利念完小学、初中甚至高中。”这与用于“屁股底下一座楼”的3000亿元人民币相比，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然而，我们的公仆死活就是舍不得掏，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再苦不能苦孩子”，你说气人不气人?
       科教兴国，这是中央已定的方针。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文选》笫，3卷，第275页)不知何时，我们的公仆已沈睡的良知才能被小平的话和中小学教育嗷嗷待哺的叫声惊醒，切实克制一下“屁股底下一座楼”的公款消费，以用于科墩兴国方针的溶实，让“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切实变为活生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