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16日，我们在广西、云南秘密集结，响应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号令，奔赴越南执行援越抗美的光荣使命。在多达32万指战员的援越部队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队5支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在援越抗美3年的时间里，充分展现了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程兵本色。尤其是防空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对空作战中更是传为佳话。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由沈阳军区组建，下辖工兵7团、307团、308团、144团、311团，还配备若干个步兵高炮营和云南省组建的民工40大队（5000人左右）。这支部队是加强师的建制（实际上是军级干部配备），指战员来自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和昆明军区。全支队2万余名官兵。
我原是南京军区工程兵团技术营加工连的战士，我们团的番号为144团，出国的代号是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26大队。由于工作的需要，入越第二年我从连队抽调到团宣传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年底又调到支队文工队工作一段时间后，兼任支队政治部新闻资料摄影，从越南回国在云南玉溪休整奉命奔赴老挝期间，正式调任援寮抗美指挥部政治部文化科新闻资料专职摄影。在境外参战从事文化宣传和新闻资料摄影工作，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职业的特殊与便捷有了进一步接触、了解指挥部机关和高层首长的机会。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老首长早已离开了叱咤风云的指挥舞台，许多老战友也先后谢世，笔者仅将亲历、亲见的个人印象、些微回忆写出来，再现他们当年的英姿。
沉着冷静的支队长
“一号”首长（部队的习惯称呼，统称军政一把手为“一号”、“二号”首长）、支队长徐成功将军原是沈阳军区5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他是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的老八路，曾任晋察冀军区侦察参谋、副团长、团长，参加了冀中“五一”反“扫荡”和解放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1951年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师长，1954年越南奠边府战役时是正师级军事顾问。
1967年下半年部队在越南义路省修筑“十一号公路”期间，我从支队文工队被抽调到政治部文化科从事新闻资料摄影工作，主要收集拍摄部队施工、作战、友谊、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资料，部队首长的的活动也是我们搜集的资料之一。因此，有过多次和“一号”接触的机会，特别是首长上前线、下基层，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时指派我跟随其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魁梧的身材，军容整洁的外表，和蔼可亲的笑容，特别是决策时的严肃、专注，高兴时的言谈举止，他在指挥越南安沛省“七号公路”、义路省“十一号公路”的施工和对空作战中，沉着冷静遇事不慌，领导部属解决一个个难题，攻克一道道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是我们支队机关中最容易亲近的首长，也是我们最尊敬的领导、长者。他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到各部门转转，与干部战士聊聊天、谈谈心，听听部下的反映，了解干部、战士的苦衷，掌握部队的思想情绪。首长的职位很高却没有高级将领的架子，与机关干部同吃同住，我经常看到首长和我们一样在机关食堂简易棚里排队买饭。
援越抗美期间，5支队指挥部机关设在越南老街省保胜县班菲，由于施工作战的需要，我们常年生活在越南群山丛林之中，无论是基层的战士还是支队的将军，一律都是居住竹泥巴做墙、油毛毡盖顶的简易房屋，办公设施和就餐的桌凳都是自己动手简单制作的，即使支队首脑机关的办公条件和生活设施也是如此简陋，生活的艰苦与环境的险恶可想而知。支队长虽然是高级领导，但在却看不到“大官”的痕迹，有时，徐支队长还端着饭菜蹲在地上和我们边吃边聊。他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上和普通士兵一样。下基层从不搞特殊，那个年代即使特殊也只是炊事班里加两个菜而已，况且他早是符合吃“小灶”标准的将军，却从来不准许另加菜搞特殊，不给基层增加负担，和我们一样吃住。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与表率作用，带动和影响部属，这在境外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是非常必要的，作为高级军事干部又是难能可贵的。在1967年春节期间，他在主持欢迎以越南总理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慰问团拜年会上，代表5支队全体官兵表示感谢之情的同时，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胜利回国后在云南玉溪休整期间，“一号”首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5支队援越抗美立功受奖表彰大会上，满怀深情地为英雄模范人物披红戴花，颁发证书、奖章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昨天，我有幸因工作的关系拍摄了很多照片，印象更加深刻。在玉溪，徐成功支队长受命组建援老抗美筑路指挥部，我记得刚开完“中国援寮抗美筑路指挥部第一次党委会”不久，大概是1968年10月，他又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调到沈阳军区装甲兵部队任司令员，打这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位了不起的将军了。据说，后来他又升任为成都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善于领导的政治委员
“二号”首长，5支队政治委员彭松韬将军是支队机关公认的知识分子、理论家，思想政治水平很高。他是高中毕业后参加革命的，从当时的学历层次与知识结构来说，已是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化人了，加之革命后的不断学习深造，他的理论水平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展示。解放前夕他就是39军的团政委，1949年12月率部参加解放广西南宁的战斗，为解放广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在文工队时，他有几次在政治部主任和梁副主任（梁原是我们144团的老政委）陪同下审查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回国汇报演出的节目，每次他都提出修改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一些具体的指示。在支队机关我们经常和首长见面， 但是， 作为我这个还算幸运的机关小兵， 真正与军队这样高级别的首长直接讲话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我跟他下去的机会并不多， 每逢重大活动时， 我的摄影启蒙老师徐干事跟着去得多。
我对他的印象最深的也是最敬佩的一件往事始终难以忘怀。那是1968年10月，彭政委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任沈阳军区30军政委，临行时抽空专门到我们文工队驻地看望全体文工队员。我们文化科的邵科长和文工队队长召集大家围坐在首长周围，静心聆听首长的指示。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特别是形势政策、辩证思维与分析推理，对我们这些年轻的文艺兵来说，是一种享受。然而，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对过去曾批评我们文工队的一件事，经实践证明觉得不妥，当着大家的面诚恳纠正并表示深深地歉意。他的讲话激起我们长时间的鼓掌，大家都被首长的谦虚态度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折服。都认为彭政委不仅政治水平高，而且对自己要求严，善于反思，知错能纠，追求领导工作的完美，即使调任也不给部下留有自己判断失误的遗憾。这在领导层中并不多见。
在我的记忆里，他那中等偏瘦的身材，侃侃而谈的神情，亲切真诚的话语，平易近人的举止，无不彰显我军政治工作者与高级将领的风采。他那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基层领导工作中努力仿效，受益匪浅。
处事果敢的总指挥
5支队副支队长，后来升任为援老抗美筑路指挥部主任（亦称援寮抗美部队总指挥）的刘德润将军也是我印象深刻的首长。刘总指挥是个典型的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也是“三八”式老战士。他担任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副支队长之前是64军某师师长。援越抗美是他第二次出国参战，1952年抗美援朝时他就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团团长，一身的伤疤就是在朝鲜战场留下的。这次率部到老挝是他出国参战第三次了。中国5次境外作战，他参加了3次，可见他境外战斗经验丰富、经历传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他的充分信任。而且，这次出兵老挝由他担任总指挥，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要求更高。
在我的印象中，刘总指挥性格直爽，处事果断，敢于批评，善于管理，高兴时喜欢开开玩笑，生气时可以拍桌骂娘。他是那种要求别人“有话照说，有屁照放”的直性子的领导人。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听汇报，下基层调查研究是他经常性的工作，每到一处他都喜欢到处走走，问这问那，因此和他接触的指战员很多。不了解他个性的人容易对他产生敬畏心理，了解的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性格。
首长高高的个头，标准的身材，虽然年近50，还不失年青时的英俊、洒脱。我给他拍了一些照片，按照当时的摄影行话叫做“很上像”，尤其是回国休整期间，作为支队首长各种活动大多都要参加，因此，在玉溪他留下了不少镜头。其中，他和其他首长观看云南省玉溪专区滇剧团慰问演出后上台与演员握手的镜头，是我感觉比较满意的的作品，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身边。
我从老挝回国后，接我那摊子资料摄影的是我的老战友安徽老乡曹绪文，我比他早两年当的兵，他比我大两岁却成熟得多，入伍前他曾在安徽庐江矾矿工作，喜欢吹拉弹唱，演奏小号、手风琴是他的拿手戏，他是和我一起从144团演出队调到支队文工队的。部队从老挝回国后，老战友调回南京军区政治部俱乐部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我在1977年上半年担任安徽芜湖汽车发动厂党委书记时还专程到南京军区大院看过他。我们在谈到刘德润首长时，他也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事，他介绍说刘总指挥很少呆在国内指挥部，他曾多次跟随刘总指挥到前线、下基层，在老挝跑了不少地区和路段。首长对团级干部要求很严，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对我们一般工作人员却和蔼可亲。他的作风是令行禁止、决策果敢，这是他长期在部队中养成的。刘德润总指挥完成了援寮抗美领导使命，从老挝回国后留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仍然负责作战、训练。这也是他几十年来军事领导工作的强项。建国20年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在这个领导层次上有如此境外作战经历的指挥员是不多的。
“老革命”的领导群体
在5支队军政领导班子中，各个革命时期的老革命都有，李权副支队长1927年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红军长征时担任军医，之后改任军事干部；抗美援朝回国后进军事院校学习，后任38军副师长，援越抗美一度兼任5支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我们习惯称“前指首长”或“前敌总指挥”。这个职位是独当一面重要的领导岗位，他带领精干的前指机关人员及时处理日常工作和突发事件，有效地指挥前线部队施工作战。李副支队长回国后调任38军参谋长。陈副政委也是红军老干部，他早在江西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长期的领导工作岗位上和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使他具有高级将领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据支队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我的老领导原144团技术营教导员介绍，支队其他副职以及领导班子成员，如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都是老八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境外参战的实践和传奇的人生经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印度支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在境外援助艰苦的战争年代，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带领所属部队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下达的援越、援寮抗美命令，圆满完成了援越抗美和援寮抗美施工、作战的光荣任务，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和难忘的记忆。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