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河北易（县）涞（源）公路上烟尘滚滚，50多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千余名师生，在坑坑洼洼混渣路上颠簸，沿着涛涛的易水河，开往太行山深处。沿途茂密的庄稼，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以及靠着墙根、立于阳光下、半张着嘴的大人孩子，在同学们的眼前晃动闪过。这是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师生，下放到铁道兵8737部队锻炼。我坐在第30号车上。同车的一名军宣队队员鼓动着：“我起头个，‘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除了他自己，谁也没吭声，指导员望着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大学生说：“算了吧！唱一路了。”
林彪第一号令
过后才知道，这次大行动是中央军委的指示，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边境冲突日益严重，苏军上层扬言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命其远东空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以林彪、黄永胜等人为首的军委办事组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毛主席也明确提出“……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9月2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为此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定于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林彪认为，这是苏联在制造假象，他们很可能用对待捷克“布拉格之春”的做法，利用谈判进行麻痹，突然袭击北京。于是林彪携吴法宪等人巡视山西、河北，明确提出加快修筑京原线，以便在突袭中尽快转移；指示北京周边机场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突降；张家口、承德在苏军1945年出兵东北的线路上设防，选好爆破点。在全国放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得的影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做好全民心理准备。
林彪要求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疏散离京，并“以身作则”到了苏州。10月18日，即苏联边境谈判代表团抵京前两天，林彪让秘书给在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略状态。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告》，一大批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外迁。北京石油学院去山东日照，北京林学院到云南昆明，北京矿业学院落户江苏徐州，中国科技大学扎根安徽合肥。我所就读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先去铁道兵，复抵四川重庆，打着“华北农机学院”的招牌迁至河北邢台，又借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返回原址，但那些五六十年代各国赠送的农业机械，和数千件实物教具，大量的图书，都在流浪中丧失。还有一些院校，其结果更掺。在这次大疏散、大下放中，蒙难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在合肥，大将徐海东在郑州，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在石家庄，等等，都没能再回到北京。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看，这样搞，不排除是战备的需要，但也不排除弄权者借此清除障碍，实施迫害。
不陌生的天地
我所在的班级，分到铁道兵8739团机械连。连队位于河北省涞源县王安镇塔崖驿村外，拒马河南岸的山丘上，一沟之隔是修理连。30米高的坡顶，一圈平房，南北兵营，西边是伙房、卫生室、仓库，东边是浴室、猪舍，厕所、菜地。营房靠河一排房是连部，靠山一面有篮球场、机库、菜窖。一到连队，晒过被褥，大家或躺或卧或坐在大通铺床沿，多在做同一件事——写信。指挥员在车上就告诉我们，从连队寄出的信免费。那时战士津贴每月6元，年递增两元。学生助学金15.5元，与伙食费相等。有一个同学一连写了16封。我在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好！经过6个小时的拉练，终于到了大山下的铁道兵营，猪肉白菜、土豆羊肉敞开吃。望着朝气蓬勃的战士，我决心向他们学习，在这新天地里锻炼自己……”
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而且我认为绝大多数师生都是这样。
京原铁路起自北京市石景山南站，经十渡、紫荆关、涞源、平型关、阳明堡到山西省原平县，全长418公里。因逶迤于燕山、太行山、五台山山区，地形陡峻易守难攻，三线项目散落其间，长度在一公里以上的隧道有26座，百米以上的大桥20座，全线隧道桥梁总长约占新线的三分之一。那时认为导弹仅走直线，所以桥、洞都设计成S型，便于空袭后修复。师政治部主任，也是学院军宣队领队宋连山在大会上讲：“不管你们曾是什么派，干了什么，到部队，好好干，早日修通京原线，我们就欢迎！”
机械连四大任务：一、配合舟桥连队操纵打桩机；二、配合掘进连队操纵压风机；三、配合路基连队操纵铲运机、推土机；四是其他零星活，磨钻头、看水泵、起吊装卸等。工作不累，难熬的是三班倒的夜班，夜深人静，寒风刺骨，只有单调而刺耳的“呼喽喽喽——嗵”、“呼喽喽喽——嗵”的打桩声。一夜，一个战士冻得受不了，弄来半片破帐篷裹着身体。学生们捡些包装板点火取暖，班长怕被苏联侦察机发现，用剪开的油桶将火盖上。这时，钢丝绳一下飞起来，呼嗵声骤然停止，脱钩了，冲头与拉绳断了，冲头掉落在水里，只见裹着破帐篷的小战士，二话没说就跳到水里，喊着：“班长，把绳放下来。”这事给我印象极深，小战士是四川人，比我们还小两岁，老兵们都叫他“锤子”。
操纵压风机要安逸得多，开始有老兵带着，一周后排出日志，独立顶班 。一天我接班，老兵讲压力上不去，我将安全阀拧了两圈，又启动一台压风机，压力表依然故我。坑道打来电话：“风枪没劲，凿岩机转不动。”我想一定是送风管漏了，便顺着风管爬进洞里，一车车岩渣在战士的吆喝声中擦肩而过，刚炸开的路面凹凸不平，走不到40米，见风管裂一大口子，漏气冲着墙直吹。我拦住一个战士：“让你们班长赶紧将风口堵上，要不影响进度。”说完转身，一脚踩到盒子板上的钉子，钻心地痛。我颠着脚，一拐一瘸地往回走。
“你怎么了？”有人发问。因为逆光，走近才看清是两名女兵。“你是北农机的吧？”
“你们呢？”
“我们是第四军医大的！”竟用秦腔。
“哦，羊肉泡馍的地方。”我也幽默了一下。
既是军医，正好疗伤。钉子扎得不深，她们挤了挤伤口说：“不用包，你就晾着吧！”机房比洞里宽敞明亮，她们瞧着稀罕，问来问去，同时进一步自我介绍。和北京一样，西安的高等院校也纷纷转移，她们连队到铁14师，所在班在塔崖驿团卫生队锻炼。我跷着左腿，坐在椅子上，缓慢地抑扬顿挫地故弄玄虚地讲着电动机、压风机……“哎哟，这有一个水池子！”个头大一点儿的女兵像发现了新大陆，接着毫不犹豫对我说：“哎，老九，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洗澡了；你，出去把着门。”我只好将椅子搬到门口，背对着门坐着。机房冷却池传来嘻嘻哈哈的说笑声，我忍着脚痛，想象着身后屋内是什么样的情景。突然传来惊恐的叫声：“救我！救……”我一激灵站起来，又猛然收住脚步——她们一定走到冷却池深处了！我只好大声喊：“站直！站直！往窗口走！”冷却池的池底呈20度斜面，深处1.7米，浅1.1米。一会儿平静了，两个人出来，又是一阵活泼爽快的笑声。
从此，个头儿小一点儿的那位黑短发，隔几天就带一个或两个同学来洗澡，有时她不洗，我们就聊天，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多。谈起音乐，风靡院校的《长征组歌》，我唱“四渡赤水”，她敲着缸子打节拍；她唱“苗岭香”我伴唱，倒也其乐融融。她父母在中宣部工作，受陆定一牵连去了江西干校，北京只有奶奶和弟弟。她对我说：“在学校，基础课都没讲完，到这连护士都不如，学的那点儿也快忘了。”我指了指桌上的书：“只要你向前迈出有力的那只脚，整个世界都会随之而行。”她过去翻了翻，从我的专业书底下抽出一本乌克兰作家舍甫琴科著的《音乐家、美术家》。“这可是一本好书！”我说着伸出手做一个要抢的样子，她咯咯笑着将书藏在身后。
40来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她的笑声和神态。在那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十分贫瘠的年代，友谊和比友谊更进一步的美好事物，仍然在不可遏止地悄然生长，何况我和她、我们和她们，都是生理和心理发育得十分正常的年轻大学生。
春天我调出机房，一个多月没见她。那天我牵着驮着豆腐渣的毛驴，到老百姓家换秫秸。刚进塔崖驿村就听人喊“老九”，我和驴一起停下，黑短发从卫生队出来。“我探亲去了，妈妈恢复工作，爸爸还在江西。我正要去机械连找你。”一阵春风在我心头油然荡起。她掏出一个包，送我一袋黄油球奶糖，一本《舒伯特歌曲集》。
糖早吃没了，歌曲集至今还留着。后来大学生回到学校分配，她来信说分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可我们的派遣证写着“到承德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一天，我拿出也是她送我的那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将一段文字再次看了一遍：“接受英法文明思想的‘十二月党’人普洛霍夫，爱着无拘无束的薇拉，薇拉明知普洛霍夫爱她，却又痛苦地陷入不能自拔的另情漩涡。黎明，从煎熬中战胜自我的普洛霍夫将自己的鞋放在涅瓦河桥上，把帽子抛向水里，从彼得堡消失。”于是，我将已然给她写好的复信，划根火柴烧掉了。
大有可为
同学们都喜欢铁道兵，首先是因为一首歌——《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作者黄荣森、郑志杰。
背起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那个地方。
…………
和其他惯用2/4拍的军歌不同，这首歌是4/4拍，强、弱，次强、弱。唱的时候抒情，哼时也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无形中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大学生们“一拍即合”。当从坑道出来，浑身是灰，疲劳不堪时，披着大衣一唱，顿觉通透。每当唱到“同志们那迈着大步朝前走啊”，隔多远都有人和“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铁道兵建于1948年东北战场，随着大部队挺进山海关，跨黄河，渡长江，解放大西南，大军打到哪儿，铁路修到哪儿。在朝鲜战场铸造成“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颂歌，铁道兵的“登高英雄”杨连第和黄继光一样为全军楷模，被同学们敬佩。
在铁道兵下放锻炼的生活，感觉痛快，在学校闹派性，搞辩论，成天勾心斗角，摇唇鼓舌，没什么工作欲望和社会责任。在铁道兵中，从首长到战士，一个心眼儿修路。我们班一个同学，文革初期“站错队”，一有“最高指示”发表，学习时班级就把他拉出来，亮亮靶子开开心。记得1969年12月林彪为《毛泽东语录》再版而写前言公布，连队组织学习，会议刚开始，指导员进来，对我们笑了笑，先让那要被批判的同学坐下，歉意地说：“你们老批判他，所以我对他格外注意，我们认为他在连队表现得不错，爱队如家，连队3个水管周围的石头都是他铺的，没人让他干。我和连长见了，我希望你们像他一样。今天批完了明天他还要和我们一起去施工，弄得他见不得人有什么好处？林副统帅有指示，大家一块儿学就是了。”
部队具有坚韧和自信的作风，慢慢感染同学们，出操、上班，甚至紧急集合也很少迟到。工宣队进校当天，就传出清华大学发生武斗的消息。队长在台上动员讲话说：“你们在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培养上，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要接受再教育……”抬头见底下的学生纷纷猛地双手抱拳，瞬间甩开。师傅们莫名其妙，我们告诉他这个手势表明是将毛主席送给他们的芒果，分给我们一半，其实在说队长“扯淡”。还有在操场集合开批判院长佟磊大会，学生群中“嗡——嗡——”的起哄声此起彼伏，看不出谁张嘴，都用鼻子发音；工宣队查不出谁捣乱，查这边，那边响；到那边，这边鸣。 部队就不同了，具有自我教育能力的大学生在榜样面前折服了，都是年轻人，我们的血也是热的。
在炊事班的同学，按炼钢炉的原理，将灶膛盘成马蹄形，半封闭添煤，预热送风，大铁桶涂上黑漆放在房顶上晒水做饭，全连蒸大米饭仅用3.9公斤煤。用刨刃做排刀，土豆放在模子里一压一个，又快又均匀。我班有个四川同学叫罗革命，原名罗高翔，文革中兴起的改名之风要从毛主席接见宋彬彬改叫宋要武开始，一时间随者甚众。我们班级主任，一位追求上进、颇受同学爱戴的青年教师，将自己的名字由钱金荣改为钱志坚；可还有同学不依不饶，不能有钱，志才坚，令其改叫“钱不要”。罗革命操纵苏式20马力柴油压风机，经他研究改进加油方法后，原本20分钟工作，两分钟便完成了。
轮到我进炊事班，班长令我管菜窖。菜窖里两万多斤白菜，拥挤堆在角上，散发着霉味。社教时我在北京顺义县，房东就储了很多菜，我曾帮过忙，有点经验。我向司务长要了20多斤豆渣，到塔崖驿生产队换成棒子秸，将扒光的玉米秆一层一层垫在白菜底下，防止霉烂；看着白绿分明菜堆，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自己心头也感到轻松了。开春，很多连队光吃土豆，只有机械连青菜不断，修理连不惜用猪肉来跟我们换。几个老兵要求给我嘉奖，司务长不同意，老兵骂他“日你娘”，司务长不敢还口。带我的老兵是1964年入伍，河南偃师人；司务长是1965年参军，河南开封人；差一年都得服。白菜这事儿，最后给了我连队队前一个嘉奖。
暮春三月，日暖风轻。为加强进度，工地上展开掘进竞赛。民工组单班2.26米，解放军2.47米。学生连战前做精细分工，打眼、爆破，除渣，环环相扣。几名风枪手是学院举重队成员，个个精神抖擞，一把枪配3个冲头、风压保持6个，半小时一换人。用6个喷头淋水，减少工作面粉尘，洞打得深，药装得足，才能保证大进度。解放军和民工一班一个冲头，下班后在洞外磨好；学生班提前磨好，随时可以换。往外推渣时，离洞外渣顶还有10米时，就拉把翻转卸渣，到渣顶就卸完了，这样一车可以省两分钟，空车返回还拉上炮药或水泥。同学们一个个汗透全身，一个班下来掘进2.69米，创8739部队纪录。“×你妈的，真服了！”这是首长给我们的奖励，可第二天谁也爬不起来了，然而民工和解放军照样出工上班。
1969年12月6日
那天下小夜班，我和一个同学回连队，外面冷得很也静得很。突然天空一亮，巨大的山影压向地面，跟着响起一下雷声。我们惊惑地站住，“不对呀，打雷地面怎么会颤动？”我一语未落，几块小石头从天而降，拒马河岸一阵沙响。“出事了！应该是40亩地！”我们俩说着就朝40亩地方向跑去。大约10分钟后，只见一辆一辆卡车，开着大灯，风驰电掣，光柱在低洼的公路指天照地地乱颤乱晃。到我们身边“嘎”地一声停下,车上人大喊“大衣！大衣！”我们赶紧脱下大衣掷上去，那个同学又将棉袄递上去。车开走了，地下留下滴滴鲜血。
2005年9月，已经是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艾荫谦老师来石家庄，当年北京农机学院机械系在石的同学集齐，看望我们的系主任，又回忆起触目惊心的往事。艾荫谦老师说：“那天我和监督我的机7009班的学生，从王安镇老鸹地拆旧营房返回，接通知晚饭后学习关于清查‘五一六分子’文件。” 文革初期，北京有一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为悍卫“五一六通知”成立的，后来不复存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打成“五一六分子”，进行迫害清除。北农机根本没有这个组织。机三班有个学生，在农垦部串联时认识了王震部长，乱时把王接到学校，以自己父亲的名义住在招待所避难。此事被保卫部发现，将此人打成“五一六分子”，从此学校隔三差五地开会清查。
“那天，我在塔崖驿，没见有学生负伤。”我插了一句。
“那是你没见到现场。”艾荫谦老师继续讲，“突然听到轰隆隆巨响，营房的战士一下跑出去，部队有传统，火光就是命令。学生们因开会出来得慢，也跟着往现场跑去，在通红的火光辉映下，崩的仅剩不到一米的石墙，几根燃烧的木梁，还可见炸开的脑壳。听有人喊 ‘毛主席万岁’。我跑过去见到一个战士，仅穿着单衣，手被炸断了，还连着点儿。我把上衣脱下盖在他身上，背着往下跑，抱着他上了车。寒风中，他抖动着，我轻轻告诉他，马上就到紫荆关师医院了。医院灯火通明，团卫生队医务人员都赶到了，师部、礼堂、会议室，连饭厅都腾出来。忽听手术室有人喊：‘郭院长快组织人献血，不够了！’人们自觉地排好队，验血型。我是O型血，就将胳膊伸上去。那战士后来存活下来。”
部队很重视这次事故，抢救的第二天，洞口战士打水，见井里站着一个人，拉上来，是当晚在洞外值班的战士，一问才知道，昨天晚上他和一个河南老兵值班，在洞外工房里擦洗风枪，规定洗风枪用柴油，因天冷，柴油流动性差，粘乎乎石粉冲不下来，新战士见床下有一桶清亮液体，将就它倒在盆中，河南老兵忙说：“不能用汽油！”。低温下汽油挥发慢，闻不出味。新战士说“不是汽油吧”。正巧一个战士，一边抽着烟，一边进来取风枪，愣头愣脑地说：“那还不容易，试试。”说着将烟头伸过去，盆中“突”地着了。老兵一看不好，端起盆往外走，火苗上蹿，老兵受不了，没走到门口就撒手了，工棚着了。新战士拿起水桶去打水，井边冻了一层冰，新战士脚底一滑，一慌，嗵地一下掉入井内。大桥工地上，电动车司机、洞内施工的战士、民工皆向火光跑去。工棚两间，一间修风枪，一间放炸药，两间共用一堵墙，就在人们要靠近时，由棚顶蹿过去的火苗点燃了炸药，一声巨响，乱石横飞，由内向外，死伤100多人。后来部队在塔崖驿西山修建了一处烈士陵园，在这次事故中牺牲的战士们，面对京原线安息了。
1970年6月学校接到命令，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与西南农学院合并，全迁到重庆。我们也离开了铁道兵，200天的经历，不到一年时间，让我终生受益。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