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摆弄经济学的倔老头儿,风吹别调,发出了和百家---其实也就是一家---不同的声音,举国展开围剿。这很可怕,让人想到宇宙不是在膨胀,而是在缩小,就像一个涨得紧绷绷的热气球,噗嗤噗嗤地往外撒气,眼看快瘪成一个点。人人被迫在针尖上跳舞,尽管不是天使,做不来那高难动作。这老头儿不是别个,正是鼎鼎大名的马寅初。鼎鼎大名管什么用,名声徒然为批判制造轰动。战友噤声,爱莫能助。同事侧目,视若寇仇。学子声讨,不共戴天。为了什么?为了一篇《新人口论》。就算是谬论吧,一个错误的意见能够翻天?这天是纸糊的,还是冰雕的?何况恰恰是真知灼见!何况恰恰是用来补天的灵石!时违世背,大运相左。有好心人劝马寅初偃旗息鼓,暂时收篷转舵。这也不失为明智,不是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么。马老头儿断然拒绝。他认死理:这不是政治,而是学术。学术贵乎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岂能一遇袭击,就退避三舍,明哲保身!---批判愈是升级,马寅初愈发斗志昂扬;马寅初愈显轩昂,批判愈加大张旗鼓。双方都在血脉偾张,寸步不让。
一位举足轻重的老朋友出来圆场。这位老朋友,向以严于克己出名,其高风亮节,有口皆碑。老朋友亲自找马寅初谈话,内容不外乎要他转弯子。转弯子是一门学问,人类的许多大动作都得力于斯。它有时是退守,有时是迂回,有时是改向。此时此地,恐怕首先表现为台阶。批判者需要台阶,借以显示路线、立场的胜利。被批判者也需要台阶,聊作"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自慰。老朋友开门见山,他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十六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一九三八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二十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算过了这一关。如何啊?"设身处地,老朋友堪谓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谁知马寅初不买账,他决不转弯。换言之:决不检讨。
马寅初的决绝,令我们想起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敬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译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过,马寅初终究是侠义中人,他深恐自己的不妥协招致误解,开罪贤达,考虑再三,决定给老朋友一个公开交代。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读者不难猜测,这位老朋友就是周恩来。在这件公案上,周恩来表现出殚精竭虑,而又左支右绌,让人不胜唏嘘。而马寅初,则让人五内鼎沸,肃然起敬。
二
周恩来亲自出马斡旋,可见由马寅初引发的这场争论,牵涉到的层面之高,范围之广。
此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是个阳光明媚而又瘴烟四伏的年代,不仅年轻的读者难以理喻,就是许多过来人,也难以准确描述。
说阳光明媚,这是举国上下的通感。那个年头的人们集体可爱,他们正经历着革命化的洗礼。何谓革命化?形象地说,就是面对光焰无际的红太阳,先把灵魂儿掏出,反复洗涤,漂白,再把筋骨、血肉剔除,仿效《
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借荷叶、莲花复生。法用先天,气运九转,人人争相脱胎换骨,个个锻炼火眼金睛。要的就是这种红彤彤的世界,要的就是这种亮晶晶的人生。这里飞扬的是开天辟地的豪情。上下五千年,纵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任你雕,任你塑,任你长驱直入自由驰骋。
说瘴烟四伏,这是事后拾来的清醒。那个年头的人们又集体可悲,他们的理想、激情、才智,很快就沦为一场大规模政治实验的祭品。说是要为蓝天拭云,要为花园锄草,曾几何时,凡伸手拭云的,多成了入侵蓝天的黑客,凡挥手锄草的,多成了破坏园林的蟊贼。狂飙骤起,黑云压城,揭发批判,上纲上线,打翻斗臭,改造流放。培根天真,讲知识就是力量。阿基米德才华敌国,禁不住罗马士兵的一剑。布鲁诺慧眼识得宇宙无限,也难逃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凯撒诞生于七月,七月理所当然地成为大月。屋大维诞辰是八月,八月也当仁不让地变成三十一天。天尊地卑,推动者永远比被推动者高贵。
马寅初,正是这种多元命运的缩影。马寅初之可爱,用得上当年的一句时髦词语:全身心拥抱时代。比方说,他早年留学美国,精通英文、德文,粗通法文,算得是学贯中西。然而,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六十九岁那年,他又"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头钻进俄文,并且只花了三年工夫---注意,这里纯粹是指业余时间---就能够自如地出入俄文书报。这成绩,即使搁在风华正茂的学子身上,也洵非寻常。又比方说,他是一九一六年登上北大讲坛,位至教授、系主任、校务长,十年后离开,海阔天空一阵搏杀,又二十五年后,不顾自己已届古稀之龄,欣然重返沙滩红楼,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北大校长。再比方说,他白首穷经,老而弥坚,人在校园,心济苍生,思考的是理论,关注的是实际,着眼的是中国,辐射的是世界,检索的是历史,透视的是未来。
马寅初之可悲,恰恰在于他的目光超前。那时期,马寅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其中有些主张,明显暴露出偏离长官意志的倾向,埋下"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祸根。乃至他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研究,尚未成篇,仅仅于五五年,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分组,作了简要的口头表述,立刻就遭到强烈的谴责,围攻。
这里,我想到思想者的三种命运。一种思想是与潮流同步,因而最功利,也最稳当,尽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转瞬就有可能化作明日黄花。一种思想是超前半步,属于不乏新鲜,也不乏风险,然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已被社会前进的脚步裁判为真理。一种思想是领先百家,超越时代,注定要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识,接纳。正是这种遭遇,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曹雪芹愤世嫉俗,慷慨悲歌。
马寅初与他的人口理论,演绎的正是思想者的第三种命运。
三
自从献身经济学,人口问题,一直是马寅初关注的焦点。数十年来,他有过多种著述。但是,五五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却是他建国后首次就人口问题表态。在他看来,这已是一个瓜熟蒂落的结论,只待伸手摘取。没有想到,爆发的不是掌声,而是斥责,收获的不是龙种,而是跳蚤。"社会主义国家哪来的人口问题?"奇怪,很多人都习惯作如是想。好像一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大地就只剩下一派"万紫千红"、"丹凤朝阳"。更有甚者:"你解放前就推崇马尔萨斯,这完全是他那一套旧人口论的翻版!""不准你变相诬蔑社会主义!"人人口沸目 1942年8月,马寅初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时的留影赤,个个义正辞严。让他哭也不得,笑也不得。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人口问题,这论断是谁下的?我马寅初早在一九三九年就"以实际行动否定了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怎么现在还把我往马尔萨斯那里推?翻版么?对不起,鄙人生平最忌人云亦云。诬蔑?嘿嘿,究竟又是谁在诬蔑谁!
作为一代历史人物,马寅初自此脱鞲而出。马寅初生于一八八二年,死于一九八二年,活了一百零一岁,根据毕达哥拉斯著名的黄金分割律(0618∶1),他一生的关键期,应该是在一九四四年,也就是六十二岁前后。事实正是如此:马寅初三九年以前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上层官僚,"不与共产党一起,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但从那一年起,君子豹变,他毅然改弦更辙,追随马克思,追随共产党。为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先是被投入集中营,后又改成软禁,整整失去五年自由。正因为有此一"劫",马寅初才由一位党国经济要员,变成蜚声天下的民主斗士。也正因为有此"正果",建国后,七十高龄的他才有资格出任北大校长。然而,马寅初进入世纪人物的更高一个档次,却是从他五五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开始。在这之前,世人熟知的马校长、马老已经属于"过去式"的人物,左不过是"慈祥"、"和蔼"、"亲切"之类的代名词。然而,转瞬之间,他竟然变得像毛头小伙子那般任性,狂妄,咄咄逼人。你瞧,就在那次人大会上,面对公众的质疑,他居然扬言:"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发言稿件。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再行补充完善,下次人代会上,还将提出。"真理没有外衣。马寅初按照他的既定方案,又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查,深入研究,于五七年三月,把人口问题直接搬到了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说,"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才知道我国人口已经超过六亿,四年来又至少增加了五千万。我大概算了一下,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二计算,十五年后将达八亿,五十年后将达十六亿;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三计算,十五年后将达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将达二十六亿。……"经济学家的利害就是擅于利用数字讲话,他句句砸在实处,也是砸在痛处。讲到节骨眼上,马寅初又不失时机地给与会者将了一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与会的高层首脑不得不表态。据说,毛泽东主席当场讲了话。我查了几份有关资料,毛泽东的讲话,字句虽然略有出入,意思都是一致的。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毛泽东的表态,无疑是对马寅初的支持。马寅初心花怒放,四月底,他决定在北大作公开演讲---这是他建国后首次作学术报告---竟然按捺不住满腔激动,不顾自己一校之长的尊严,亲自到校园张贴海报。尔后,他又以那次演讲稿为基础,吸纳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最终形成长篇学术论文;为了区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既有的人口论学者,也为了彻底告别自己的过去,他把文章命名为《新人口论》。
一篇雄文,一声铁定要在二十世纪的史册上留下绝唱的浩叹,就这样诞生了。五七年六月,作为一项提案,也作为对自己五五年那番讲话的回应,马寅初把《新人口论》提交给一次人大四次会议。同年七月五日,全文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四
《新人口论》堪谓生不逢辰。五七年早春,共产党发动全民帮助整风,这本来是一片春风骀荡、天高日晶的升平气象,马寅初加快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正是深受这种大气候的鼓舞。然而,鉴于国际、国内某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寒流,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高层传阅,指出右派分子正在借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推出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斗争的开始。因此,到了七月,举国已经是一片大批判的熊熊烈火。《新人口论》早不降生,晚不出世,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表,而且用的又是那种指陈失误、危言耸听的口吻,这就不能不使用"阶级斗争学说"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心头顿生疑窦。
写作本文期间,我忽然心血来潮,去一家图书馆查阅了当年的《人民日报》。五七年七月五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的是:"许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言,坚决维护人民民主制度"。尽管年深日久,纸张泛黄,墨迹模糊,那郁积不散的火药味,还是扑鼻而来。整个二版,都是对章伯钧、罗隆基、顾执中、浦熙修、林希翎、黄绍等右派头面人物的点名批判,读来更觉刀光剑影,触目惊心。马寅初的文章刊发在十一版全页,并下转十二版。文章的重要段落,被人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划了若干个圆圈,又若干条道道,若干处××。虽然未着一字,但不难猜出,当年,它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就已完成了从香花到毒草的彻底转换。
起初,批判仅仅局限在民间,停留在群众自发的层次。马寅初表现出不屑一顾。毛泽东的话,虽然还没有被林彪吹捧为"一句顶一万句",但说东不西、说方不圆的权威,早已深入人心。毛主席支持《新人口论》,谁还敢拿我怎样?!然而,不幸的然而,到了五八年春天,毛泽东撰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发表在随后创刊的《红旗》杂志;文中,毛泽东以他惯用的诗性词语,强调:"……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敏感的人们意识到,这番话一定是有所指。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恐怕凶多吉少。
预感很快得到证实。五月四日,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作纪念讲话。陈伯达显然已看准了风向,讲着,讲着,他突然变色斜睨,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出检讨!"陈伯达此举过于突然。一位当日在场的老先生,曾向我描述:"陈伯达的闽南话不好懂,师生们多数都没有听清,有人还以为他是在表扬马校长。马校长本人,确信是听清了,只见他微微仰起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就此被推上了审判席。历史留下了大批档案,累得我这个迟到的新闻记者,这些天翻得头晕眼花。罢,罢,我不想再拿当日的浮花浪蕊,光怪陆离,折腾今日无辜的读者。在此,我只想再现一个画面,和一段誓言,为马寅初和他经历的那段寒冷岁月,立此存照。
先说那个画面。时间:五九年严冬;地点:北大临湖轩;氛围烘托:雪压冰封,朔风尖啸。一场批判马寅初反动人口论的校级会议,正呈现出与大自然同步的严酷。中途,专程赶来压阵的康生,也许觉得火力还不够猛烈,但见他一拍桌子,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恶狠狠地插话:"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又一位理论家跳将出来制造事端。用"主义"、"阶级"的大棒整人,是那个时代的热能一种最庄严,也最粗暴的释放。康生以为他这一压,足可置马寅初于死地。谁知马寅初不吃这一套,前面话音刚落,他后面就当场顶撞: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斩钉截铁。数一数,总共十一个字。然而,这就够了。这才是"一句顶一万句"!有多少大师级、准大师级人物的一生,就是从胸腔里迸发不出这样的一句,连模仿也模仿不来。唯独马寅初做到了。不假思索,长啸而出,九鼎大吕,震烁古今。
再说那段铮铮誓言。面对"右派分子"的政治高帽随时会扣落下来的生存险境,和挚爱亲朋力劝姑且检讨、蒙混过关的苦口婆心,马寅初选择《新建设》刊登《重申我的请求》,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公开宣布: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真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段话稍微长一点,分析下来,也不过三句。依我看,它起码顶得上三万句,三十万句!"明知……自当……直至……决不……",能够说出这番话的大贤大哲,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唯有马寅初一人。套用传统的名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从那日有幸拜读,我常常一低头,一转念,脑海里就会闪过陈寅恪为王国维立的碑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或是李商隐颂韩愈的《韩碑》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愿书万本颂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而伴随诗文,眼前就会出现一位白须飘拂、拍马摇枪的老黄忠,啊不,一位鲁殿灵光、岿然独存的大英雄。李敖尝说"人生八十才开始",证之于他本人,尚是未知数,证之于马寅初,却是惊人的准确。马老不老,守正白眼朝天,立世青眼向文。他总是能让人马首是瞻,瞻到血沸,沸到流泪。历史不堪垃圾的重负,后人为轻装前进就不得不学会健忘。然而,我相信,无论无常的岁月经历多少轮回,马寅初高昂的头颅和勃发的英气,将永远激荡青史,烛照天地!
五
季羡林先生曾告诉笔者,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
这两人都是古色古香的大丈夫:一样的刚正不阿,一样的敢作敢当。我这里用了"古色古香"一词,首先是指他俩的理想、情操、气节;其次是强调,他俩都出奇地长寿。众所周知,梁漱溟活了九十六岁,马寅初活到一百零一岁。
梁漱溟少时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据一则资料,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和少吃多动的健身之道。关于饮食营养,本文撇开不谈,单说他精神上的那个"静",和形体上的那个"动"。例儿之一: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不啻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么,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悠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异同论》,继撰《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为观止。例儿之二:梁漱溟以太极拳健身,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即使在那些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旦获得短暂的喘息,哪怕是当着数十人、数百人的怒目,他也会立即拉开架势,专心致志地调精运脉、摄气炼神。
马寅初呢?马寅初少时也是体弱多病,在留学西洋的过程中,他学了两手健身的绝招。其一是洗冷水澡。不,应该说是热冷水澡。先热后冷,热冷交替,热时大汗淋漓,促进血脉流通,新陈代谢,冷时血管收缩,借以训练弹性,延缓老化。这是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向一位校医学来的。其二是爬山。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他爬纽约市中央公园的小山;落户杭州,他爬玉皇山、宝亻叔山、棋盘山;迁居重庆,他爬歌乐山;定居北京,则爬万寿山、香山。年近八旬,依然能健步如飞地登上香山主峰"鬼见愁"。《新体育》杂志就曾刊登过他征服"鬼见愁"的照片,令天下老人大开眼界,大长志气。说句文人的酸话,人生之道,不外如爬山,每一步都在和自然界交换能量,每一步又都在积聚能量。人生之道,又不外如洗热冷水澡,热胀冷缩,吐故纳新,抱阴守阳,协调平衡。
马寅初的长寿之秘,还要加上一条:胸怀坦荡。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两句很有名的诗:"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说得多好!但真正能身体力行的,环顾天下,又有几人?马寅初,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异数。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做到这一步,死亡也就拿他无可奈何。
马寅初在望八之年遭受重厄,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和喧闹的政坛,躲进自己在京城东总布胡同的小院。"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阻纷扰于红尘之外,而不阻浩气于千秋之外。结局,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赢得世人的大声惊叹,大把热泪。这是他的对手做梦也没想到的,也是他的家人、友人难以置信的。唯一掌握底牌的,只有上帝。马寅初,是上帝赠予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他的价值,一半在于他发掘的人口理论,一半在于他渊氵亭岳峙、独立苍茫的健康人格。
己卯年作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