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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五月底到六月初,我和妻子在韦尔纳·斯多法赫先生的家里住了两个星期。那是一幢小楼,坐落在洛桑城区东部的一片小山坡上。坡的上面是洛桑城的边缘,坡的下面则一直通到浩瀚如海的莱蒙湖。我们住在三层,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越过一幢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小楼,就是那一片白茫茫的湖水了。再远些,越过湖水,则是如阵的群山,一直排列到天际。莱蒙湖如一弯新月横卧在前面,洛桑正在水面最丰满的地方。湖水波平浪细,如镜,如绸,时有点点白帆游弋其上,偶尔还能看见一只只大鸟掠过水面,朝雾蒙蒙的天边飞去。湖的对岸,浅山,深山,混茫一片。偏西一点,是以生产矿泉水闻名的埃维昂城,白天影影绰绰的,入夜则朦朦胧胧一片浅黄色的灯光,不过那已是法国了。偏东,是巍峨起伏的群山,莽莽苍苍,重峦叠嶂,又是瑞士了,那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临湖的山,凝重得铁铸的一般,望之森然,凛然。稍远,山色一层浅似一层,最远的若有若无,是连绵不断的雪峰,直插云天。峰巅的雪终年不化,天气晴好的时候,明晃晃白得耀眼。
       国无论大小,地无分南北,当你一个人独自站在六百万人口的瑞士的十二万多居民的洛桑的一户普通人家的小楼上的时候,面对着一片浩浩荡荡的湖水和一片逶迤无尽的矗立着雪峰的群山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觉?我感觉到了自然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如芥的个人面对如盖的群山,不由你不生出一种畏惧感,同时又悠然神往,渴望着结识居住在那里的陌生的人们,也渴望着呼吸弥漫在那里的神秘的气氛。
       那还是在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刚到洛桑不久,就去看望斯多法赫先生和他的夫人。那是朋友的建议,说你们一定得去看看老先生,他的好朋友,人很善良,乐于助人,而且是个有名的德语教授,曾经做过洛桑大学的副校长。一天下午,我们如约找到了斯多法赫先生的家,他已经摆好了茶点等着我们。客厅很大,颇古雅,两面墙是书柜,一面墙上挂着风景画和一幅中国人的字。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架钢琴,椅子则是古式的靠背椅。靠近花园的一端辟作餐厅,摆了一张很大的圆桌,周围的椅子也都古色古香的。老人个子很高,很瘦,鼻子很大,双眸炯炯有神。我们在客厅落了座,老太太方才过来与我们打招呼。老太太温文尔雅,但看起来身体很弱,原来老太太正在养病。我送上朋友的著作和我的著作,朋友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用法文出版,我的嘛,则是中文的。
       我说:"你们大概不懂中文,权且当作一件稀罕物吧。"老人说:"我们虽然不懂中文,但是学者之间互通著作,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说着,老人打开我的著作,复又抚摩良久,然后交给他的太太。斯多法赫先生是圣加仑州人,在日内瓦大学修德文、法文和英文。他曾经是著名学者马塞尔·莱蒙的学生,和让·斯塔罗宾斯基是同学,不过他说,斯塔罗宾斯基比他聪明很多,名气很大。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两个作家,一个是瑞士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字叫卡尔·施皮特勒,另一个是奥地利作家罗伯特·冯·穆齐尔。他曾经两度担任国际穆齐尔研究会的主席,编过三卷本的穆齐尔文集。他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编辑出版这位瑞士作家的文集,我知道这是繁难而极见功力的事情,包括撰写导论性的序言和注释、考证版本、收集异文、编定年表、网罗研究著作和文章等等。老人对编辑工作情有独钟,说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事情,因为编辑者的名字都印在很不显眼的地方,可是一本编辑精良的书却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评论的书则不同,大部分评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然精当的评论除外。我说,我的主要工作是评论和翻译,我的评论可能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老人笑了,他说,搞本国文学和搞外国文学不一样,搞外国文学不一定要编辑作家的文本,而是要利用作家的文本,因此,作家的文本是否可信就非常重要了。做研究工作一定要严谨,要一丝不苟。他在退休以前,曾经担任过副校长,有许多行政工作要做,退休了,一身轻,反而研究的时间多了,成果也多了。我表示,有时间一定拜读施皮特勒的著作。他哈哈一笑,说你不一定读得下去,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史诗,且哲学的成分很多,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感兴趣了。日内瓦有一位教授,正在翻译他的史诗,斯多法赫先生担心卖不出去。他27岁通过关于施皮特勒的博士论文答辩,以后用了十年的时间,为他写了一本传记。施皮特勒的小说倒可以一读。后来我果然读了他的两本小说,一本叫做《形象》,是心理小说,据说对费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有过影响,另一本连名字也忘了,好像是讲一个少年从家里到学校一路上游历的故事。
       斯多法赫夫妇曾经在中国西安外国语学院教过三个月的书,对中国有很好的印象,也很有感情。闲谈中,他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什么,我虽然第一次来洛桑,但在日内瓦大学学习过,住了两年,对瑞士不能说一无所知。不过我说,我们正在找房子,这可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老人说,两个人住,而且又能自己做饭,这样的房子确实不好找。说着他迅疾和老太太做了一个眼色,对我们说:"我们这里倒是有两间小屋,你们若不嫌弃,可以临时住一住。我所以说临时,是因为我六月底有一个朋友来,我已经答应她了。你们要不要看看?"我本不想打扰他们,况且又是刚刚认识,我看了看妻子,征求她的意见,妻子本是个爽快的人,说看看吧。于是,我们跟着老人上了三楼,那是顶楼的两间小屋,一间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一盏台灯,一架书,墙上还挂着中国的丝织山水画,显然是他们的中国朋友送的。对面是厨房和卫生间,设备齐全。卧室的外面是阳台,我的妻子登上阳台,展目一望,不禁惊喜地大叫起来:"湖!湖!"老人听见了,也笑道:"我听懂了,她说的是莱蒙湖。"他指了指前面,说那就是莱蒙湖。告别的时候,老人对我们说:"我们到朗斯去住两星期,你们若是想来这儿住,可以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打电话。"他特别说,朗斯是拉缪喜欢住的小镇,他曾经在那儿写过《被迫害的让·吕克》和《种族的分离》两部小说。后来,我们也看了几处房子,不是太贵,就是太远,我甚至想在日内瓦找,也看了两处,都不太满意。我想是因为有老人那样的房子做比吧,我也看出来我的妻子很想到那儿去住。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房子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给老人打了个电话,电话是老太太接的。
       我问:"你们的邀请还有效吗?"老太太停了停,可能是和老人商量了一下,回答我:"当然有效,我们欢迎你们来。你们什么时候来?"我说:"一个星期以后。"她说:"好,我们等着。"就这样,我们住进了斯多法赫先生的小楼。记得住进去的那一天,我们一上楼,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房子经过整饰,俨然一间新的房子:雪白的床单,上面蒙了一块米黄色的床罩。床头柜上放了一方崭新的小桌布。厨房里锅碗瓢盆俱全,还有中国的筷子,一张餐桌,两把椅子。卫生间里洗手池、浴池和便盆前分别放了三张簇新的脚垫。怕我们晚上冷,老人在房间和卫生间里放了两个电暖气,并且亲自动手,教我们如何使用。想不到老人竟是个如此细心的人。
       小楼坐北朝南,闲来无事,我喜欢到阳台上去,朝四下里张望,望湖,望山,望湖对面山下的小城,尤其是望眼下的小楼和小楼后面的小花园,如果觉得目力不够的话,还要加上望远镜。这一带多的是小楼,尖顶,白墙,红瓦,瓦的颜色说明楼的历史,那年代久远的,瓦渐渐变成棕色、褐色,斑斑驳驳,红褐相间,浮现在一片绿海之上,有如小岛一般。
       小楼的后面,都有一方小小的花园,彼此间隔有修剪整齐的常青灌木,如果是栅栏,则长有爬山虎之类的攀缘植物。有以花为主的,牡丹,玫瑰,银莲花,鸢尾花,郁金香,大丽菊……开的开,谢的谢,斑斓绚丽,一派生机。有以树为主的,高大的椴树,圆锥形的杉树,婆娑如盖的杨树……圆的叶,长的针,蓊蓊郁郁,一片绿色。草坪是少不了的,如茵,如毡,有的中间搭了一顶凉棚,有的摆放了一些石制的狗熊丹顶鹤圣诞老人之类。花园不大,却都侍弄得颇具特色,见出主人用力甚勤和处处与人不同的匠心。瑞士人在鲜花消费上号称世界第一,信矣夫!
       韦尔纳·斯多法赫先生已经77岁了,他32岁就当教授,一直当到65岁退休,至今还担任着洛桑大学名誉教授的职务。他患有颈椎病,但除了手抖得厉害,身体可称健康,所以照常开车、研究、参加学术界的活动,还照顾病中的老伴,花园也收拾得干净利落,井井有条。除了每个星期三有个女人来做家务,如洗熨衣服、吸吸地毯之外,老人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每当我看到他两手哆哆嗦嗦地切面包、倒茶水的时候,心里就感动得不得了,恨不得替他干。他说不,凡是他能干的,就一定自己干。老太太说,自从她病了以后,老人变了许多。每天下午晚饭后,老人必开车,和老太太一起到湖边散步,风雨不误。老太太得的是脑血管的病,险些瘫痪,幸亏有老人的照顾,如今恢复得很好,其中散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还有钢琴,老太太说,弹琴对大脑和手指都有好处。有时候,他们散步约上我们,于是,我就和老人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老太太拖在后面,用她那可怜的英语与她聊天,一旦她们彼此理解了,就哈哈大笑。她们实在说不明白的时候,老太太就在后面叫我,说:"郭先生,您的太太说的是什么?"老人对我说,他的太太大学毕业之后,在图书馆工作,德文有很高的水平,可以辨识德国中世纪的古籍,可是自从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她就不工作了,一心一意地相夫教子,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他说,他的生活中有了她,是他的一大幸运。我想,这就是所谓幸福吧。老夫妇俩有三个儿子,如今都大了,陆续离开了家,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老人认为,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老夫妇俩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都去教堂,他们问我中国的宗教情况,我不是教徒,对这方面所知不多,只好如实地告诉他们,不过我说:"据我所知,现在信教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可是他们说,现在在瑞士,信教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孩子中,只有老大还保持着和父母一样的宗教信仰,其余两个,一个毫无信仰,一个游移于有信仰和无信仰之间。他们并未试图改变我的信仰,不过我从他们的话中听出,他们似乎对中国政府对待基督徒的态度有微词,我说那可能是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吧,中国政府一向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我现在还保留着老太太送我的一张日历,是1998年5月18日的,正面是日期,下端印着《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说的是"要爱你们的仇敌",背面印着一个中国信徒的故事: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与人是兄弟,反而要互相争斗?他们为什么不能互相原宥和平相处?后来老师借给他一本英文的《圣经》,他终于成为上帝的信徒。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发现了这方小小的纸片,我仔细读过两面的文字,我为老太太信仰的坚定所感动,也为瑞士居然也有这种日历而感到惊奇,而且每一张上都赫然印着出版社的名称,那名称是:基督教圣经出版社,北方街4号,CH1800,沃威。沃威是离洛桑不远的一座小城,濒临莱蒙湖,以风光秀美著称。
       老人的花园是一个很普通的花园,多的是花,牡丹、玫瑰、郁金香是大宗,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树不多,只有一棵苹果树、一棵李子树和一棵不知其名的阔叶树。像所有的瑞士人一样,老人喜欢自己做果酱,所用的苹果、李子、覆盆子等等,就是自家花园里的出产。不过,今年的苹果和李子都长得不好,覆盆子倒还差强人意。我有时帮助老人干活,无非是浇水、修理草坪等等,老人则经常送我们一些玫瑰什么的,插在瓶子里,为饭桌增色不少。如果他在花园里碰到我的妻子,则会剪一枝红玫瑰,一只手往胸间一横,恭恭敬敬地献给我的妻子,说:"inmyheart."引得我们大笑不止。逢到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会说:"郭先生,下午和我们一起喝茶怎么样?"于是,这一天到了下午四点钟,他就会在园中撑起一把大伞,伞下放好桌椅,桌子上摆好茶壶、茶碗和一盘点心,点心通常是老人自己做的一块水果饼,茶则是英国红茶或中国绿茶。两对夫妇一边喝茶,一边闲谈,从读书到做人,从宗教信仰到中西习俗,从家庭琐事到社会新闻,偶尔也谈谈政治,可以说畅所欲言,其乐融融。
       有一天,我问老人是否觉得瑞士小。瑞士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小国,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六百多万,分为26个州,官方语言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托-罗马语,宗教为天主教和新教。境内多高山,西部为汝拉山脉,东部为阿尔卑斯山脉,山间多湖,较大的河流是莱茵河与罗讷河。老人说,瑞士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早在旧石器晚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吧,在莱蒙湖、纳沙泰尔湖和苏黎世湖畔就有人类活动了。这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很长时间没有战争,人民安居乐业,有很多人乐于在此生活,所以瑞士又是一个国际活动的中心,再说,瑞士历史上和今天都产生过不少名人,有足够我想象的精神空间,我生活在这个国家中,一点儿也不觉得她小。但是有人觉得她小,例如德国的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就鼓吹过大德意志,说你们瑞士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快加入我们大德意志国家吧。现在都讲联合、合并,甚至有人主张日内瓦和洛桑联合,我看未见得就是一件好事。瑞士诚然不大,但是一个国家的大小并不等于她的版图的大小。您以为如何,郭先生?我很同意老先生的看法,国家的确不能以版图论大小。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空间并不要很大,你住在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所认识的人并不过百,所交往的不过十几或几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精神空间,则因人而异,但总以可供沉潜的历史和可供遐想的现实为度。我感到惊讶的是,瑞士居然分为26个州,而且州与州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外来人的想象。语言的差异不用说了,即使同在法语区的洛桑、日内瓦就有很大的不同。我问老人洛桑人有什么特点。老人想了想说,洛桑人和日内瓦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比法语区和德语区之间的区别小。总的说,洛桑人比较保守,喜欢说:"我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正相反……总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细微的差别非长期的瑞士居住耳濡目染其风俗者不办,不过这倒有助于理解拉缪小说中的封闭狭隘但又坚韧不拔的山民气息。
       五月底的阳光,下午四点钟时依然很明亮,我坐在花园里的伞下,正听斯多法赫先生讲花园里的小生命,例如,他说萤火虫不是瑞士的土产,而是从外边引进的,园中因为树少,所以没有松鼠,等等。我的妻子和老太太坐在一旁,桌子上摆满了字典,有我们带的英汉词汇,有老人的英法词典,还有在西安外语学院时友人为她写的汉语词汇等等。她们在借助词典聊天。突然,一阵"嘎嘎"的鸟叫声传来,很急迫的样子。斯多法赫先生说:"你们听,那是乌鸫在叫,提醒它的伙伴注意,有什么东西威胁着它们的生命……"乌鸫?就是每天早晨以它嘹亮流丽的鸣啭唤醒我的那种鸟吗?这种鸟在法国瑞士很常见,通常皆黑长尾,一撅一撅的,善鸣,其声似水。常在林间和草地上觅食,遇惊则迅疾进入灌木丛,或飞上树枝。这种鸟我们常常把它与画眉相混淆,它们躯体相若,所差惟有一道白眉而已。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刚学法文的时候,使用的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模范法华词典》,那词典上这种鸟的中文译名就是"画眉",直到七十年代出版了《法汉词典》,其译名才变成"乌鸫"。其实画眉与乌鸫本属两科,一为画眉科,一为鸫科,原不是一种鸟。这幼小的生命会有什么危险呢?一会儿,"嘎嘎"之声歇了,又过了一会儿,一只灰色的猫溜溜达达地过来了。老人笑了:"哈,它就是罪魁祸首呀,看来它没有得逞。"这只猫我见过,很肥硕,是邻居家的,常来这园中走动。花园里有一一米见方的水池,老人曾买过几条金鱼放进去,后来金鱼突然不见了,老人怀疑是那只猫吃了,从此再没买过。我很同意老人的怀疑,谁叫猫喜欢腥物呢?老人说,花园里来过狐狸,您信不信?我说,愿闻其详。原来在去年冬天,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干活时的手套上的皮子不见了,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于是他随时留意观察,果然不几天之后,他看到一只火红的狐狸窜到他的花园里,四处寻觅了一阵,又跳进了另一家的花园。他想可能是冬天雪大,觅食困难,东边森林里的狐狸跑出来了,到各家的花园里找东西吃。我想,在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里,久居城市的人看到一只火红的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东奔西窜,怕也有一种久违了的喜悦涌动在心头吧。说起东边的森林,我们还去过呢。有一天,吃过晚饭,天还大亮,我和妻子往东边信步走去,不多时就到了一片森林的边缘,那片森林叫"四面风",有一条大路穿过。平时我们出去散步,街上很少碰到人,如今进了森林,就更是一个人影儿也无。走着走着,天渐渐地黑下来了,远处又传来夜鸟的叫声,风吹着树叶"哗哗"作响。虽然大路旁摆放着椅子,分明是为散步的人预备的,可我们害怕了,急急返回。后来我们对两位老人提起这次散步,老太太笑了,说:"其实那儿很安全,从来没出过事。"不是有狐狸吗?老人说,虽然那是一片森林,可是大的动物早就没有了。
       一连几天,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一片房屋的上空,有数十只乌鸦展翅盘旋,逡巡不去,时时还呱呱地叫着,朝下面俯冲。中间还有几只体色略黄者,像是鹰隼一类的鸟,仿佛与乌鸦争夺着什么。一天,我问斯多法赫夫妇那是怎么回事。老太太笑了,说,那儿有一个老夫人,很有钱,也很孤独,每天买肉喂乌鸦,所以招来不少乌鸦之类的鸟。斯多法赫先生说,法律禁止这样做,要罚款,可是老夫人照喂不误,而且还开车进城去喂。老太太说,应该有人关心这位老夫人,不然的话,老夫人怕是不会停止喂鸟的。斯多法赫先生说,乌鸦是一种很聪明的鸟,原来此地有很多野鸽子,可是其数量日见其少,最后竟至于绝迹了,原来都让乌鸦给吃了。对于乌鸦的"聪明",我领教过。有一天,我看见家家都把垃圾袋挂在栅栏门上,尾后有汽车来拉走。我正愁垃圾无法处理,就仿效他们也把垃圾袋挂在栅栏门上。过了几天,老人对我说,每星期一是送垃圾的日子,其余的日子如果把垃圾放在外边,乌鸦就会飞来,翻找里面的食物,弄得满地都是。我不禁脸红了,连忙道歉,老人宽慰我说,不知者无罪。我心里究竟过意不去,我少问了一句,就害得老人替我收拾。
       斯多法赫太太喜欢读书,无奈患有眼疾,白天尚可,到了晚上则不能久视,于是晚上常常可以听见斯多法赫先生的读书声。可是,一连好几天,晚上房间里都是静悄悄的,原来他已经不读那本书了,说是嫌主人公太频繁地更换情人,一点儿责任感也没有。老人说:"没有责任感的爱情是不能持久的。"一天下午,斯多法赫先生正在花园里读书,他对我说,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他有好几年都不读小说了,他现在喜欢读传记,眼下正在读的是一个德国人写的回忆录,看看十九世纪初的人如何生活,很有意思。我问,十九世纪的人和二十世纪的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区别吗?他说,精神生活不好说,物质生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拿饮食来说,那时就没有现在这般丰富,在洛桑,几乎世界各地的风味都有。我问中国饮食怎么样?他说他们夫妇都很喜欢,经常到中国餐馆吃饭。我便建议为他们做一顿中国饭,他说好,然后他们请我们下中国馆子。我们的菜很简单,一个炸虾板,一个红烧肉,一个醋熘白菜,一个海米紫菜蛋花汤,主食是饺子,煮汤圆权当甜食。斯多法赫夫妇准备桌子,就在他们的餐厅里,桌子上铺着崭新的桌布,杯、碗、碟子、餐巾、餐纸,一应俱全。老人准备了一瓶红葡萄酒,据说牌子颇有名气。我们说,这是一顿家常便饭,不能和大宴相比,因为他们曾在西安教过书,见过领导,吃过大宴。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每日吃的东西,让他们体验体验。他们说,我们就是老百姓,吃宴席有很多人陪着,我们还感到拘束呢。我们喜欢家常便饭。他们很高兴,吃得不少,老太太警告老人,不让他吃得太多,可是她自己却指着盘子里的炸虾板,说:"我还可以再吃一块吗,郭先生?"老人则拍拍自己的肚子,说:"我吃得太多了。"饭后,老人说:"中国饭吃过之后,一定要喝茶,我有上好的中国绿茶。"于是,我们喝茶,聊天,兴味盎然。后来,他们果然在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请我们吃过一顿饭,记得那家餐馆的老板是一个黄姓女子,三十多岁,北京人。
       瑞士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洛桑处在一条邻湖的波状平原上,天气阴晴不定,早晨还是响晴的好天,中午或下午就可能来一阵瓢泼大雨,至于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就更为常见了。有一天,我们早早地出去了,很晚才回去。进了房间,打开灯,推开阳台的门,见阳台上的地板湿漉漉的,我们知道了,这里白天下过大雨。第二天,老人对我表示歉意,说:"你们昨天走得早,下雨了,我在花园里看见你们没有关阳台的门,就擅自进了你们的房间,把门关上了。"进自家的房间,还说什么"擅自"?瑞士人就是这样,他的房子让你住了,就视为你的私有,不经允许,他们是从来也不进去的。我们平时送他们饺子或红烧肉,他们还盘子或碗的时候,总是先敲门,站在门口表示感谢,从来不进屋,或者就放在我们必经的楼梯上,见面的时候再说一句感谢的话。这倒算不得希奇,真正希奇的是,他们的房间从来不上锁,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住在塞里尼的情景。那时我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房客只有我一个人,房东一家人去外地度假,一去十天,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房间也是不上锁。道理很简单,房间既然让你住了,就把你视为朋友,给予充分的信任。
       转眼到了六月底,该离开这栋小楼、这座花园和斯多法赫夫妇了。记得离开的那一天,老太太和我的妻子都哭了,老太太对我的妻子说:"你是我的中国女儿。"老人则说:"我们已把你们列为祈祷的对象了,请你们相信,我们会在每天的祈祷中,祝你们幸福平安的。"老人一定要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一路上,我望着老人那瘦削的、微微颤抖的手和转动不甚灵活的脖子,我的鼻子发酸了,眼泪也不自禁地涌了上来……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