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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不忍的思念,回忆母亲龚澎最后的日子
作者:乔松都

《中外书摘》 2008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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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四口之家
       1969年8月20日,我先去了内蒙古兵团。隆冬时节在入伍报到之前,意外地得到了一周探亲假。负责招兵的领导得知我很久没有回家了,便要我抓紧时间回一趟北京。他说,当兵之前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老父老母,这样才能踏实地在部队里工作。
       就这样,我连电话也没有打,买好车票就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我的心早就飞到了爸妈的身边。本来以为至少一两年以后才能探亲,妈妈也千叮咛万嘱咐,先去当兵,不要考虑我和你爸爸!以后我们一定会有见面的机会!可是今天,我竟然像做梦一样马上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
       终于到站了!我背着提包一口气走到了东四,太阳已经开始落山。走进报房胡同显得有些冷清,不知从哪里传来厨房炒菜的声音,上学时经过无数次的小平房又出现在眼前。望着小窗口昏暗的灯光,心里涌出一片温馨,我家的灯光也快到了!
       我一溜小跑就来到了家门口,看到我出现在面前,老阿姨吓了一跳,小丫头,你怎么回来了?你爸你妈还没下班呢,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我又走进了熟悉的家,家里的一切都是亲切的,连家里飘出的味道都带着温馨。环顾四周,似乎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的床上罩了一个大被单,过去摆在桌面的小玩意和小饰品都被收起来了。走进爸妈的卧室,我的热带鱼缸还在,除了几条红箭鱼之外,水里还添了一些出生不久的小鱼儿,鱼缸壁上长了青苔,大概已经好几天没有换水了,爸爸妈妈平时一定很忙很累。我不觉有些后悔,妈妈这么忙,我还要让她帮我养鱼。
       正在此时,大门敲响了,爸爸妈妈回来了!几个月不见,爸妈似乎显得有些憔悴疲劳,老阿姨抢先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我跳着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看到我意外地出现在眼前,爸爸妈妈乐开了花。不一会儿,妈妈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有些焦急地问我:“不是说好让你直接去军区报到吗?怎么又回来了?”我把手中的档案袋递给妈妈,“妈妈,你放心吧!手续全都办好了!这是我的档案,回去时交给单位负责人就行了。”
       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微笑地看着我说:“我就是怕耽误你的工作。部队领导考虑得十分周到,原来以为要几年以后才能与你见面,没想到现在就看到你了,我和你爸爸是多么高兴啊!”
       晚饭后,妈妈兴奋地坐在我的身边。过去,我是一个动不动就生病的小女孩儿,可现在,我变得面色红润、朝气勃勃,每次干活儿都在连里受到点名表扬。妈妈听了很欣慰,思索片刻后,她又对我说:“我想看看你的档案,看看你在兵团究竟状况如何。”(当时的档案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终生)
       我告诉妈妈,档案只有人事干部才能看的。妈妈微笑着说:“我就管过干部,我管的干部可比你的经历丰富多了。我答应看过后一定保守秘密!再说,这份档案本来就没有封着,你也不属于保密干部啊!”可我还是不同意。妈妈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不看了。本来我是完全有资格看你的档案的,不过,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遵守你的上级给你订的纪律。”
       妈妈关心着我的每一步成长,当得知我在寒冷的气候里干活后,手脚末梢都变得麻木了,她一定要我第二天就去医院做体检,并且督促我每天去打针。妈妈说:“这几天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在一起要好好聊一聊。除此之外的琐碎事尽量免去,这几天我推掉了许多活动。”
       回家的感觉真好!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副她刚刚织完的五指红毛线手套送给我。我下乡后,妈妈就开始动手找毛线起头编织,这是她向同事刚刚学会的织法,我的手指很长,妈妈特意把手套多织了几分。寒冬到了,妈妈又买来新毛线请老阿姨为我赶织了两双毛线袜子。最让我高兴的是,妈妈帮我攒了两盒精致的毛主席纪念章。妈妈说,每当看到出了新图案的像章,她就设法搞到或是与熟人进行交换,老朋友笑她为了女儿不辞辛劳。
       妈妈还拿出哥哥从东北寄来的照片给我看,虽然我们一家四口分了三个地方,可是我们都健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
       几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妈妈提醒我,注意不要在家耽搁太久了,你还是要提前去报到。临行前,妈妈取出30元钱放在我的贴身口袋里,她说穷家富路,那是备急用的。
       走到院子里,我又回头望了一眼家,消瘦的妈妈正站在阳台上微笑着凝望着我,谁能料想,那是妈妈在家时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后一个镜头!
       大年初一很快就来到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独自在外过春节。
       部队里放假,家在本地的女兵都回家去了。按照规定,过节期间新兵不能离开当地,洗完所有的军装,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想家。此时北京的家里只有爸妈老两口在过年,他们一定也在思念千里之外的儿女吧!猛然我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也能和爸妈团聚!我可以去邮局打长途电话给他们!
       也不知坐了多少站车,我终于来到了市中心最大的邮局。营业员告诉我,打到北京的长途话费是一分钟1.2元,这在当时是很贵的。她好心地劝我说,你要是没有什么急事,写信就行了,打一次长途电话的费用可以买很多东西呢!我算了算手里捏着的钱,两个月的津贴费够讲十分钟的!而且,还有妈妈给我带的备用钱呢!春节能和爸爸妈妈说几句话是我最大的心愿!
       电话打通了!我的心不知为什么颤抖起来。其实,我离开家才两个多月。可我现在是多么思念爸妈啊!阵阵熟悉的铃声响起,我的眼前浮现出家里洒满阳光的客厅和双亲慈祥的面容,我不在家,是谁最先接电话呢?
       有人拿听筒了,是老阿姨!当听出是我的声音,她激动得喊起来:“你这小丫头啊!你怎么想起打电话来!你妈想死你了!你们不在家,过年都没意思了,我做的菜好几顿也吃不完,你等着,我喊你妈去!”
       电话里我隐约听见妈的声音在问是谁,阿姨对我说,你妈妈过来了!快听好了!“都儿啊!”——是妈妈的声音!
       “妈妈!是我啊!”
       “我这边听得很清楚,妈妈真是太高兴了!你那里都很顺利吧?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吗?每天吃得好吗,每顿都有什么菜?过节放了几天假?工作能习惯吗?”
       电话里传来一串暖融融的问话。我笑了,妈还把我当小孩儿呢,我的工作当然很好了!妈妈,你放心吧,我是一名战士了!
       “都儿,长途话费很贵,你的钱不多,你好,我和你爸爸就放心了。今年春节只有我们两个人和老阿姨在家,你哥哥也没有回来。没有你们在身边,我们也无所谓过节了。你爸爸工作很忙,他特别惦念你。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每个礼拜还是由我给你写信。”接着,话筒里又传来爸爸熟悉的声音。
       人说家书抵万金,我说家里的电话比万金重,听到父母亲慈祥的声音,我的心里格外踏实。初五那天,我收到妈妈寄来的一封信:“都儿,春节听到你的声音,我和你爸都高兴极了,这是我们过节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从电话里听得出,你长大了,健康了。声音也比过去洪亮了,再不是那个多病的小女孩儿了,妈妈该多高兴啊!我最开始担心你当兵那里会不会又有变化,现在知道你一切都好,我们就放心了。部队里的水平较高,你在那里,我了却一桩心事。”
       这是我和妈妈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重 托
       1970年3月8日,妈妈在家晕厥后被送往了医院。
       妈妈在住院清醒的日子里似乎有某种预感,她料想到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不测。就在这生命最后极有限的时间里,妈妈仍然惦念着工作,惦念着爸爸、哥哥和我。
       妈妈首先向秘书和有关同志交代了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在病情稍趋稳定的日子里,她还要和爸爸单独谈谈万一以后的嘱托。
       可是妈妈刚刚张口,爸爸就泪流满面,几乎不能自制,谈话无法进行下去,“搭令!搭令!不要说了!”爸爸大声哽噎着:“搭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第二天下午,妈妈利用自己病情尚稳定的空档,准备再次和爸爸冷静地谈谈。可是谈话还是无法进行下去。恰巧那天我从妈妈的病房走过,只见病房的门轻轻掩着,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妈妈和爸爸在谈什么呢?为什么爸爸这么伤心呢?我悄悄向病房里面望去,只见妈妈躺在病床上,爸爸守在床边,他们四目深情地对望着,妈妈依然很沉静,可爸爸却泪流满面,他悲痛欲绝地对妈妈说,搭令!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你不要说了,搭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了!当爸爸意识到我站在门口时,他站起身,用手绢擦着眼泪,边说边扶着门低头从我身边匆匆走出了病房。
       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即将和自己相依为命的亲人永别,妈妈仍然和往日一样慈祥。她又叫来不满25岁的哥哥,认真交待了她对全家以防万一的嘱咐。
       妈妈先谈了对哥哥的嘱托。她希望哥哥和女朋友的婚事定下来,当着妈妈的面领取结婚证,这样就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
       妈妈又对哥哥谈到了爸爸和我。妈妈说,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你妹妹年纪还小,将来她需要找一个能够对她非常好、非常真诚的人,你的朋友多,有合适的机会多帮她留意。
       哥哥压制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坚强地面对母亲最后的托付。
       我佩服我的妈妈,因为在她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东西,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镇定自若。
       对我,妈妈什么都没有说。她希望小女儿先不要承受这过于沉重的痛苦和压力。
       其实我心里明白,妈妈最担心的是我不能独立,担心她万一不在了,家里发生变故,我一个人无法独立生活。这几乎成了她的心病。
       早在1969年我下乡之前,妈妈已多次想和我谈谈“万一”的情况。刚开始我都不在意,哪个母亲不叮嘱孩子几句呢!可是,当我发现妈妈憔悴的脸上非常严肃认真的样子,我才感到事情决非玩笑。而我绝想不到将来的“不测风云”是会如此快的来临。
       下乡的行装准备得差不多了,妈妈非常希望把出发前的时间留出来能和我尽量多谈谈。在妈和爸的卧室里,妈妈坐在书桌前看着无忧无虑的我,似乎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我最担心的是你不能够独立生活,万一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呢?你能独立生活吗?”我看看妈妈,咱们家不是挺好的吗?
       妈妈说,可是我不在了呢,如果我死了呢?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家了呢?我顿时怔住了,看看妈妈,不会啊!妈妈你不会死的!这问题离我像天书一样遥远。可妈妈仍继续说下去。对于生和死,妈妈似乎早有成熟的想法。
       以前她就对我说过,看着老年人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真的很难过,将来我不会活得岁数很大,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那样生活没有什么意思。我回答说,你老了我来照顾你!妈妈笑着摇摇头,不,到时候你们有你们的生活,你这样想我很高兴,可我是不会给儿女给任何人添麻烦的。可是,这些都是闲聊时的话呀!
       我想都不曾想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能设想十几年来和我生命紧密相联的母亲会突然不在了呢?妈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不容置疑的!
       可妈妈为什么要说这些呢?不会的!那是书里故事里的情节!妈妈为什么要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呢?我用手捂住妈妈的嘴,想阻拦妈妈不要再谈这个不可能发生的话题。可妈妈不理我,她仍然继续说着,似乎一定要我认识到生命是有生也有死的。
       望着妈妈睿智而慈祥的面容,我突然发现她的脸色有些发暗,身体似乎很虚弱。我大哭起来:不!妈妈不死,妈妈不死!我的妈妈永远不会死!妈妈,以后我能独立,你不要说了!以后不许你再说这句话!我会独立的,我一定会独立的!以后我一定不会让你生气失望的!我们说好,以后永远不再说这个字,妈妈,我就求您这一次了!好吗?
       面对女儿天真的期望,妈妈的目光逐渐变得柔和了。她说,你知道物质不灭定律吗?将来我会变成一棵大树的!你要是想我的话,就可以到绿叶丛中去找我。说罢,她的脸上又浮现出慈祥的笑意,乔松都小朋友,我在树丛里呢!
       我笑了。不过,我还是请妈妈以后不再说这些了。她终于认真地点点头,答应了我的请求。
       从此以后,妈妈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个话题。直到她重病在身,她和爸爸哥哥都谈了万一以后的事情和对我的希望。可是面对我,妈妈一直都是微笑着,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也从不抱怨,她的身上散发着活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都没有和我谈过一句她生病的话题。她一直遵守着对我的诺言。
       我捧着妈妈的骨灰
       1970年9月20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我们的身边永远没有了仙客来花。母亲最后的日子是我至今不愿回忆的。周恩来送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何连芝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姬鹏飞外长代表外交部宣读了悼词,三十年后重读这份文字,尽管一些用语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但仍旧使人感到沉甸甸的: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女、无产阶级的杰出外交战士龚澎同志。龚澎同志在她的一生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战斗,忠心耿耿。由于她身患重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70年9月20日逝世,这是我们外交战线的重大损失,我们外交部全体同志,都为此感到深切的悲痛。
       龚澎同志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不久,就立即参加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担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从1941年起,她跟随周总理,不计个人安危,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北平执行总部中共新闻组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外交部刚刚建立,龚澎同志又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伟大斗争,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为党的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龚澎同志就是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龚澎同志从参加革命以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地进行战斗。长期以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她很少休息,总是忘我地积极地为党工作。龚澎同志在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对外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对外政策,在了解敌情,掌握国际阶级斗争动态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龚澎同志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不断在改造自己,在思想革命化的大道上从不停顿,勇往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她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觉悟不断得到提高,能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地参加斗、批、改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崇高品质。龚澎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党的好干部。
       龚澎同志逝世了,她为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龚澎同志的革命精神……
       1970年9月21日
       毛泽东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后说,龚澎是一个好同志。或许这对悲痛欲绝的家属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穿戎装英姿勃勃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我一百遍一千遍地想,如果我早一些学医,可以有好多办法解决妈妈的便秘,有许多方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什么办法都不可用,我可以用自己的手帮助妈妈把那些硬块一点点抠出来,为了减轻妈妈的痛苦,为了救妈妈,我什么苦都能受,只要能换回妈妈的生命。我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守候在妈妈身边,上天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机会呢?
       我很想找到妈妈当年的病历,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这份不仅是病历,也是史料的记载。不管怎样,真正的纪念来自心里,那是任何方法也抹不去的。
       妈妈走了,病房里少了一个病人。可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却少了一片艳阳天。爸爸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或许此时只有他更明白,失去妈妈对他将意味着什么。
       我捧着妈妈的骨灰和爸爸哥哥一起来到了八宝山公墓,小时我躺在妈妈的怀抱里,现在我紧紧地搂着妈妈。妈妈!你留给我的笑容留给我的温暖将永远伴随着我的生命,我要把这份阳光留给我的儿子。
       我一直相信妈妈没有走远,她出国开会去了,她出差去了。妈妈仍旧活在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在我学会游泳的大海边、在我们散步的小路上、在洒满阳光的玫瑰园里、在动听的肖邦钢琴曲里、在我困惑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有了儿子的时候、出国的时候、思念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