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我的时候
那是1922年的5月10日。父亲出生在东北的呼伦贝尔（现属内蒙古），故小名叫呼生。
我爷爷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国人，所以父亲算是个混血儿。
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带着幼时的父亲在北方一带，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四处奔波，谋事。每到一处，无固定居所。几乎都是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1936年，父亲15岁。奶奶带着他到了祖籍福州，母子两人同样还是住在亲戚家，生活十分拮据。
1940年春，父亲离开奶奶独自辗转经过上海、北京，最后在天津找到爷爷。此时已到了1942年的春天。
在那动荡的年代，父亲的学业也就在极不稳定的跳跃中结束了。
父亲在“文革”的交代中曾这样写道：“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一个玩笑，经我述说我的要求后，他同意了。就拿了一根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就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就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地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当时一股脑儿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成为一个名演员的上面。演技呢，是从苦练中得来的。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我的天地就是干戏。”
于是，父亲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拾。八年间，父亲参加过近二十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去形容父亲的前半辈子，那是个在无奈中挣扎的岁月。他努力过、失望过，理想过、迷茫过，成就过、失败过。直到1949年在上海，父亲迎来了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
父亲说：“终于能当家做主人了。生活安定了，哪儿也不去了。不用寄人篱下，遭人白眼。不用东奔西波，逆来顺受了。”
1950年3月，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
我小时候·春天
1953年我们搬进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号，那会儿叫钱家塘。这块地方后来成了全国闻名的襄阳市场，我们家在那住了二三十年，直到动迁。
很多时候，很多人问我：“你父亲生活中是什么样？”我总毫不思索地告诉他：“普通人样，平常人样。”我曾见他为奶奶过世哭过，为得到他学生送他的一副铺板而乐过，为我做错事怒过，也曾为他亲手做成五斗橱而喜过。
隔了那么多年，回想起和父亲一起的日子，很是留恋。
父亲的手长得漂亮，修长、整洁、干净。我曾仔细观察过，父亲在洗脸的同时，常常会用一把软毛板刷刷洗指甲的缝隙，哪怕是劳动改造的那些年。
那时我和二弟还小，都还在上小学。母亲时常抱着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车站接下班回来的父亲。一旦家务脱不了身，就让我和二弟去接。
父亲每天乘45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车站在靠近汾阳路的淮海中路上，离家不远，但要过两条马路。
黄昏，暖暖的，西斜的太阳，透过梧桐树叶洒在街上。路上的车不像现在那么多，行人也不多。我和二弟靠在音乐学院的篱笆墙边，手上摆弄着纸折的船或是什么，等着墨绿色的45路车，等着“阿爸”。
来了一辆！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到站车停，下来三五个人，没有父亲。又来一辆，还是没有。
曾有许多次，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就自己对自己说：“再等三辆，不来就回去了。”三辆过后，仍未见父亲。“再等……再等两辆就回去了……再等一辆……”其实很少有自说自话就回去的时候，总要看到父亲下车才心甘。
己记不清是第几辆45路车了，这一辆我终于看到他在车门旁等着车停妥。车门开了，他没有抢着第一个下车。
我们叫了他一声“阿爸”。父亲边下车边应声，问：“姆妈呢？”我边跳边说：“在烧饭。”
过马路了，父亲握着我们的手，看看两边的车辆，然后搀着我们过去。
过了一条汾阳路，又过了一条襄阳路，进了弄堂，踏着“弹硌路”，穿过“过街楼”，进了家门，我们才松手。
1980年3月30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在他的病床边，看着他安详又似乎熟睡着的脸。
不信，怎么也不信他会就此离开我们。
抢救父亲的医生和我们家认识，过了好一会儿，她走近我们，身后还有两个医工，推着一辆运尸车。她看看父亲再看看我们几个，用上海话对我说：“亻奈爷啊……可惜呀。”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爸可能走了。医工上前替父亲整理着，要用白布把他裹起来。我们几个相继凑近父亲，再一次握着他的手，已经凉了的手。阿爸真的走了。
就是这双手，搀扶着我们一路走来,尽管有时他也很累。直到我们都长大了，他松手了。
我们都成人之后，谈及为何幼时几乎抢着接阿爸，说出来也许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双漂亮、厚实又温暖的手。
过年
以前我们都盼过年，可以穿新衣（也许就是做一套蓝布罩衫裤），吃零食，花生、瓜子、糖果，吃父母做的拿手饭菜，粉蒸肉、糟豆芽、鸡油饼。那年头，到了春节会有比平时多一点副食品配给。
曾有那么几年，每个年初二的晚上，是我们家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父亲的学生、圈外的朋友、我的同事，会不约而同地来拜年，聊天。
那一天，我们家会早早地吃完晚饭，把饭桌收拾干净，铺上一年只用一次的桌布，摆上糖果，拿出茶壶和茶叶，把取暖的火炉烧得旺旺的，等着大家陆陆续续到来。
有人敲门。
“进来！”我们都会跑着去开门。
“邱家阿爸、邱家姆妈新年好！”“邱叔叔、阿姨新年好！”“邱老师、师母新年快乐！”“邱伯伯、伯母新年好！”……来了许多人，他们中有工厂的木匠、车工，有中国画院的，也有插队的、农场的、文化馆的、房修队的……
家里地方不大，17.2平方米。进门脱鞋，大家光脚踩在用碱水板刷刷洗过的地板上，一点也不觉得凉。最早来的坐在椅子或方凳上，后来的只能挤坐在床上，再晚来的，干脆拿了垫子或枕头坐地板。好在彼此都熟悉，谁也不会在意。
因为过年而换上60支光的灯泡，使房间比平时亮了许多。炉火越烧越旺，连出烟口的铁皮都烧红了。水开了，热气顺着壶口直往外蹿。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
大伙聊着，尽是些开心的事，什么话题都有。你一句、我一句，各自说自己经历的琐事，还有笑话。父亲当然也在其中，听他们说，和他们侃，时不时会尽情地笑。忘了是谁说的一个现实中的笑话，逗得父亲和大伙笑到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有的顺势倒在床上，有的笑到直抹眼泪……
我又往炉子里加了木柴，父亲边笑边用“洋泾浜”上海话说我：“勿要加勒，再加房子也要烧起来勒。”
是啊，外面刮着风，下着雪，很黑，很冷。可我们家的今晚却点着大灯，烧着火，很亮，很热。
冬天·梦
那是个人人都不务正业的年代。父亲也不例外，不配音了（没电影可配）。于是乎劳动、扫地、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父亲在我们几个孩子眼里很聪明。家里的五斗橱、茶几、小沙发、靠背椅，都是他亲手做的。从设计图纸到锯、刨、拼、装、油漆，直至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务正业的业余时间做的。可惜这些东西在动迁时都丢弃了，现在想想很是可惜。
具体哪一年忘了，反正是那个年代。
父亲在厂里劳动，下着雨。一不小心，他从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段日子虽说他腿上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但家人倒也庆幸，这样父亲可以不用去厂里接受改造了，能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听广播，和探望他的学生谈天说地。
好景不长。
一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为父亲织着毛背心。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鬼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父亲很会讲故事，他不仅是说，还稍带表情演着故事中的人物。也许是太入神了，也许是被吓着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听得一动也不动。母亲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们几个。
“突然，”父亲说，“有一个影子划过墙头……”
“邱岳峰！”
我们都听到了，楼下有人在喊。
“邱岳峰！”这一声更响，带着命令，带着训斥。
父亲赶紧朝我努努嘴说：“快去看看，什么事？”我拉开房门，走下几格楼梯，看见楼梯尽头有个人，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造反派。他冲着我用很大的嗓门说：“邱岳峰，明天早晨八点到厂里报到！”
“砰！”楼下的门被重重地关上了。造反派走了。
我返身进屋，轻轻把门关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昏暗中，谁也没动，也没发出声响，母亲手中的绒线针也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隐约听到母亲的啜泣声，接着弟弟妹妹都哭了。
我看着父亲，父亲对母亲说：“别这样。”又看我红着眼睛不动，冲我说：“来，过来。”我慢慢地走过去，靠着他，一手摸着他腿上的石膏。父亲搂着我们说：“没事，没事，歇了那么多天，很久没去厂里了，去看看也好，别哭……”
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他瘸着腿在厂里是怎么过的，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在厂里的那些日子。
父亲故世后，我曾不止一次梦到他。
一天，我不知不觉来到万航渡路618号——老翻译片厂。
太阳不知去哪了，连着几天都不露面，即便在不下雨的时候。
傍晚一场大雨过后，天是灰的，地也是灰的，云层低得让我有点喘不过气。进了厂门，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水塘。刚入秋，树叶怎么都掉光了？我也不清楚。我进门往右一拐，看见父亲独自一人坐在演员休息室门外的一张破藤椅上，这把椅子他曾亲手修补过。四周空无一人。我站在老放映间还在滴水的屋檐下，看着眼前破败的一切，以前的翻译片厂不是这样的。墙上的石灰被风雨几乎冲刷光了，露出青灰色的砖头。演员休息室又脏又乱，有一面墙还倒了，一眼望去荒凉一片，没膝的枯草在秋风中漫无目的地摇摆着。
父亲背对着我坐着，这背影太熟悉了，手倚在椅背上，托着腮，这是他在休息。还是穿着那件隐约看得出汗渍的老头汗衫，尽管他把短袖卷到肩上，但右肩上的破洞还是露了出来，那是干活磨的。
我轻手轻脚地走近他，去到他身边，他似乎也感觉到我来了，慢慢地转过头。他刚刮过胡子的脸上带着倦意，显得苍白，灰白的头发看得出梳理过，可还是有点凌乱，一定是风吹的。父亲看着我，眼睛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一会儿，我低头小声在他身边说：“他们……他们要你去一趟。”父亲顿了一下，吃力地用双手撑着椅背站起来，无奈地点了下头，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神告诉我：“走吧。”
尽管这样，我很高兴，他还活着，只是病了，病了很久，挺过来了，又能配音了。
梦，只是一个梦。闹钟响了，我躺在床上，懒懒地睁开眼睛。撩起窗帘。“妈的，又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
我年长的时候·墓地
父亲去世后第十年，我们把他下葬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公墓里，每年母亲和家人都要去一两次，但总是觉得太远，不方便。于是就想着把墓迁到上海。
几年前，听说译制片厂老厂长陈叙一伯伯葬在奉贤临海的一个墓地，我特地驱车前去看了看。
其实我和陈伯伯也很熟，小时候去译制片厂配音，经常见到他。父亲也曾带我去陈伯伯家中玩过。我至今还记得他背着手走路的样子。
我站在陈伯伯的墓碑前，突然想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在家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陈叙一，就没有我邱岳峰！”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坚决。
当年，父亲被逼着、哄着、骗着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冤枉！据我所知，父亲这一辈子从未革过谁的命，更从未反对过革谁的命），还落个留厂察看的处分。
走，不干了！父亲萌生了离开译制片厂的念头。可陈叙一伯伯从未歧视过父亲。接下来的日子，只要陈伯伯认为适合父亲戏路子的角色，甚至主要角色，都会顶着压力交给父亲来配。由此，让父亲感到在译制片这个行当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二十多年。
当下我就决定，就这儿。我要把父亲的墓迁至陈叙一伯伯的墓边，我想他们俩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
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屋住七口人，很挤。如今想让父母在天之灵住得好点、宽敞点。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咬咬牙买下了陈叙一伯伯墓旁的一块地。墓地很贵，贵得离谱，折合成平方算比我现在住的房子还要贵上好几倍！罢了，就算是我们小辈对他们的一片孝心吧。
父亲的墓碑，好友陈丹青在帮着设计，耗费了他很多心思，我有点过意不去。
“墓碑上要不要碑文？”我问。
“不要，”丹青说，“什么都不用写，就邱岳峰三个字，够了。”
是啊，对喜爱他的观众来说，父亲是他（她）们心目中的邱岳峰。
对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来说，邱岳峰是我们的好“阿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