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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窗]回到历史的原点
作者:淮 茗

《博览群书》 2002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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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旧世纪的更迭,各个学科内部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已经成为近年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红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进行得更早,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国内不断有此类性质的学术著作出版,如郭豫适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韩进廉的《红学史稿》、刘梦溪的《红学》(后增订改名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胡邦炜的《红楼祭——20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欧阳健等编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陈维昭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等,再加上港台地区所出版的此类性质的红学著作,如潘重规的《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等,已有十部之多,且不说专著之外还有大量散见于各家学术刊物的有关论文。这些著作成书年代有早有晚,兴趣、关注点不同,思路、写法也就各异,对红学进程的梳理和辨析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是无可讳言,这些著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缺憾,而文献资料的不够丰富、涉猎范围的不够广泛以及视野的不够开阔是其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尽管红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参与者众多,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份收录完备的红学研究论著论文目录,而这恰恰是此类著述应作的基本工作之一。不少著作只是在书后列出一个十分粗略的参考书目(《红学》是一个例外),大多未能列出一份反映一定阶段研究状况的红学研究书目或论文目录;同时,不少研究者掌握资料较少,涉及面较窄,全书只有几个关键点、几个重要人物的论述,缺少面上的整体把握,无法反映红学发展的全貌,一部红学史成了王国维、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著名红学家的学术传记。点固然可以连成线,连成红学发展历程的主线,但成不了面,无法再现红学发展的整体景观。在红学研究的历史上,像胡适、俞平伯这些学术名家的贡献固然应该给予特别重要的评价,置于十分醒目的位置,但整个红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所有研究者合力推动的基础上。而且由于《红楼梦》研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审视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对近百年红学研究的整体观照就显得十分重要。但这个由合力形成的学术景观恰恰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有些红学史研究著作也因此而失去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正是为此,《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一书的出版才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
       该书主要收录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间近四十年的红学研究论文,与一粟所编的《红楼梦卷》形成衔接。全书共收录一百多位研究者的红学论文、学术随笔约300篇,其中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等著名学者因皆有文集、全集出版,红学论文比较容易看到,所以不收,以体现该书“稀见”的特点。对因各种原因未能收录的文章则列出篇目、出处,附在书后,以供有兴趣者进一步检索。全书采取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态度,不以学术观点、文化背景、政治倾向为取舍,因此收录相当全备,虽然有所遗漏,但数量不是太多。编者态度严谨,编辑体例完备,对所收文章除加标点、改正明显的讹误外,基本保持原貌,不加改动,同时还标明文章的原始出处,以供研究者进一步复核。可以说,有此一编在手,二十世纪上半叶红学研究的整体景观尽收眼底。
       该书虽然为资料汇编,不是红学研究专著,但其全貌似的展示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胡适、俞平伯等红学名家的缺席固然是编者节省篇幅为读者着想的一种善意安排,但却在无意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片十分独特的红学风景,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红学发展历程的极佳视角。首先可以看到,在这几位显赫的红学名家之外,不少研究文章如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吴宓的《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等,着眼于艺术层面、视野开阔,颇见慧眼匠心、洋溢着才华激情,与胡适等红学名家极具理性的严密考证形成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对比,因此而显得格外醒目。这些论文虽然屡屡有人提及,但显然至今仍没有在学界得到与其学术价值相当的重视和评价。同时,一些红学研究者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如李辰冬、吴宓、李长之、太愚、方豪等,应该说学界对他们在红学研究中的贡献认识得还不够充分。就是在红学考证方面,也有不少很有分量的论文,如容庚的《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俞平伯先生》、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严微青的《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以及方豪的红楼梦涉外系列考证等。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一系列的疑问,不少红学家为我们所勾勒的红学场景是否真实、客观、可信?是不是该换一种红学史的写法?学界一般认为新红学是以胡适的系列考证为起点的,但新红学的新究竟体现在哪里?它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如果红学研究的新旧以胡适的研究为界线,则如何看待王国维在红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长期以来学界对红学考证意义和价值的强调是否有些过分?它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红学研究中的霸权话语,从而给其它层面的研究带来负面影响?考证辨析作者、版本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实证研究并不是红学研究的全部,并不能取代艺术角度的探讨,毕竟《红楼梦》是部文学作品,它再特殊也首先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曹家的家谱,或曹雪芹的个人传记。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祖籍、家世、版本的考证往往被描述为红学发展的主线而居于核心的地位,艺术角度的研究反而成为一种背景和陪衬。何以会形成这一奇特的局面,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该书的出版无疑会改变人们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红学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状况的印象。尽管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乱和政治动荡造成研究环境的极端恶劣,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却完全可以用丰硕一词来概括。红学研究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而且比较富有戏剧意味的是,不少当代学者津津乐道的一些新发现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且不少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及评价问题、小说故事发生地、编年及大观园的地点问题、红楼人物的年龄问题、红楼女性的小脚问题、红楼梦的涉外物品问题、红楼梦诗词与唐寅的传承关系问题、《红楼梦》与《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的传承问题等皆是如此,甚至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时下颇为流行的小说文化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在这时也已经出现,而且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泛泛而论。上述问题有不少在早些年曾经还引起过争论,如果将该书相关篇目与当代一些研究者的某些新说进行对照,结果肯定会令某些人尴尬无比。显然,该书出版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般性的参考资料,其中许多精彩文章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仍没有过时,对红学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距时下只有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不少当事人仍然健在,但刊载于其间的文章竟已经可以用“稀见资料”来命名,这不能不令人产生很多学术之外的感慨,并产生疑问:是不是我们的学界过于健忘了。以前的研究固然因很多政治方面的顾虑而无法展开,但在国民党已沦为台岛在野党的今天,这一顾虑显然就没太多的必要了。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固然有当时形势动荡不安、通讯手段不发达、刊物印量小等客观因素带来的查阅方面的困难,但这种寻找相信决不会比宋元旧本的搜集更难。对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人为隔膜,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才是其根本的原因。对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目前各个学科的回顾反思都进行得热热闹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有分量的民国学术史出版,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近几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经典学术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蓬莱阁丛书》等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对此,并不能简单地用所谓怀旧心理之类的理由来解释。学术研究需要长时间的不断积累,对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成果的整理,实际上是在弥补这一人为造成的缺陷。
       其次,新红学的建立,并非像有些研究著作所描绘的,好像胡适的红学考证文章一出来,几个红学家跟着一唱和,新红学就一下建立起来了。新红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驱者的表率示范作用固然重要,但学界较为广泛的参与和积累更为可贵,它是红学作为一门专学得以建立生存以及延续的重要基石。显然,新红学的建立是一个多声部的大合唱,毕竟建立在文献梳理辨析基础上的考证只是红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尽管后来的实际研究中产生了这一倾向。这一时期红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远比通常所想象的要丰富而复杂,考证一派固然一枝独秀,凭借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而得以为学界广泛接受,但索隐一派也并没有在胡适等人的批评声中消亡,它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有学者介入,也不断有成果出版,即使是在学术研究日趋正规的今天仍是如此,而且索隐派的著作还拥有相当广大的读者群。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并非茶余饭后之类的词语所能概括,它使研究者不得不放弃对索隐派笨伯猜谜一类的简单指责,改变姿态,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同时,这一时期考证、索隐之外的艺术分析也格外引人注目,收获颇丰,而且正像该书主编吕启祥先生在前言中所说的,这一时期由于没有派别之争和功利目的,红学研究有着更为良好的学术状态,少了很多烟火气,多了几分书卷气。与今天十分浮躁的研究现状相比,其中有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甚至令现在的研究者汗颜的东西。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胡适创建的新红学固然为红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学界赢得了不少喝彩之声,但质疑者的反诘之声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胡适一生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八字真言金针度人,但实际上就连他本人也没能完全做到,其红学考证的疏漏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学界对胡适新红学开山始祖的定位更多的是从红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着眼的,而且其在红学中的地位与其在当时学界的显赫地位也是分不开的,尽管这一说法对胡适显得不够恭敬。新红学的接受也经过了一个从怀疑到接受的渐进过程。起初,不少研究者只是将胡适的自传说当作索隐派诸多派别中的一种,有的人甚至对红学考证持反对态度,认为“因崇拜著书人连带去研究他的家世年月,这是私人的事,在书的本题上没有什么大影响。我们总该在他书上费大部分的精神,去求公共的利益”(许啸天《〈红楼梦〉新序》)。后来,随着红楼梦抄本的不断发现以及更多与胡适同调的研究者的参与,到三十年代中期,学界才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不过,这种接受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虽然承认自传说的合理性,但对新红学将曹家家世等同小说的倾向始终持批评态度,认为胡适将曹家家世比附小说内容的做法与他所批评的笨伯猜谜似的索隐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后来的研究者更是将这种比附法发展到极限,将曹家家世与小说严格等同,混淆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界限,将红学研究引入了歧途。功夫虽然下得很大,但对小说本身研究的贡献无多,这种倾向至今也未能完全克服。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胡适红学研究进行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过,这时候的批评尽管相当尖锐,但完全是出于学术目的,不像五十年代那样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动机,其中有不少文章有着相当的学术分量,如黄乃秋的《评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不仅指出了胡适的“本子考证之失”,而且点出其考证思路的问题,“直与立论之根本相抵触,且论证不充,而又大背乎小说之原理”。这确实点中了胡适红学考证的要穴,尽管这些批评在今天已经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这些批评文章所指出的有些问题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容回避的,甚至可以这样不客气地说,即使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少研究者对胡适红学研究的反思还没有达到这种深度。从这个角度来讲,补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红学研究的这一课,实有必要。
       显然,该书的出版不仅可使研究者避免不少无谓的重复性劳动,更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从中寻找新的灵感和思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一书的出版为二十世纪红学的总结和反思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为红学研究史的撰写提供了一个梳理和总结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