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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窗]陶渊明辞官原因新探
作者:王 青

《博览群书》 2002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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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辞官原因,据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宋书·隐逸·陶潜传》与《晋书·隐逸·陶潜传》所载略同。此事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美谈。应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的清高以及对乡里小儿的鄙视,很符合晋朝上层社会以门第自高的风气。稍有疑问的是,此事发生在义熙元年(405),距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已近十三年。在任彭泽令之前,陶渊明还担任过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职,对官场应酬应该早已习惯;而且诸如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样的军府僚佐,晋见上司的礼节要求更为严格,不要说束带见之,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顶头上司如刘裕、刘敬宣,也不是什么门第高贵之人。刘裕年轻时“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宋书·武帝纪上》),刘敬宣也是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两人都是一介武夫,与乡里小儿相去不远,不耻于成为他俩之僚佐,却耻于束带见督邮,何也?更为可疑的是,对于陶渊明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但在他本人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之序中,却对辞官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本来准备干一年,为什么忽然一天也等不及,星夜辞官呢?在这段记述中,绝口不提是因为督邮将至,而是说立即辞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丧。这个理由非常牵强。汉晋常例,是为父母守丧而辞官,从未有为妹妹奔丧而辞官的。实际上,陶渊明也并没有去武昌奔丧,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当时写的《归去来兮辞》中,也并没有丧妹之痛的流露,而是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愉悦。所以,我觉得陶渊明辞官,肯定有难以告人之隐衷在。
       除了督邮将至、性格不适合为官、奔程氏妹之丧三因之外,前人对渊明辞官还有如下一些猜测。第一是说渊明辞官是悯晋祚之将移,故辞官以图置身治乱之外,全其后节。王祎《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说,义熙三年,“刘裕实杀殷仲文,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托为之辞以去,若将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陶澍对此说深表赞成,他在注中说:“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节。”(《陶靖节集》陶澍注语)此说不值一驳。刘裕篡位在元熙二年(420),距陶渊明辞官之年(义熙元年,405)有十五年之遥。此时刘裕篡逆之迹未彰,陶渊明逆知后事岂能如此昭昭然也?第二是说,渊明曾仕桓玄,玄篡晋失败,余党率受牵连,渊明或亦因之蒙耻受谤;加上“质性自然”,“违己交病”,适值妹丧,便托辞远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94页。此说也不可信从。桓玄之乱甫一平定,陶渊明旋即进入刘裕和刘敬宣幕府,二人均为桓玄死敌。这说明,刘裕、刘敬宣全不介意渊明曾入桓玄幕府。据龚斌自己考证,桓玄篡逆之时,陶渊明正居家守母丧,完全没有参与谋逆之事,谤从何起?更何况,陶渊明在母死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此文很可能作于平玄之后)中,对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关系丝毫不加避讳,相反却有夸耀之意,根本看不出曾因与桓家有关系而蒙耻受谤的痕迹。如果是因为与桓玄事有牵连而辞官,应该是深思熟虑,早有准备,但渊明辞官明显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敛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谤言之苦而辞官。所以此说也很难站得住脚。
       为了理解陶渊明为何辞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督邮为郡佐之一,“汉有之,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曰:‘今日始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由此我们知道,督郡属监察官,职掌监察属县长官,依法控告,鹰隼击杀,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
       其次,我们要了解一下陶渊明出仕的目的。各种材料都表明,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通过担任地方长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为惯例。《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说皇帝因其弟张恕有功,要以恕为晋陵郡太守,张岱的答复是“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此事一则说明南朝高门耻于实务,二来说明担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顾贫穷者的一个门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也曾因为家境贫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一个地方长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并不容易,同样是请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担任太常的陶夔)之后,才得到这个职位。很显然,这绝不是因为郡县守令俸禄高,而是因为地方长官获得外快的途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经合法化了。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陶渊明出仕之前十分贫穷,“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年《陶征士诔》),“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兮辞》序)。这种状况在他出仕十年之后并未有根本性的好转。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还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此时是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出仕已近十年。为什么呢?因为陶渊明以前担任的都是州郡或者军府的僚佐,无论是江州祭酒还是镇军参军、建威参军,都不是肥缺,类似于现在的工薪阶层,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尔所得的赏赐。但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以后,他的境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是“僮仆欢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车有舟:“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过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光靠官俸收入显然是不够的,肯定还有一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在陶渊明任官期间尚未合法化,这也就是陶渊明在督邮来检查工作时辞官归田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督邮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话,那就要真的成为严霜之诛的对象,受乡里小儿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可知道义熙末年官府征其为著作佐郎,陶渊明为何不就。因为著作佐郎同样是工薪阶层,无助于彻底脱贫。
       职掌监察又以严厉闻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县,地方官吏闻风而逃的事例,在汉晋之时比比皆是。如李膺为青州刺史时,“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列传》)“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李膺列传》))范滂任清诏使至冀州时,“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而去。”(《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范滂列传》)晋朝时,王浚任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晋书》卷四十二《王浚列传》)刘毅“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晋书》卷四十五《刘毅列传》)所以,我很怀疑,陶渊明辞官可能是因为有臧污之行,所以才在督邮来县之前,望风挂印而去。我承认,这种推测不厚道,有厚诬古人之嫌,但如果我们对人性不抱太高的期望,就会遗憾地发现,这种推测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