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学术之窗]术语社会学笔记——译名通行 思路活跃 诸事顺遂
作者:陈兆福

《博览群书》 2002年 第09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十四、文学/出版物:出版业术语
       [拉]literatura,[英]literature,[德]Literatur,[法]literature,[俄]литература,[日]文学、文艺。
       凡多义词,义项有主次广狭深浅多层次,任人拣选,以其常见、罕用、首见、后识,为我所知悉所用。此事有时是让人颇为挠头的。然则,利弊相生。孳生繁、用处多、通义广,词中活子转为术语穿行学术,正是因此而生。从学习心理学而言,此种转用,随其习见,实难驾驭而时常干扰术语实际应用,影响正确运作,令人可怜可爱。
       就这方面说,首见义习惯用项,有时就这么耽误事。眼见某术语,脑中即时闪出某义,通常即指认为此义,短时间若无难解难疏,小范围若无碍释解,一般亦就以此义为单行道一路前行。一时间人人以为所知义即确解,可惜那往往并非最确义,有时恰恰正在此处理解出了差错。事过虽觉察所知义项有误,皆因知识不全面经验不深入所致,但这忙中失察已经误了事。既然自己误判,除了自责,别无他法。此等事,若属平常类,事后做些切实弥补功夫未尝不能挽救损失,这里要谈的却是影响政策多年,以致形成思维定势拨乱反正颇费功夫的一场教训。
       说的是对列宁一个术语怎样误解,来源有自,延申有理,凡六七十年,而纠误历程又不下二十年。前此所误解历久业已形成思维定势,一日须扳正,难免很失落。原当正确对待已是言行所准,从此改弦更张,亦须自己做来,挣脱失落感重新振作谈何容易。话说回来,理解转入正确局面,打开更大通路,顺畅前行,又是让人何等欣喜。
       甲、年表:思路历程——事实简单罗列
       1、列宁填表: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абота
       列宁填“苏维埃代表登记表”、“俄共代表大会登记表”,“职业”、“工作”栏时,作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абота(写作、文字工作),即自称是(著作者、写作者)。意思指他写理论著作,政论和国务文件而非其他。有一次,他这么对高尔基说:即使剥掉我的皮,我也写不出两行诗来(《回忆列宁》[五卷集]第二卷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言外之意:他不会写诗不写文学作品。这话听来深含尊敬高尔基,班门不弄斧之意。毕竟高尔基享有世界文豪声誉。话虽听他这么说,但他对俄国文学家自有真知卓见,不由高尔基不敬佩。
       这话涉及他三篇文字:甲、《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乙、《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丙、《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主要是丙文。
       2、列宁本意:探讨革命活动和出版物关系(1905年)。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写于十月革命时期。这十月非那著名的1917年10月,而是后者的准备。就胜利的大小而论,这时无产阶级已经为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可惜很快又丧失了)。列宁闻讯匆匆返回彼得堡,撰文指导新时期文字工作,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物适时提出政策建议,以适应革命写作事业从地下转为公开半公开,即具体阐述政论家在党报党刊上应如何坚持党性问题。
       所谓出版物,不外报纸刊物书籍传单等宣传物。“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列宁因而指出应体现“彻底的党性”,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出版事业应是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1:664)。
       3、初期误解:视所著为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章(1931年)
       著名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执政党迎来全新的日子。1931年,联共中央列宁研究院所出版《列宁选集》收甲乙二文,编者撰附题注长文。二文评论文学家,难得如此精辟,一向深受重视。只是,题注因之推而广之当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章予以推荐以论证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体现阶级利益。
       1938年苏联艺术出版社所编《列宁论文化与艺术》收甲乙二文更进一步说明“艺术的阶级性与党性”。
       a、“出版物”这一术语,义有广狭,凡形成文字的东西(含文学艺术著作)均在所指之列,斯文一点称为“文献”,德文Literatur,见于《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标题就译: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列宁丙文所谈首重政治性出版物,而非文学艺术。此词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而见于列宁其他著作,有时称文献、书刊、报刊、刊物,因具体情况而异,但总属出版物,俄文并不就例外。
       b、自然,文中个别句子也提到诸如美学艺术,小说图画,舞台艺术,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等等。但毕竟不是列宁本文主旨。
       c、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如指文学作品,习惯加限制性定语,写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即艺术性著作。列宁本人这样使用,甲乙二文题注者亦如此。瞿秋白译作“艺术的文学”。译俄文者案头常备八杉贞利所编《露和辞典》,日译作文艺,莫非受其影响?
       由此推断,此间差别异同,当年我译者早有察觉。一般译者总不致于全然不知。
       看恩格斯《流亡者文献》,德文Literatur与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因其同源自拉丁文literatura,大体一致。恩格斯指的仅是报纸刊物等。我国一度译做《侨民文学》,后纠正。不知怎么,纠正之笔未延及于列宁此文。
       d、偶尔也见径直作“文学”者,读《马恩选集》能体会到编译局对此术语颇为慎重,特意加了注,说明该处德文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选集》1:276)。认真负责者当如是。诚然,不该忘了偷火者普罗米修斯每每没能优游从容,设立编译局不正是一番表白!
       e、事有凑巧,当其引进我国时,正值我人更新文学观念。小说戏曲,以封建社会传统偏见,不能登大雅之堂。清末民初,西风所及,有识之士梁启超、王国维,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为其(连带而及于民间艺术)鸣不平,呼吁还“文学”为正身不遗余力。
       4、后期曲解:认定为有关的经典之作(五十年代)
       可惜当年苏联理论界如上所述,竟误解出版物为文学,张冠李戴,头疼药用来治脚,进而更于斯大林以后苏联所出版两部书为甚。
       1957年《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收丙文,长序说列宁这一著作“制定了文学的党性这一重大的原则”,“规定了艺术创作者的新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上卷第11页)。
       196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1961年即有译本)一书专节“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列宁阶段”所阐释大抵同于前书(三联书店,上册第210~212页)。
       5、影响我国:文本入境(建国前)
       文本经这样理解,步步引申,经过权威的部门一再发表,屡次郑重介绍,逐渐流传开来,又恰当国际理论界热切诚恳向苏联请教,文本原文译文自然均为大家所乐于学习研究探讨推敲辗转引用。
       初入境正好因应中共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之大环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因此接受误引又是可想而知的。
       甲乙二文(含题注长文)和丙文很快进入我国,途径大致如下:
       一、甲乙二文:
       1933年 瞿秋白译:《海上述林》(1936年出版)
       1943年 萧三译:《列宁论文化与艺术》(边区版)
       二、丙文:
       1926年 一声节译:《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
       1930年 成文英(冯雪峰)译:《论新兴文学》
       陈雪帆译:《伊里基论文学》
       1933年 瞿秋白译:《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节译,见《海上述林》)
       1943年 延安《解放日报》译载《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1944年 戈宝权译:《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
       6、入境:文本及其他(建国后)
       1951年,周扬、曹葆华等译:《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见《马恩列斯论文艺》)
       本版丙文译文甚至于第71页有一句竟为“打倒非党的文学家!”这十足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口号。
       上文第4段业已指出1957年、1960年两书移译之速。
       两个阶段,从在野到执政,其误导上升为政策历数十年,最后为“四人帮”所趁,经过这么三转四转毫厘千里触目惊心惹犯众怒,才终于从全面到局部认真检查反思而得以纠正。
       7、影响扩大
       其间,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两次引证,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第一次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第二次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从此,文艺政策上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
       8、开始纠正:卢卡奇反遭斥
       这期间,五十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学家匈牙利卢卡奇指出,(丙文)列宁本文仅对1905年那个时代有意义,仅仅涉及党的报刊工作中政论家的职责。
       以卢卡奇当时身份,人皆视为修正主义者,其纠正可想而知只能是帮倒忙。
       9、修订旧译:发表新译文
       1981年,编译局修订列宁本文旧译文,工作置于学术探讨基础上。
       1982年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旧译经修订改正,新标题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重新发表于《红旗》杂志第22期。
       10、正式纠正:中共中央调整文艺政策
       198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四十周年。6月25日,胡乔木在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闭会后的招待会上,就文艺与政治关系发表讲话,提到中央考虑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提法,而改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谈文学艺术》第241页)。
       乙、说明——情况简要介绍
       大致罗列了过程,在此只能十分抽象地认识演变,推断所可能产生消极后果。
       抗日战争爆发,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初步得到克服。建国后,这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在另一层面,更大范围,作为国家政策再次延续乃至愈演愈烈,必至“文化大革命”才终于擦亮了大家眼睛,拨乱反正有幸走到今天。试看抗战时期空前活跃的文艺,试看改革开放以来欣欣向荣的文学事业,早日克服,这一切会早来十年二十年。
       话说回来,这二十年来可也颇不容易呢。
       首先,虽然总的形势扭转了,分支线具体操作仍是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所引证列宁本文具有权威性。毛泽东援引列宁文字所作论述,所引和所论彼此扣得十分紧。校改《列宁全集》译文和改动《毛泽东选集》相关文字并非一回事是显而易见的。
       从苏联误导到我亦步亦趋,从权威论据到“左”的口号接踵而出,痕迹斑斑历历可寻,年表所记只是梗概。
       去年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第2期文章: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作者丁世俊认真介绍了这件事所包含的历史底蕴。胡乔木怎样抓住时机,巧妙运作。他怎样联系编译局重审术语,确定正误。他怎样审度误释列宁本文关键术语:引文误释经我们转为论据,为文艺方面制定施行“左”指导思想提供理论根据。
       说起来,1981年他是最恰当人选,前此整理《讲话》,建国后编辑《毛选》,这时领导《毛选》第2版工作。前因后果解铃系铃深悉内情。他特别提到三点:
       一、文学、党性:文学是社会现象,不能用党与非党来划分。
       “文学”是多义词,“党性”也是多义词,特别是中国流行的“党性”的用法更具有严重的意义,包括对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的态度和立场。而究其本义,“党性”没有这么多的含义。中国的古语说,无党无偏,或者群而不党。
       “党性”实际就是“倾向性”,对是非要有一种观点。“非党文学家”的提法要改,“非党性”也不要,只能讲“无倾向性文学。”
       二、“党的文学”的提法使人误以为文学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三、由于文学基本上是个人创作,党在文学中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出号召和建议,做出评论,通过作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通过出版、制片等国家行政进行适当调节,但党对自己的报刊言论和党员个人的言论却可以和应该实行一定的控制,因为那是真正的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
       简单扼要几句话,澄清了多年理论上和实践上曾引起混乱和争论的术语。固然,这还仅是抽象几句,或者,还需如韦君宜这样的政策执行者,以切身感受对那消极作为所危害于文学事业的情况,进行现身说法。韦君宜得以从干校调回,形式上重任原职实质上只能更其驯服。接到稿件,并奉命使用阶级斗争添加剂,到头来进退失据,作者不同意,稿子不成样,读者受欺骗,书成即是废品。正是这样正反难得的体验,才有她深切的痛感与洞识,其强烈以至于身虽残而非留下感受不可,也因而触动我们许多人,令我们的意识深受震撼。
       其实,韦君宜不过小小执行者,《思痛录》也仅记一二。若有深悉政策制定执行施者受者来描述整个流程,如病理学者留下较详细记录可查,案例的数据切片就能更富有启示意义和警示作用。
       另一方面看,文学既是社会现象,人所身感,均能描述一二。既提到世界文豪高尔基,本文作者至今犹忆早年执教小学,中学教师同乡陈白澄以所译高尔基《一个卖艺的孩子》见赠。书中的六个短篇,讲的是意大利热那亚儿童故事。为什么高尔基一段时间离开苏联?多年来虽细读其传记仍留下疑窦。至近年始得知列宁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截然不同。文豪欣欣然迎接社会主义,而其后来的个人创作、文学命运,令我转而移思茅盾、曹禺、老舍、巴金、丁玲。苏联作协曾讨论伟大时代与伟大作品关系,爱伦堡认为时间短尚不足酝酿作品成熟。以今日流行话说,只产生泡沫“杰作”。而列宁较为谨慎可取的文学观遭到曲解,恐怕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原因。
       边区政府时代向文学(家)提出急迫要求,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文学家一身抱负进边区,写传单诗标语口号也令人富有使命感。这时间、地点、条件是必须考虑的。以今日回顾,环境条件优越了,文学事业自然享受到应得的待遇。细想,惟有际此国家存亡,担当救国大任者敢如此号召,惟有际此生死关头,奔赴前线者愿如此献身。时至今日,正确领会术语,纠正理解,鬼蜮伎俩无所施其计。诚也时代所幸,行行业业再无须为左一运动右一运动而不专于本身任务,一生襟抱可尽开。
       进入人民政府时代,两次书荒,拒世界名篇于千里之外,先是建国初,用政治标准批文学著作,文学精品只有译自苏联寥寥几部。践踏一地的西方世界名著,被逐于人类文明之外。待到向科学进军,二十年翻译规划开始逐本开禁,眼前一番新境界。后是八部戏走马灯更甚之,书殃结果连文学理论术语也剩干巴巴几个车轱辘转,这才苦尽甘来。然而,从禁中脱身那些世界文学名著,新译旧译就这样于此刻让“牛鬼蛇神”从冷灰余烬中耙出,从记忆深处涌出,而读者灵魂正经此熬煎暗渡彼岸,文学以此证明自身价值——无用之用。
       退一步说,文学事业有其自身不可抗拒的生命力,文艺电影艺术的成绩虽在当时又是自有辉煌一面,令世人振奋激动而向往新理想。穷山沟怎富有引力(茅盾、丁玲),破窑洞何来生生灵感(洗星海、贺绿汀、光未然),这是不待论的。却也倒过来证明纠正之必要,如今术语再不犯贫乏症,却愁繁多文学现象无名目。
       作者附字:本篇部分内容根据丁世俊文整理,特别是年表部分。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