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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乔纳森·布伦特 ［俄］弗拉基米尔·诺莫夫著 残雪 邓晓芒译
       斯大林之死，肯定是震惊世界的。50年后关于斯大林之死的最新披露与分析，更让人感到震惊，让人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
       随着73岁的斯大林去世，医生的案件也如同它的神秘开始一样，神秘地终结了。我们得知，医生们一直被审讯到最后。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晚上9点50分，雷日科夫医生那天被审讯两次。一次是从下午1点10分到下午4点45分，还有一次是从晚上9点20分到凌晨1点45分。审讯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斯大林的死，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没人准确地知道他是如何死的。报纸上报道他死于脑溢血，而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候，据说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跑进垂死的老人的房间大声叫嚷：“他们杀了我的父亲!这些杂种啊!”关于他的死亡的种种描述都是极其地相互矛盾的。
       过去50年里，在这个信息的真空中，充斥着流言和神话。季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是所有俄国的和外国的研究者当中，查阅过最秘密的特别文档的专家，他写道：“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上午9点50分。”然而，普遍的看法却是他死于晚上9点50分。 A.I.雷宾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警卫，他向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口头证词，恰好同他自己几年前发表出来的证词在许多要点上相矛盾。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各种各样的描述，虽然总的来说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面也包含了许多未经证实的看法。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死前几天的描述，是一篇令人困惑、为自己利益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杰作。最近，埃米·奈特对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概括，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些不一致的方面。
       当得知斯大林病重时，领导成员们有可能故意拖延了他的治疗——也许至少推迟了10至12个小时，然后他们掩盖了他们的拖延。（至于斯大林是否因此而死当然还只是一件猜测中的事）虽然阿利卢耶娃认为罪责首先在贝利亚，她的描述却也没有赦免所有在场的领导成员。她没说这些人是谁，但暗示至少有3个人是在那里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这为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的下属们居然会将他的治疗拖延如此长的时间，要说出他们这样做的可能的动机是不困难的。他们也许拿不定主意要帮他做些什么。因为害怕将来要为他治疗中的任何错误负责。当然，他们也可能想要他死。
       尽管有埃米·奈特的谨慎态度，却也有一种经久不息的谣言在流传，说斯大林可能是被贝利亚谋杀的。不过关于这一说法至今还没有搜集到过得硬的目击者的证据来支持它。因此，如《真理报》报道的那样，说他自然死于脑溢血的观点，还是最可信的解释。然而，他的死亡的很多细节仍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新文件的发现又加深了斯大林死亡的神秘性。这个文件是根据医疗报告写成的，提供了从医生们3月2日到达他的别墅起，直到3天后他咽气这段时间的病史。
       在斯大林死后的日子里，10个在他病重期间照顾他的医生们开始撰写这份20页的报告，但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没人知道是谁在指导撰写最后的定稿，也许是贝利亚和他那一伙人。至少修改了两稿之后（这两个草稿在许多重大方面都不相同），这个文件被盖上了“绝密”的印章，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50年来，两个草稿都保存在那里，没有发表，显然也没人读到。文件的题目是：《1953年3月2日—5日，约·维·斯大林病史》（以下简称《斯大林病史》）。这个文件里头所叙述的内容同我们听到过的任何说法都大不相同，它也给这些医生们的描述提供了合适的结论。
       第一手的材料是这样描述的，斯大林是在布里日尼亚，即他的昆采沃近郊别墅里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共进晚餐时病倒的。晚餐在2月28日，星期五晚上开始，直到3月1日，星期六的清晨才结束。雷宾陈述晚餐是在早上4点结束的，但赫鲁晓夫回忆说一直延续到了3月1日“早上5、6点钟”。赫鲁晓夫还进一步声称，“斯大林醉得很厉害，情绪高昂，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身体上的任何不适”。雷宾则是这样写的，他说斯大林那天夜里除了果汁外没喝任何东西。这个描述更可信，因为根据广泛的报道，斯大林几乎不喝烈性饮料，他在这种场合宁愿听他的客人胡说八道。
       赫鲁晓夫写道：“开完这个特别会议之后，因为晚餐时没有出错，我们很愉快地回家了。在斯大林家里的晚餐并不总是这样愉快地结束的。”可是沃尔科戈诺夫却引用雷宾的口头证词描写了一个愤怒和妄想狂的斯大林，说他对“医生阴谋”案件的进展感到困扰，他亲口说，假如伊格纳季耶夫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口供的话，“我就要将他的身高减去一个头”。他还写道，斯大林“显然对在座的这几个人很恼怒。只有布尔加宁逃脱了他愤怒的谴责。但这个愤怒的爆发对于他来说是最后的了，他突然在半句话中间停下来，站起身，到房间里去了。其他人都沉默地散去，各自回家。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坐同一辆车走的。”沃尔科戈诺夫很可能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选用了这个最后的细节，但这也是他们意见相合的惟一的一点。
       晚餐聚会解散后的那段时间，事情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了。尤其是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重新聚集在布里日尼亚别墅里目睹斯大林死亡的痛苦的这段时间。雷宾写道，在3月1日的中午，斯大林的住宅里没有任何响动，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去，要进去的话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或经过特别的批准。虽然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担忧，却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弄清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下午6点30分，房里的一盏灯亮了，那是表示斯大林醒着，正在工作的标志。
       雷宾还写道，斯大林被一个叫洛兹加切夫的警卫员发现四肢摊开躺在他书桌旁的地毯上，当时是晚上10点半。他在另一处地方又说，一名叫斯塔罗斯京的警卫发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贴身内衣躺在地上，身旁有张《真理报》。他向沃尔科戈诺夫陈述，斯大林“一定在那里躺了好长时间了，因为灯还没有开”。然而在先前他还提到斯大林房里6点30分灯还亮着，说这减轻了屋内的工作人员心中的害怕。
       与此形成对照，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斯大林是3月2日凌晨3点被发现的，不是前一天的晚上10点30分。赫鲁晓夫则写道，斯大林是3月1日夜间被他的忠实的保姆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发现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安全警卫员们才将斯大林抬起来，放到了长沙发上。阿利卢耶娃接着补充她的描述说，是斯大林的保姆瓦连京娜·伊斯托米娜发现斯大林3月1日夜间躺在地板上后，才要求派人去叫医生的。而医生们直到3月2日上午10点钟才来。
       雷宾是大剧院的警卫，他其实从来没有照顾过斯大林，他仅仅是重复那些他声称是别人讲给他听的事，强调国家安全部的重要性——是他们发现了斯大林；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马林科夫；是他们守着斯大林，在漫长的夜里等待医生的到达。赫鲁晓夫和阿利卢耶娃的描述则是为了贬低警卫员们的作用，指责贝利亚。在他们的描述里，到了要将斯大林抬上长沙发时，安全部的警卫员们才出现。而医生们就在沙发上检查他。至于国家安全部的头头伊格纳季耶夫，则根本没被提到。
       赫鲁晓夫说，没有采取直接行动去叫医生是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可能是宿醉反应。“当斯大林处在这样一种不体面的状况下时，我们认为让人知道我们在场是不合适的。”但斯大林在什么方面“不体面”呢？赫鲁晓夫没有说。
       鉴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充斥于克里姆林宫政治中的那种政治氛围，以及由“医生阴谋”所激起来的斯大林的暴怒的程度，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他那种威吓人、辱骂人的态度，雷宾的描述——尽管自相矛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显得比赫鲁晓夫的更有说服力。此外，雷宾特别提到那天夜里斯大林除了新酿的格鲁吉亚酒（斯大林喜欢喝它，将它说成果汁）之外什么也没喝，要怀疑他这样说的理由也很困难。
       赫鲁晓夫写道，他被叫到布里日尼亚别墅两次，一次在3月1日夜里，一次在3月2日清晨。而根据雷宾的书面描述，赫鲁晓夫仅仅出现了一次，是在3月2日早晨的7点30分。然而雷宾的口头证词却又说，这次露面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即上午9点才发生的。雷宾写道，贝利亚在3月1日夜里11点左右打电话到别墅，警告警卫员们关于斯大林的患病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而他的口头证词却这样说，从3月1日夜里11点到3月2日凌晨3点，找不到贝利亚，因此也没法叫医生来。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贝利亚也没有要让斯大林就医的任何表示。
       同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描述起来又大不相同。他说3月1日夜里，马林科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斯大林看来生病了。赫鲁晓夫到了别墅里，“显然斯大林是从床上下来，跌倒了”。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几个人如果被人看到在屋内的话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离开了。深夜，马林科夫又打来更紧急的电话，赫鲁晓夫又—次赶到别墅，这一次他们叫来了医生。
       荒谬的是，雷宾的描述虽然是抬高安全部的，却比赫鲁晓夫将贝利亚描写得更为阴险。这也许看起来奇怪。因为赫鲁晓夫给贝利亚抹黑，可以从中大大获利，并且他抓住一切能找到的机会这样做。会不会赫鲁晓夫不希望太给贝利亚抹黑，因为他害怕因此会将怀疑引到斯大林最后晚餐的“四重奏”的其他人身上呢？一种说法是，贝利亚被逼供时招认，医疗救助被拖延了至少4到5小时；另一种说法是，一旦情况弄清，医疗救助就到达了。一种说法是，由于没完没了地拖延对斯大林的照管，安全机构完全应受到谴责；另一种说法是，安全系统在正常发挥作用。赫鲁晓夫的描述的真实性因此更显得可疑，即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门长期有一个有效的制度，那就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一名官员显出患病的症状的话，警卫员们自己应立即去叫医生，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马林科夫、贝利亚或赫鲁晓夫去为斯大林寻求医疗救助。所以要么就是政治局的成员给了警卫员指示让他们违背这个制度，要么就是他们寻求帮助的要求被撤回了。从这两种情况看来，斯大林的死亡似乎是注定的。
       3月5日晚间在斯大林别墅里，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流下的眼泪，也许既是为他们集体合谋做下的事感到恐惧而流，也是为这位伟大领导人的去世感到悲哀而流。这件事我们将永远无法查明。然而，从《斯大林病史》里，我们现在确立了一个粗略的时间、地点和医疗情况的坐标，它们比较符合于围绕着斯大林之死客观发生的事件。
       1953年3月2日夜间，斯大林同志突然意识丧失，右手和右腿出现麻痹症状。
       病人的第一次检查是在3月2日早晨7点，由P.E.卢科姆斯基、I.S.格拉祖诺夫、D.A.特卡乔夫等教授和讲师V.I.伊万诺夫—涅兹纳莫夫进行的，当时在场的是克里姆林宫综合医院的负责人I.I.库佩林同志。
       当医生们在3月2日早上7点来到现场之际（不是像阿利卢耶娃所陈述的10点，也不是更早，如赫鲁晓夫想引导读者设想的那样），斯大林“躺在长沙发上处于一种无知觉的状态，他穿着衣服，衣服浸了尿，这表明发生过小便失禁。”或许这就是赫鲁晓夫所说的“不体面的状况”。他的右臂和右腿都麻痹了，右边鼻子旁的皱纹也没有了。他的瞳孔扩大，身体右侧的肌腱反应能力微弱，左侧的却正常。右侧身体呈巴宾斯基反应。他的脉搏每分钟78次，血压为190／110mmHg。医生们诊断为普遍动脉硬化“并发大脑血管初期损伤、右侧偏瘫、心脏硬化、肾脏硬化”。斯大林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自那以后再也没能恢复。他们命令为病人保持“绝对安静”，让他躺在那张长沙发上。八条蚂蟥放在他的耳后（蚂蟥是用来放血的，因为体内出血所引起的血压急剧波动被认为是不适宜的）。他们给他冷敷和硫酸镁微型灌肠剂。老人的假牙被取下了，24小时的监护确立了，由神经病理学家、治疗学家和护士组成的小组来负责。他们还用海绵蘸香醋擦他的身体，打开相邻房间的一个窗户以使他所躺的大厅通风。硫酸镁灌肠剂、凡士林和葡萄糖，外加蚂蟥的治疗持续着。在3月2日下午2点10分，心源性气喘症状出现了，斯大林的血压达到了210／120mmHg。
       在后来的两天里，斯大林的生命各项指征继续恶化，出现血压急剧波动，心脏内部有“空音”。他们让他喝加葡萄糖的柠檬汁，给他注射樟脑液以促进他那越来越不规则的呼吸。他的左侧的身体不时焦躁地乱动，而右侧则完全没有反应。3月3日天黑不久，斯大林有过短暂的恢复。灌肠之后他开始腹泻，拉出“稀薄的、水样的大便”。医生除掉了一直给他的氧气。“这期间，可以观察到微弱的知觉出现的短暂瞬间。病人睁开眼睛看着围在他身边的同志们。”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下去，夜里晚些时候，他完全失去了知觉，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灌肠被中止了，以免“给病人过多的打扰”。
       他们给他二氧化碳和氧的混合气体以防止呼吸的中断。当斯大林的病情更为严重时，他们给他注射了咖啡因、樟脑液和强心针。他的呼吸越来越没有规律，3月4日清晨，他出现了紫绀，他开始无法控制地打呃，大量出汗。到上午8点20分，紫绀变得十分严重。文件记载说他出现了“躁动不安”，这发生在呕血开始之际，医生们将呕血归结于“血管破裂引起的胃出血”。
       到3月5日晚上7点15分，斯大林的脉搏急剧地波动，并达到了每分钟118—120次。他的血压下降到150 ／ 100mmHg。8点10分的时候，他的脉搏为每分钟140—150次，这位伟大的领导人完全昏迷了。9点20分，医生们在他的皮下注射了5％的葡萄糖溶液。9点30分，出汗更为厉害，脉搏检测不到了，紫绀更为严重。他们给他输氧。9点40分，斯大林被注射了樟脑液和肾上腺素，同时输了二氧化碳和氧的混合气体。
       9点50分，斯大林去世。
       在《斯大林病史》里，医生们到达斯大林身边的时间，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得到了证实，即雷宾的描述也许是不准确的，但赫鲁晓夫的描述则是虚假的。不过这篇报告的第一句话里就用了掩盖的手法。报告毫不含糊地写道：“1953年3月2日晚间，斯大林同志突然丧失意识，右臂和右腿出现麻痹症状。”而赫鲁晓夫和雷宾这两个目击证人则描述说斯大林3月1日晚上就发病了，而不是3月2日。假如像雷宾说的那样，警卫员真的是在夜里10点30分发现了斯大林失去知觉的话，那么在医生到来之前已经过去了8个半小时。而斯大林在3月2日夜里中风的说法则可以掩盖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延误医疗求助的行为。从3月1日晚到3月2日早上7点，医生来到现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安全机构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在1953年3月2日夜里……”这种记录方式，使文件另有用途——运用到将来的政治斗争中去。赫鲁晓夫迅速地作出反应，想要表现出高层领导是负责的，对他们的领导人的生命是高度关注的。而实际上所发生的事却并非如此。雷宾的描述则将延误医疗的责任归于贝利亚。是不是赫鲁晓夫一直在庇护贝利亚呢？如果真是如此，赫鲁晓夫可能也成了合谋。什么样的合谋呢？有意忽略垂死的斯大林，还是谋杀他的合谋？
       斯大林之死是一场政变吗？莫洛托夫声称贝利亚在1953年5月1日对他说，是他造成了斯大林的死亡。“我杀了他!”贝利亚吹牛说，“我救了你们大家!”莫洛托夫还认为，马林科夫“知道得更多更多”。但是马林科夫没有留下回忆录。当赫鲁晓夫还在世的时候，哪怕是对他的渎职行为有一点点暗示，也会给人带来可怕的惩罚。关于这个方面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在赫鲁晓夫对贝利亚的谴责里，他甚至没有提到斯大林的死，也没有提到贝利亚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虽然他很不信任贝利亚，却从未公开谴责他有这种罪行。并没有什么因素来阻止赫鲁晓夫制造一个关于斯大林之死的说法，以便完全归罪于贝利亚——1953年6月贝利亚被捕之后是如此，事件发生20年之后，他撰写回忆录时仍如此。
       由于一个重要的事实，赫鲁晓夫的描述显得更可疑了。这个事实就是从医生们为斯大林的尿液和血液所做的数不清的化验分析当中，没有发现酒精的高含量。赫鲁晓夫说晚餐结束时“斯大林醉得厉害”，但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不是那么回事。赫鲁晓夫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斯大林死之前，指着一幅一个“小姑娘”在用羊角杯里的奶喂羊羔的画让同事们看，以表达他对这些忠心的同事们的感激。“然后他开始同我们一一握手，我向他伸出手，他用左手握住我的手——他的右手动不了。他用握手来表达他的感情。”这个故事虽然动人但并不真实，也得不到任何证实。
       在医生的记录里面写到斯大林开始呕血，他的尿里头也有血，医生们还注意到他的胃也出血。在第一份草稿里医生以下面的这段话作为结论：
       3月5日，由于基本病症（高血压和脑溢血）引起了胃出血，病人多次虚脱，最后导致死亡。
       在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那份定稿里，这段话被去掉了。整个最后的报告里，所有提到胃出血的地方要么被删掉了，要么都从属于其他信息。出血的事也从来未在任何公开的报告里头被报道过。很明显，当局想要掩盖一些事。也许是由于这件事有可能引出一个问题，即胃出血和内出血是由于血压过高所致呢，还是有另外的原因，比如中毒？是否这个问题已在报告草案中被最小化了也是不得而知的。
       这些草稿之间的重要不一致表明了一种关注，《斯大林病史》的准备就是带着这种关注为新的政治现实服务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6日被逮捕，而这个报告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日期是“1953年7月”。报告的意图是模棱两可的，好像既强调贝利亚所声称的他拯救了党，又做了否认。这份最初的手稿被收藏起来了，也许因为新的领导也有过这个想法——将下毒的指控加到贝利亚长长的罪行列表上去。然而最终，他们还是觉得这样做太冒险了。可能是为了永不将矛盾之处向大众公开，解剖报告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被收起来了。季马舒克的列宁勋章被取消，另一次掩盖开始了。
       斯大林当时73岁，像那个时期克里姆林宫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患有动脉硬化。赫鲁晓夫、日丹诺夫、阿巴库莫夫、伊格纳季耶夫、维诺格拉多夫和叶廷格尔，他们全都要么患有心脏病，要么死于心脏病。一年以前，出于全面的健康情况的考虑，维诺格拉多夫已经劝斯大林退休。斯大林是作好了死的准备的，问题在于，他是否打算正好在犹太医生们据说要被审判的日子到来的两星期之前死。关于他的死没有哪两种描述是相符的，医疗报告的定稿也大部分未被披露，这是一个事实。这些似乎是细节性的事实又一次引起了另外的问题，即，斯大林是如埃米·奈特所认为的那样，自己策划了自己的死亡吗？他是否是被谋杀的呢？
       雷宾写道，斯大林生病前一天夜里只喝了“果汁”——格鲁吉亚新酒。一个可以设想的场景是贝利亚在赫鲁晓夫知情的情况下，将一些沃弗林的透明结晶体放进了酒里头。沃弗林是无色无味的血液稀释剂，用于心脏病人，还可以用来毒老鼠。沃弗林1950年被注册专利，之后便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销售。如果一个严重动脉硬化的病人服用5到10天的正常剂量的话，就有可能引起出血或中风。然而，没有过硬的医疗证据，比如器官组织的取样检验，这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想。
       不论发生了什么，赫鲁晓夫都有可能知情，有可能参与。他还有可能用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和他的许多追随者的方法，以及在他的回忆录中伪造斯大林最后病重的细节的方法，来抹去这件事的所有的痕迹。那份解剖报告，如果找到了并发表的话，有可能提供额外的线索。这是多么嘲弄人，然而又是多么恰当——使他的人民遭受大清洗的恐怖，并正准备给他们带来更大恐怖的这个人，到头来，自己却持续不断地被医生们用硫酸镁灌肠剂清洗，来延长生命，而他的心脏里面还有“空音”。
       紧接3月5日斯大林的死亡，所有的家具都被从布里日尼亚别墅里移走了，所有在斯大林最后日子里照料他的职员都被解雇了。大部分人都被送出了莫斯科。警卫队的副队长被遣送到图拉州，一直在那里住到今天。50年来他始终拒绝讲述他所经历的那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