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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两岸高层间的秘密沟通，就像一条丝带，北京抛了出去，台北接着了又抛了回来。曹聚仁则牵着丝带的头，一次又一次在香港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现在重新编织那段历史时，在北京这一方找到几个丝带的结头，却不知道它们经香港再通到台北后，由谁接了过去，又怎样抛了回来？
       曹聚仁在香港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
       我们只知道，父亲1956年7月下旬自北京到了上海，全家六年来第一次真正团聚了。8月初，因香港台风影响，他改搭火车经广州返回香港。不到一个月，他第二次北上赴京。看来，台北方面有了某种回应。这次回大陆，他哪天到的北京，我们查不到记载。只有《北行小语》第88页写着：“9月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参加了齐白石老人的和平奖金授奖典礼，会场上碰到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可见8月底他又到了北京。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615页记着：9月1日“参加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奖金授奖仪式……”说明这一天父亲也是见过周总理的。
       我母亲的笔记里则有如下记载：
       ……不久，聚仁第二次回北京，我一人去京，仍住新侨。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10月1日上午，我们被邀请参加国庆典礼。我们登上了来宾观礼台。
       10月3日下午，北京举行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出席的中共高层人物中不见毛泽东。他在中南海的居仁堂等着曹聚仁。两岸重建沟通管道，北京方面的最终决策者无疑是毛泽东。那天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曹聚仁没有文字记载公开发表。后来他在《北行小语》中提到了那次会见。
       北京《人民日报》1993年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披露了毛泽东筹划对台工作的不少内情。文章说，1956年10月间，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可以推测，这个“有关朋友”即使不是曹聚仁，毛泽东同曹见面时也会说差不多的话。
       四天之后，又有了同周恩来的会面。曹聚仁问到，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后，北京将如何安排蒋介石？周恩来回答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周恩来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蒋介石前天对外国记者说还要我们缴械投降。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他们收买周驹搞的，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其实倒并不是哪个人怕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我还是去了印尼，以后又到了新加坡，那里还不是有他们的特务吗？蒋先生和经国爱搞这一套，可能是受了英士（陈其美）先生和‘格柏乌’（前苏联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局缩写字母的译音，通常译作“克格勃”）的影响，其实历史证明这一套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会面中，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对蒋、陈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10月12日，曹聚仁匆匆返回香港。这前后，周恩来多次对外谈到台湾问题，强调和平解放的可能。
       12月9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加尔各答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来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且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这个记者，会不会是曹聚仁？
       曹聚仁夫妇的庐山、溪口之行事出有因
       曹聚仁在1957年中曾两次回过大陆。一次是4月到北京。父亲曾告诉朋友他在北京出席了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国宴，与毛主席同席。国宴是4月16日举行的。如果父亲所言不虚，那天他与毛泽东又有一次交谈的机会。而且，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同年5月5日，父亲再一次回大陆。母亲也去了北京。据母亲笔记记载：“1957年春夏之交，聚仁在京住了一些日子，总理接见后，我们就离京。……目的是到庐山和溪口二地，那是和老蒋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地方。”如果母亲的记忆无误，这一年，父亲还是见过周总理的，而且，这次见面和他接下来的行程大有关系。
       母亲的笔记中还记载了他们那次的行程路线：乘京汉铁路火车到汉口，参观了兴建中的长江大桥。次日乘长江轮东下九江，住花园饭店（蒋介石每次上庐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晨，上庐山，到牯岭。在牯岭看了蒋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等地，住了七天。回九江后，又由南路上庐山去看海会寺——当年蒋练兵之处。由海会寺下山，又驱车到星子县。
       从星子回九江，他们就上长江轮船回上海了。在上海住了几天，他们又作了浙江之行。先是乘火车到杭州，3、4日后，乘小轿车到绍兴。途经萧山、诸暨等地。在绍兴参观了鲁迅老家后，即去溪口。因溪口住宿不便，当晚他们又折至宁波，次晨，再西行去溪口。
       不过，父亲的一些信件的底稿，近年来在大陆辗转流传，内容带有某种汇报性质，令人感到他那次回大陆并非纯粹的旅游观光。其中关于庐山之行的信稿开头就说：
       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遵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接着信中介绍了庐山情况：
       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市区也在修筑马路，交通非常便利。以牯岭为中心，连缀庐山北部、西部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休养疗养地区。平日约有居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为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体系。
       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庐山内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悠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来日国宾住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归省，仍可居美庐，又作别论。
       美庐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盖亦期待台从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
       关于溪口的信稿则说：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文中又提及“老人”，还有“尊府院落”，收信人非蒋经国莫属了。
       但7月19日的信稿，语气有了明显的变化：
       聚仁此次以5月5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16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就是了。
       目前，国际形势如此复杂，聚仁殊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作，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从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这一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怅然!以聚仁这两个多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所见更有进步，秩序已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13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且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千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
       周氏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勿）在不必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
       信中所说的“政治变化”，可能是指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曹聚仁7月中旬回香港时，大陆反右正搞得热火朝天。曹聚仁信中向“台座”转告周氏（周恩来）的话，要他“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台座”有何反应，没有资料证明。但1956年两岸开始接触时的气氛，到1957年下半年似乎已经起了变化。外有“波匈事件”，内有“反右运动”，两岸间的第一次和谈机会稍纵即逝。谈和不成，干戈再起，两岸关系难免重趋紧张。
       中共请曹聚仁将炮轰金门消息转告台北
       1958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突然紧张起来。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对炮击金、马最后拍板。第二天，毛泽东又致信国防部长彭德怀部署战事，并定下“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方针。
       8月22日，联合国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国家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第二天，毛泽东就下令向金门开炮。
       “八二三”炮战是正午12时突然开始的。但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却已报道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一时间海外报刊媒介纷纷转载这条消息，“郭宗羲”这个名字也一下子为众所瞩目。消息来源自然是数日前已从香港飞到北京的曹聚仁，而向他提供这一军事机密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童小鹏当时是主席办公室的主任，主席接见我父亲，他都在场。他在回忆录中说：“这年8月，毛泽东接见曹聚仁，要他把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长的黄文放说：“在炮打金门之前，毛泽东已先透过四个渠道通知蒋介石。后来又找来《南洋商报》香港的代表曹聚仁，让他在炮战四天前就先透露这个讯息……后来炮战发生，证实了曹聚仁的‘独家新闻’，各国驻香港的特务情报机关都急着要找曹聚仁进一步了解状况，害得他搬了好几次家。”
       母亲的笔记里还写道：1958年8月，“一天，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
       “……8月那天上午，辞别主席出来，主席一直送他到汽车旁，悄悄对他说：‘你不妨更自由主义一些!’后来香港左派领导人中，有人说聚仁是‘钦定的自由主义者’。”
       9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毛泽东接见曹那次，周总理并不在场。）周分析说“美国目前是虚张声势”。指出“金门、马祖的蒋军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与岛共存亡；第二条是全师而还，好处是金、马驻军占国民党军队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我们不在乎，对蒋介石有作用，可以作为对美国讲话的资本；第三条是美国逼蒋军撤退，这条路是很不光彩的。”
       周恩来要曹转告台北：“……为了宽大并给予蒋方面子，我们准备以七天的期限，准其在此间由蒋军舰只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否则我们一定要向蒋军舰只开炮。内政问题应该自己来谈判解决。可以告诉台方，应该胆量大点，学学西哈努克的做法。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这段记录表明，此时曹聚仁确实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扮演传信人的角色。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北京似没有其他更直接、更快的传递消息管道，曹聚仁也非得回到香港才能把话传到台北。
       从周恩来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北京的策略出现新的变化。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打了近两个星期后，美国政府终于表态了。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暗示愿意同北京重开谈判。毛泽东用打炮摸清了美国的底牌，下一步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9月15日，中美华沙谈判复会。回过头来，北京又向台北重新提出谈判呼吁。
       10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第二天起暂停炮击一个星期。这时候，曹聚仁又到了北京。10月13日，毛泽东再起草命令，把停止炮击的期限延长两个星期。这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一起接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来又两次见曹聚仁。到这时，台湾海峡危机的高潮已经过去。
       据有关方面近年来披露的资料，10月11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曹聚仁的前两天，他曾给周恩来一封信，内有这样一句话：“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由此带出两个问题：一是曹聚仁9月11日带着北京方面的话匆匆返回香港后，是否又带着台北的讯息赶来的？是什么讯息？再者，这次他到了北京，毛泽东为何要“冷他几天”？是不是做给台北看的？为何两天后却亲自接见了他？这又是一个没有解答的历史悬案。
       曹聚仁披露蒋介石对国共和谈的最后看法
       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在给费彝民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蒋介石最后的想法。这封信的底稿数年前在外界开始流传，但发表者看不明白曹聚仁的手迹，竟有十多处差错，现据原稿刊出，信中的陈仲宏即陈毅。
       彝民我兄：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编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叨在知己，略尽所怀。即颂年祺!
       弟曹聚仁顿首
       1月12日
       （1972年）
       半年之后的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病逝。父亲临终前弥留之际，母亲在他身边，还听父亲反复说要交待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见毛主席，但已经说不清也写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