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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一些人在经济大潮中淡薄了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且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进行“文化冷战”的，而一些读者心目中的名作家又是怎样被用来作为冷战工具的。
       中央情报局——美国的“文化部”。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坎南先生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设立文化部，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其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0年4月9日刊登路易斯·拉帕姆评论桑德斯的文章：《间谍与文人——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迷上文化的》，直书“中情局成了文化部”：“新组建的中央情报局承担了宣传美丽的美国的任务。”该文还点出：“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事实上，创立中央情报局的本旨，就是为了“文化战”或“文化冷战”。
       “文化冷战”在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正式说法是“心理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府，都专门设立“心理战”机构。没有比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更明了的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了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冷战开始之初，苏联在柏林的宣传卓有成效，先声夺人，美国有些被动。1947年苏联在柏林首先开设“文化会堂”，展示苏联成就。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心理战处”和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作出回应，也开设“美国会堂”，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报告会和艺术展览，宣传美国。为了争取音乐人才，美国不惜启用“党卫军上校冯·卡拉扬”和另一位也曾是纳粹党员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
       中央情报局深谙书籍和刊物的重要宣传作用，懂得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B．Disraeli）的名言：“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所以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一方面，从美国“源源不断”运来大量“普通书籍”（似乎没有政治宣传意义，但却有文化宣传的作用）。介绍“美国文学”的书籍也大量出版，如赛珍珠、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书，让人相信美国也有“伟大的文学”。
       另一方面，全力资助、宣传作为“反共计划”一部分的欧洲作家，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描写对苏联幻灭的《从苏联归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等。凯斯特勒是曾在苏联生活过的前共产党人，后来加入英国情报部，又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这本描写苏维埃政府黑暗的书，在英国情报研究局资助下在德国广为流传，甚至“外交部出钱购买并发行5万册”。1948年，凯斯特勒又与美国驻德国“心理战”情报人员合作，联络了另五位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的知名知识分子，将他们从信仰到悔恨、幻灭的自传，编成一本名叫《上帝的失败》的书，于1949年出版。这本前共产党人“集体自我悔过”的书，“由美国政府机构在全欧洲发行，特别是在德国”。
       美国文化冷战另一重要谋士、“中央情报局顾问”阿瑟·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个非左非右“中间”派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美国反共文化冷战的意识形态。他也是从左派蜕变过来，并促成中央情报局重用那些对共产主义“幻灭”，采取反共立场，但思想还属左倾的左派分子，所谓“非共左派”。谁都知道，“爱之深，恨之切”。这些“幻灭”的前共产党人NCL，所谓“上帝失败帮”，后来成为最激烈的反共分子。如抽象表现主义理论家格林伯格，从前是纽约“马克思小组”成员，后来成了坚定的反共分子。
       1950年，中央情报局为了更有效地在国际上实施文化冷战，决定在柏林创立“文化自由大会”。在文化冷战前线的德国，当时中央情报局驻德工作站的行动人员达1400名。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央情报局为各国代表们提供秘密经费，用各种运输方式，甚至动用C-47军用运输机，运送几百名代表去柏林。大会以“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与自由”等为议题。在最后一天有15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凯斯特勒宣读了一份《自由宣言》。从此西方被称为“自由世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则是“极权专制”。这个文化自由大会的“真正目的”，是“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阻止共产主义的进犯……它应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务是打破欧洲，特别是法国盛行的僵化负面的看法，认为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
       文化自由大会设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设5位名誉主席”，另设一个5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他们又都受总书记（秘书长）的制约。这个组织结构被形容为“简直是共产情报局组织结构的翻版”。双方都是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者，都深知自己的事业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而是一项国际性、必须在全世界去推行和完成的事业。
       为了避免苏联的渗透，文化自由大会很快将总部移到巴黎的奥斯曼大街。接着，“法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英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和“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等一系列分会纷纷建立。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犹如一个小型文化联合国。同时，无数隶属于各分会的外围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整个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纳博科夫担任总书记，实际上统归由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乔斯尔森直接指挥。中央情报局内部，则由布雷顿主管这个代号为“QKOPERA”的文化自由大会事务。
       从此，中央情报局实施文化冷战有了自己的傀儡组织，加上有源源不绝的马歇尔计划经费，这架新机器成立伊始，就开足马力全力运转。真刀真枪的朝鲜“热战”正打得惨烈，“冷战”战场也必须发起“文化进攻”。
       布雷顿负责的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IOD）还建立了一大批外围组织，与苏联抗衡：“到了1953年，我们已经操纵或影响了涉及所有领域的国际组织了。”“共产党有‘国际民主律师协会’，他就建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以此类推，以‘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对付‘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国际妇女委员会’对付共产情报局支持的‘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以中央情报局渗入其中的‘全国学生协会’对付‘国际学生联合会’，以‘世界青年大会’对付‘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以‘国际自由记者联合会’对付‘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对付‘世界工会联合会’。”简直是拳来掌往，冤家对头一对一。还有“时代公司、国际笔会、大都会歌剧团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哈泼—罗公司、美国知识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现代语协会”都卷入中情局“业务”，为中情局提供了服务。
       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其中1950—1967年间，有“几千万美元”用于文化自由大会。人们可以想象，那时欧洲极其穷困，美元当时是金本位与黄金挂钩，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有一大批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福特、洛克非勒、卡内基这些大基金会就不用说了，要钱给钱，要提供掩护就提供掩护。还有一百多家中小基金会也乐于为中情局效力。仅1963—1966年，“共有164个基金会为多达700个项目提供了资助，其中至少有108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还有170多个基金会为中情局提供转账，“输送”资金给有关组织和个人。
       为图方便，中央情报局自己也创设“实际上只是一个邮件地址”的空壳基金会，除了那最著名的“法菲尔德基金会”，知名的还有“帕特曼八家”：“戈萨姆基金会，密歇根基金，普赖斯基金，埃德塞尔基金，安德鲁·汉密尔顿基金，博登信托公司，比肯基金，肯菲尔德基金”。这种通过几次转手的钱，可以最终看不出来源地流到诸如“欧洲文化中心”、“美国自由法学家基金”、“政治教育学院”等文化学术机构，流到各种杂志刊物。
       有了如此“像水泵一样”源源而来的中央情报局的钱，文化自由大会可以大把大把花钱。文化自由大会官员自己也“一副暴发户气派”、“豪华寓所、似乎永不枯竭的差旅费用、高额的开销以及其他通常只有大公司经理才能享受的各种待遇”，同时也不惜代价，来拉拢文化名流。美国人与苏联人争夺欧洲文化名人，一点不亚于他们在二战后争夺德国的科学家。方法也很巧妙：有通过其他组织转给资助的，有利用开会提供头等舱机票和豪华宾馆的。
       意大利北部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塞贝洛尼山庄，是福特基金会的别墅，也被用来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人士的休养地。“到那里暂住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抵达时，会有衣襟上缀有V．S．字样的蓝色制服司机来接。”以反极权主义著称的汉娜·阿伦特感叹：“你会感觉霎时间你住进了凡尔赛宫。这地方有53名仆人，包括专职的花匠……”在这里曾开过一次“世界秩序的状况”研讨会。
       文化自由大会忠实地执行美国“心理战”的任务——“借用知识分子、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让文化人在中央情报局出资或资助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尤其以英国的《邂逅》，德国的《月刊》，法国的《证据》和意大利的《当代》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另外还有比利时的《综合》，奥地利的《论坛》，日本的《自由》（补助最多），印度的《探索》，澳大利亚的《象限》等。1952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的杂志《侧面》，毫不隐讳其文化宣传的宗旨：“《侧面》将介绍美国作者写的文学作品和介绍美国的文章，展示美国艺术和音乐的概况……《侧面》最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显示美国在知识和艺术领域并不是贫乏无成就。”
       中央情报局在推动美国“现代文学”上也不遗余力，尤其大捧特捧写《荒原》的“现代诗人”艾略特，以致有人感叹：通过艾略特，“中央情报局统领了诗歌界”。叶芝、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也大受推捧。有点搞笑的是，中央情报局甚至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空投到俄国，把文学作品当政治宣传的传单来散发!还有大笔的钱是直接用来“策反”，如给叛逃的波兰诗人米沃什颁奖，“给东欧和苏联诗人支付高额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诗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变相的贿赂鼓动他们叛变”。
       一些耶鲁精英被招入中情局，比如“诗人型间谍”安格尔顿，富于才华的学者麦考利和汤普森。于是就有许多“与中央情报局签约的作家”。据统计，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
       电影当然也被中情局用来作文化冷战的武器，因为电影对大众发生的影响力和宣传效用非同寻常。1955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心理战处和国防部联合组织一场绝密行动，要在好莱坞贯彻“战斗的自由”思想。在“战斗的自由”的背景下，一大批反共影片被生产出来：如《赤色噩梦》、《红色的威胁》、《侵略美国》、《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共产党员》、《红色火星》、《铁幕》等。中央情报局还在好莱坞安插自己的特工，直接监控这里发生的所有政治动向。一位名叫艾尔索普的人，以制片人和经纪人的身份在派拉蒙电影公司工作。他撰写秘密报告，直接呈送中情局。他十分警觉好莱坞片子中出现的“表现美国阴暗面”的东西，成功地删除了不少美国人“酗酒”、“酒鬼”形象的镜头。这种“政治把关”跟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
       中央情报局甚至自己出资掏钱，1952年拍摄了一部名叫《兽园》的影射共产党腐败的动画片。1954年又拍了另一部批评“极权主义”的影片《1984》。第二部片子经文化自由大会美国委员会多次审查后，有了两个不同的结局和版本：一个是给美国国内观众看的，另一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
       中央情报局如此忙于办画展，拍电影，开音乐会，找作家签约，办杂志出书，它不是美国的文化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