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其在我国学界由“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姿态，鲁迅精神也由此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然而，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回心”显然已无法有力解释鲁迅文学生成的全部复杂性，而这，正是竹内好的“不见”。
[关键词]“竹内鲁迅”；文化范本；见与不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14－05
毫无疑问，自2005年《近代的超克》出版以来，中国文学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关注竹内好这位“失踪”了二十年有余的日本鲁迅研究家。早在1986年的时候，浙江文艺出版社就以日本未来社1977年12月26日第15次印刷版为底本，由李心峰翻译了竹内好那本著名的《鲁迅》。不过，就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至少在一年以前，中日文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吉林大学的刘柏青教授即已出版专著《鲁迅与日本文学》，在《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一章中，用大量篇幅对当时人们还比较陌生的“竹内鲁迅”做出精道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据桂琳女士的统计，在这之后的1987到1993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章也只有3篇”，直到2005年《近代的超克》出版，竹内好一系列表现出强烈情感介入姿态的鲁迅研究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追捧。然而，笔者以为，正如竹内好在它的鲁迅研究中有着种种的“见与不见”一样，在“竹内鲁迅”热度不减的当下，我们必须保持某种清醒。很多学者以为竹内好的意义恰在于其将鲁迅作为一个有效的参考系，照亮了日本在“近代化”(即汉语语境中的“现代化”)道路上对“回心”的缺失：即不是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更生(对“绝望”的绝望)，而是被动地转向西方模式。这大致不错，然而需知，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在背离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展开，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其鲁迅研究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国族意识，在这一点上，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关涉到日本“近代性”的诸多面向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笔者以为，我们现在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三个：第一，不论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具有多么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毕竟有其发生的历史语境和前提，那么，在这个高峰出现之前的日本鲁迅研究究竟呈现出何种面貌，它们又与“竹内鲁迅”构成何种关系?第二，在某种意义上说，“竹内鲁迅”由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历经20多年的时间而成为新的热点被人们关注，这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史脉络，成为一个颇有意思的文化“文本”，值得从更广泛的文化生态向度给以审察，从而对几十年来我国的鲁迅研究与嬗变中的文化生态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进行关照和反思。第三，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剖析“竹内鲁迅”的“见与不见”，指出竹内好对鲁迅独到的理解和不可避免的缺失。以上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下面做一个大致的解决。
一、流脉：“竹内鲁迅”之前
如果将“竹内鲁迅”看成是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巅峰”，那么促成其高度的土壤必然是不能忽视的。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将触角伸得过长，笔者仅仅选择藤枝丈夫、佐藤春夫、增田涉、小田岳夫作为定点，试图勾勒出竹内好之前鲁迅研究的基本向量。事实上，在研究逐渐展开的过程中，我们遗憾地看到竹内好之前的学者们在鲁迅研究中对“外在因素”的过分倚重，这里的“外在因素”包括中国本土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意识形态影响、以及通过与鲁迅的多次接触获得的“印象记”之类的第一手材料等等。
藤枝丈夫的鲁迅批评(我姑且称之为“批评”，而不是研究，因为他关于鲁迅的言论带有“时评”性，而在我的研究中，他的这些言论也仅仅具有史料的意义)从一开始就标示了其独立性。1927年前后，他发表了多篇关于鲁迅的言论，且都充满了贬抑之辞。“对于以《语丝》、《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更引人注意的是，在1928年7月份出版的《战旗》杂志上，发表了藤枝丈夫和日本著名作家三田清三郎访问成仿吾与郭沫若的文章。我们暂时将视角切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流脉上来：1928年，正是成、郭两人发表《英雄树》、《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重要文章的时候；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同样是在这一年，他们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展开猛烈地批判，认为鲁迅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查可靠的史料，藤枝丈夫他们发表文章的《战旗》杂志其实刚刚创刊不久，就在同年的创刊号上，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还发表了题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的文章。可以说，在日本鲁迅研究的肇始阶段，日本鲁迅研究家就无可避免地徘徊于鲁迅之外。
1931年1月，佐藤春夫翻译的《故乡》发表，在他翻译鲁迅作品的初始阶段，我们即可以看出他对鲁迅著作的个人好恶。在佐藤那里，《故乡》与其说是鲁迅关于绍兴的文学想象，不如说是佐藤对中国古典文学想象的实体化。在他眼中，“《故乡》中那种中国古代的诗情(那是我非常喜爱的)，完全化在近代文学里了。”事实上，佐藤氏向来倾慕的就是森鸥外、永井荷风，其所作诗歌也处处流露出古典意趣与浪漫风格。他后来也转向创作小说，然而在对鲁迅的理解上，却无疑患了眼疾；在最根本的气质上，他与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佐藤的学生，增田涉虽然有更多的机会亲自与鲁迅会面，但在理解鲁迅时的“眼疾”症这一点上与乃师并无差异。毋宁说，是《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学术著作使他对鲁迅充满了敬意，与《鲁迅的印象》相比，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似更得鲁迅的真传，而对鲁迅这位蕴藏深厚的中国学者，他的研究似乎也仅仅停留在“印象”上。尽管如此，《鲁迅的印象》对日本的学者来说毕竟又是一部异常珍贵的史料。事实上，无论是佐藤春夫还是增田涉，他们对鲁迅的兴趣都绕过了鲁迅本身，仅仅关注鲁迅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说，佐藤与增田合译的那本《
鲁迅全集》和1937左右的《大鲁迅全集》为后来竹内好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来源的话，那么出版于1941年的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则无疑与竹内好的《鲁迅》构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太平洋战争作为一个军事事件的影响显然不仅局限在军事政治层面，它是如此深刻地嵌入到小田和竹内的鲁迅研究中。我怀疑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气氛无可阻挡地进入到小田的生命里，从而多少影响到他的鲁迅研究：“作为原因之一，我以为可令人回到鲁迅所处的弱国的环境中去。因了这真正的文学，才看得到弱国人的代表性的表现。……
我们之中，有谁能够像鲁迅那样，在味同嚼蜡般索漠的忧郁、苦闷面前，高喊出我们的不幸来呢?”这样的态度与后来竹内好的鲁迅研究颇有几分相似，欲求从内心深处真正理解鲁迅的研究态度是否因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向来认为这是一次正义的，以弱国身份并代表东亚向强国挑战的行为)而催化、放大，并最后在竹内好那里臻于成熟呢?竹内好显然并非一个特例，如果仔细考索，我们便会发现，在“徘徊于鲁迅之外”的研究方式大行其道的同时，仍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试图迫近鲁迅内心的研究向度。林房雄就曾把鲁迅的“忧国”气质上升到某种内在的精神史维度进行探讨，从林房雄到小田岳夫，再到竹内好，构成了一条独立于当时日本鲁迅研究的线索；而这一线索同时以太平洋战争的开端和结束作为标示自己的注脚，变得越来越明朗。当日本无可避免的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竹内好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可以被称作“回心”的东西，这看似有些玄学意味的概念，正标示了竹内好对于中国和日本在面对“现代化”时不同态度的省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是一座高峰，但又并不孤立，它的形成完全可以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中找到依据。
二、结点：我们何以接受“竹内鲁迅”
与文学文本相比，文学研究的接受本身似乎更具复杂性。从“竹内鲁迅”在文学研究史上的“失踪”到突然变成“热点”，这个过程足以被视为一个大的文化研究范本加以考察。我以为，如果说当年竹内好在鲁迅身上照见了日本“近代性”推进中“自我”的缺失；那么毋宁说，2005年以降的“竹内鲁迅”热将一个为中国研究者陌生的鲁迅形象放置在与以往研究纯然不同的高度上，照见了中国社会/文学激变背后的困境。对鲁迅的文学/文化想象凭借着竹内研究的“回流”效应，再次使当下知识分子对急速推进的“现代化”做出深刻的反思，鲁迅精神以一种别样的面貌得以还魂。
学者张宁在确定“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时，大致勾勒出一张中国当代思潮变迁的图谱，即“‘思想解放’运动——‘主体性’和‘人道主义’讨论——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基督教文化潜流——文化保守主义潮流——‘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等”。这张图谱的描述大致清晰，不过我以为，单纯以时代思潮对应中国学界对“竹内鲁迅”接受的限度未免过于简单化。至少，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界自身结构形态的嬗变没有被考虑进去。事实上，“竹内鲁迅”的接受史更主要的与中国学术动力的生成机制相关，如果说80年代知识分子强烈的介入现实的愿望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回心”的深在内涵；90年代知识分子退守学院内部的书斋式研究同样使其无法与“竹内鲁迅”的现实关怀碰触；那么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急速推进与随后文化激变时代的到来，中国学界在经历了“正——反”的研究姿态之后，正重新整合着自己的内部结构，文化生态的驳杂使介入现实成为一种困难，激变时代带来的多元文化形态和众声喧哗的学术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学者对宏阔思想把握可能性的想象。此时，谋求主体介入历史的方式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可能，竹内好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被接受，显然有着某种必然性。
1980年代与新世纪以降知识分子群体都表现出某种强烈的对现实主体介入的姿态，然而“主体”与“历史”之间不同的位置关系显然达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张宁为我们描述了下面的情况：“1980年代我们与竹内好的失之交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知识群体，是不可能与竹内好相遇的。这些特征包括：对未来有着清晰的想象和设计，因而也对历史有着明晰的把握；以置身历史之外的幻觉置身于历史之中；在欣喜地发现“我”(主体)的命题时，仅仅着眼于“我”之不受历史限定的一面，而不是同时着眼于“我”的自我限定如何契合着历史本身的限定；……所有这些，似乎都通向一个从公开告别了的历史时代中暗中不慎继承下来的东西：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的本质主义态度，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和对新的权威知识膜拜的习惯。以类似创作中的“主题先行”模式为预设命题的研究显然仍摆脱不了某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类似善/恶、好/坏之类的命题被推翻之后，新的二元对立结构在鲁迅研究中生成：如当时以“立人”作为鲁迅思想的核心，其背后正包含着“启蒙者/庸众”的二元对立模式。形而上的本质主义追求恰恰是“竹内鲁迅”研究方法的大忌。我甚至怀疑“竹内鲁迅”研究的札记形式是有意为之，在战后驳杂的思想大潮中，竹内好以鲁迅为灯塔的苦苦求索本身即有着某种不确定性；而当一个人真正以介入历史的姿态去展开自己的研究时，这种不确定性则表现得尤为深刻，这也许正是竹内好用札记研究鲁迅的原因。事实上，这也正是“竹内鲁迅”在新时期被接受的原因：当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弊端渐次呈现出来，当我们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方式正无可避免的“西方化”(这背后更蕴含着思维方式的“西方化”)时，我们努力做出某种反抗，但遗憾的是，我们发现，我们用以反抗的媒介也是西方的。竹内好对鲁迅的认同正是因为其“回心”所标示的价值——以自身的反抗达到新生，而拒绝被“他者”化。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的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回心”引起了竹内好对日本近代化的反思。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已然缺失了此种可贵的“回心之轴”，因此我们必定不会惊奇于2005年《近代的超克》的出版对学界的震撼，这种“回流”与当下知识分子越来越强烈的主体介入历史/现实的学术关怀相契合，是一个历史的“结点”。
三、见与不见：怎样理解“竹内鲁迅”
早在1985年，刘柏青教授就曾敏锐地意识到：“‘竹内鲁迅’只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它的许多论点，都被后来的鲁迅论，克服了，修正了，超过了。”概言之，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以一种从未有过的“介入”姿态，将触角置于鲁迅精神最深处。用李冬木的话来说，“竹内好所据中文版，当是一九三八年版二十卷本《
鲁迅全集》，他是在‘啃’和‘咀嚼’的基础上从事的翻译。”正因为如此，他对既有史料的接受上并不盲从。也许是亲自动手翻译了鲁迅文集的缘故，他对鲁迅的文学语言尤其敏感，认为鲁迅的有些话需要从更深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表面现象上。由此，他对“幻灯片”事件持一种质疑态度，虽然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仍然坚持认为“幻灯事件本身并不象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那样，具有形成文学志向的‘开端’的单纯性质。”“我认为他恐怕是蒙受了屈辱后才离开仙台的。我执拗地反对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竹内好坚持认为鲁迅的生命中存在着一个“回心”的阶段，他怀疑正是在北京抄古碑的“蛰伏期”，鲁迅的文学“骨骼”得以形成。这种文学品质(仿佛宗教般具有“赎罪性”的文学品质)衍牛出了鲁迅的其它身份，根本上说，鲁迅是一个“文学者”，
而对绝望的反抗，构成了他作为“文学者”最重要的品格。这些洞见显然将对鲁迅的理解推向深入，这种由外而内的切入视角，让人们看到了阐释鲁迅的多种可能。“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
然而，竹内好的盲视恰恰在这里暴露，既然运动是双向的，那么倘若只抓住“回心”不放，对鲁迅文学发生的多元性视而不见，同样是无从全面认识鲁迅的。2007年，北京大学高远东教授就竹内好的“不见”质疑，他将鲁迅早年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重新纳入研究视野，并尖锐地指出：“鲁迅的文学如果有“原点”的话，那一定是多“原点”的，其思想和文学的‘原点’都不止一个，其作品因而成为多原点的复杂关系的产物。……鲁迅的文学起点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为民族的和为个人的、为社会的和为自我的、涉及宏大历史叙事的和有关精微的内在精神病理的，这些错杂乃至相互矛盾的内容，一开始就并存于鲁迅文学的深处。当竹内好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指归滤除了鲁迅文学骨骼中的民族、社会、宏大叙事时，我们看到了他的悖论，一方面，竹内主张以进入历史的姿态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在过分强调鲁迅的“回心之轴”时，他显然将鲁迅文学世界的全部复杂性作了非历史真实的处理。这再次让我们想到了刘柏青先生的告诫，竹内好并非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竹内好之后，伊藤虎丸致力于鲁迅文学发生期的思考；木山英雄则将视点集中在鲁迅与“革命文学”关系的命题上；而丸山昇则义无反顾地在一开始便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三十年代的鲁迅身上。这些后继者打破了一个神话：即历史并非像竹内好所说的那样来源于主体为自我形成的需要而碰撞出来。人在规约历史的同时，更受到历史的规约。竹内好介入历史的方法论最终在丸山异的研究中实现，他在《鲁迅·革命·历史》中特别强调：“我的意图不是将解放后的文学、艺术进程当作‘正确’路线克服各种错误路线、贯彻自我的印记，而是至少姑且将它视为中国的文艺家们直面各种新的状况、问题时，埋头问题中，尽其所能寻找前进道路的努力，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成功和失败的足印。”后来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尽管始终在竹内氏的鲁迅研究荫庇之下，但却及时地将鲁迅的精神世界与其现实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引人论题，将一个完整的(精神与行动并重的)鲁迅勾勒出来，这是竹内好所不能完成的。
结语
二十多年前即已被介绍到我国学界的“竹内鲁迅”，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追捧。此种局面的形成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有意思的文化“文本”。对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初次阅读时的那种“震撼”感似已成为过去，面对众口一词的好评，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耐心考辨其源流与影响，解读其在我国的接受史，从中找寻出竹内好的“见与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