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居易、王禹偁和苏轼都属于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遭贬黜的文臣，在泽畔行吟的谪居生活里，都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愤懑、委屈、敏感、多疑、羞辱，并进而生成孤高自许或伤感沉沦等种种情绪。这种心态往往会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形成对某种意象的钟情和反复吟咏。白居易引琵琶女为同调，王禹傅对商山竹大加颂赞，苏轼则将黄州的海棠花作为知己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关键词]谪臣；文化心态；诗歌意象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10－04
贬谪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很重要的政治制度。尽管唐宋时期是中国专制制度相对完善、政治相对开明的时代，然而作为封建君主控制朝臣的有效手段，贬谪制度仍被广泛使用。因而在朝臣中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这些人被贬谪的因由可能千差万别，结局也大有不同，但谪宦的生活都是很不幸的。他们的情感心态随着升沉遭际的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愤懑、委屈、敏感、多疑、羞辱，并进而生成孤高自许或伤感沉沦等种种情绪。这种心态往往会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从而在其作品中形成对某种意象的钟情和反复吟咏。比如白居易引琵琶女为同调，王禹偁对商山竹大加颂赞，苏轼则将黄州的海棠花作为知己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这些情形映照出他们在谪居生活中不同的情感特征，不同的生活态度以及不同的文化人格。这里便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及其诗作来探析一下这些谪居文臣的特殊心态和他们文学创作中对诗歌意象的独特选择。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为越职言事被贬官。这其实并非是白居易第一次遭贬，十年前，他曾因同情王叔文变革，积极建言献策被罢校书郎。此时再度被贬的白居易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出及早抽身的念头，思想也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了。他虽然没有辞官，却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了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
白居易的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对腐朽朝政的失望和明哲保身的思想意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唐代的贬官制度。唐代的贬官制度，在不同时期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一般地说，朝廷政治清平时，对于贬官的处理则较为宽松而稍具理性；朝廷斗争愈剧烈，对于贬官的措施愈严厉。根据唐制规定，在玄宗开元以前，一般遭贬谪的官员大约还有几天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作出发前的准备。《
唐会要》卷四一载：“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开元)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天宝五载，李林甫加速在朝官中制造冤案以迫害异己，这时对于贬官的态度便立即变得严酷起来。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所羁囚。至此，贬谪已是赤裸裸的人身迫害。贬官皆是负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
唐会要》卷四一载：“(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与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受贬官员的前途、结局难以捉摸，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也有的后来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但有的可能被贬谪至死。这样的制度，带给所有谪宦者的是前途莫明，命运莫测。无怪乎此时的白居易发誓“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了。
《琵琶行》写于白居易谪官浔阳的第二年，这是一首情调感伤的叙事诗。其实湓浦送客，江遇商女之事或许纯属子虚乌有，白居易只不过是想通过对琵琶歌女不幸命运的描写，来浇自己心中块垒罢了。诚如宋人洪迈所言：“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人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白居易另有一首《夜闻歌者》：“夜泊鹦鹉洲，江月秋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词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如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此诗写于作者贬往浔阳的途中，在《琵琶行》之前，其描写场景和《琵琶行》极相似，或者此诗中的妇人就是《琵琶行》中商女的原型，或皆白公假托以为身世之感。她原本是那样当红一时：“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而如今“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这种地位的落差所带来的感情伤痛和诗人是一样的。白居易此前29岁登第(为同年中最少者)，后来连中“书判拔萃科”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进士后仅七年便被擢为翰林学士，这是少见的荣宠。而翰林学士多为朝廷储相，唐朝数十位宰相都出自翰林，这等于在白居易面前展示了一片光明的仕途前景。然而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七、八年后，自己竟被贬谪为州郡司马。正是基于白居易对这位“老大嫁做商人妇”的琵琶女的身世有了强烈的认同感，以为她的不幸正是自己命运的写照，随之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知己感言。可见，此处的琵琶女是作者情感和心灵的一种寄托，是作者精心选择的一个意象，不必执着于这一对象的有无，诗人所要表达的便是同这商女一样辉煌的过去，还有今天一样的天涯沦落。白居易选择这一意象，透露出的是他心灵深处的落魄无奈还有一种辛酸的自嘲。
与白居易不同的是，谪居商山的王禹偁是另一番心境。王禹偁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同年七月任成武县主簿，此后八年间从地方官做到大理评事、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并于淳化元年摄中书侍郎，可谓春风得意。然而，淳化二年的一场官司却将王禹偁第一次带人政治的低谷，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宋朝对士大夫文人虽有不杀之祖训，但对于贬谪的官吏比唐时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谪官连生计都不能保障。由于俸薪微薄，他不得不典园十亩，种蔬自
给。然而仕宦的波折和生活的困窘却没有能够改变王禹偁的理想，他此时虽也偶读《离骚》，脱衣换酒，甚至习学道书，但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并未丧失信心。他在《偶置小园，因题二首》之一中写道：“十亩春畦两眼泉，置来应得弄潺谖。三年谪宦供厨菜(自注：此园典三年)，数月朝行赁宅钱。空愧先师轻学圃，未如平子便归田。此身久蓄耕山计，不敢抛官为左迁。”另一首《谪居》诗也写道：“直道虽已矣，壮心犹在哉。端居寡俦侣，怀抱向谁开?”虽然有些牢骚，其心态还是较平和的。如此心境，是基于王禹僻对自己高标人格的体认和对前途的信心。
王禹偁饱受儒学思想熏陶，其行王道的思想，辅君弼的志向，济苍生忧黎民的情怀，使他穷而不颓，穷而弥坚，所以，商州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述怀诗(悯农诗)、唱和诗、讽喻诗等等。然而最能代表他此时心境的还是几首写竹的诗。如《官舍竹》：“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不随天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声拂琴床生雅趣，影侵棋局助清欢。明年纵便量移去，犹得今冬雪里看。”首联以问句开头，自问自答，道出辛酸。颔联既有形象上的暗示，又有精神上的契合。当桃李春风之日，群芳争奇斗艳，占尽春色，而官舍竹仍一身青衣，独守坚贞，只愿在岁暮天寒之际，让漫天的冰霜来检验一下自己贞洁不渝的操守。这是咏竹，更是自喻。“拂”和“侵”两个传神的动词，让竹叶的萧萧声和青青的风影介入诗人的生活，从而把人和竹联系在一起。公退之暇，抚琴敲棋，清风徐来，物我同趣，无限清欢。至此，诗人的襟怀全部袒露，于是便有了“明年纵便量移去，犹得今冬雪里看”这样的期许。岁暮雪至，诗人果于夜雪中赏竹，“梦断闲窗酒半酣，月华薄薄雪纷纷。莫言官散无拘束，一夜披衣见此君。”淳化四年，王禹偁量移解州，告别了一年多来朝夕相处的商山竹，在《别北窗竹》中他深情地写道：“满窗书韵伴吟声，别夜犹恋枕覃清。见说解梁难种植，此君相别若为情。”对于官舍旁的这数百竿翠竹，诗人竟是这样难以舍弃。王禹偁何以这样恋竹，因为竹是诗人高洁品格的象征，它同诗人一样，“不随夭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
王禹偁对于商山竹大加称颂，谪宦黄州的苏东坡对于江城藩地的海棠情有独钟。苏轼于元丰三年遭乌台诗案后谪官黄州团练副使。此前的苏轼和谪江州之前的白居易以及贬官商洛的王禹偁一样充满用世之志。在围绕变法和王安石的辩论中，在外任地方的政治实践中都躬行其用世之志。然而，对新法的反对态度终究使他在一朝之间沦为阶下之囚，后经众人极力拯救，才得以谪居黄州。他初到黄州之时，相当谨慎。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甚至有朋友邀他去武昌，他都婉言谢绝说：“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之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由此可见，当时苏轼还有些惊魂未定。当然，也隐约透露了他改过自新力求再用的心态。可是，时过不久，苏轼的心态已然改变。自适、达观毕竟是苏轼的本性，他不再怵怵惕惕地过日子，“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开始检视自己的生活，体会旁人无法领略的生活情趣：“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他耕读东坡，并仿白居易居香山时所为，给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拄杖出行，对雨后的情趣独自领会。然而，此时苏轼的思想仍未摆脱长期以来的出世与人世的矛盾。既然无法摆脱这样的一种矛盾，此后的苏轼也开始象白居易一样尽量避开朝廷中枢的激烈矛盾，走一条“中隐”之路，只是他的政敌连这样的路也不容他好好地走而已。初次的政治挫折对苏轼的打击还是巨大的，他有时虽强作欢颜，强作镇定地写一些“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类的诗句，但内心的痛苦却是难以排遣的。所以，当他有一日在山上漫步，忽然发现在桃李的掩映中，竟有一株故乡盛产的海棠花时，不禁触动了满怀的心事，并将满腔的情愫都倾注于这株海棠，他感觉这株海棠恰似一位绝代佳丽，“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而她却生长在江城瘴气袭人的恶劣环境，当苏轼写到海棠“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时，一如白乐天走出“黄芦苦竹绕宅生”的草堂而邂逅身怀绝技的琵琶女。毫无疑问，苏轼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物之作，但诗中那清泪满面、月下孤独和天涯流落的海棠，显然已经带有作者强烈的对自我命运的感伤。伤花就是自伤，尤其是写到明朝酒醒还来，花叶凋零、雪落纷纷那种凄凉的境界时，这首诗已将物我融合达到了极致。这就是此时苏轼的心境。当然，这首写海棠的诗，还透露出对于生命美丽的珍视。东坡是个哲人，有着深刻的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这里对海棠之美的大肆渲染以及对其天涯流落的深切同情，无疑是对生命之美的礼赞和对美丽生命遭受摧残的无奈叹嗟。此时的苏轼对这一诗歌意象的选择还是大有深意的。苏轼本为国士，是政治的险恶让他被“好事者”移于这烟瘴之地。他的命运真的犹如这株名贵的海棠花一样所处非所。然而，造物主的安排，海棠花的启发，使苏轼又回归到对生命本身意义的思考之中。苏轼毕竟是一个达观的人，有胸襟的人，当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种可以寄托其对生命叹喟的诗歌意象，这从苏轼此后对海棠花的反复咏叹中得到证明。苏轼另有一首以海棠花为意象的名作：“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最妙的是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它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爱花的心理活动和依依不舍赏玩的情态，表现了诗人对海棠的情有独钟。这两句诗被后人誉为“造语之奇，构思之巧”。“奇”在古人常常以人喻花，而作者却以花喻人且兼用移情手法。在诗人的想象里，海棠花也和人一样，会在深夜睡去，因此，特地点燃高烛，使海棠打起精神，真是痴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诗人爱花更惜花的感情。“巧”在诗人又以花喻己，海棠如此芳华灿烂，怎忍心让她独自栖身于昏昧幽暗之中呢?这蓄积了一季的努力而悄然盛放的花儿，居然无人欣赏，岂不让他太伤心失望了吗?显然，海棠其实就是诗人本人，得不到月光照射而只能屈身于黑暗中的海棠的遭遇就是诗人自己的遭遇的写照。“只恐夜深花睡去”隐含顾影自怜的意思。但此时的诗人并不因此而颓唐萎靡，我们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豁达、洒脱的胸襟。
白居易、王禹僻和苏轼都属于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遭贬黜的文臣，在泽畔行吟的谪居生活里，都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在谪居异乡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紧握诗笔，把满腔的情愫或诉于人或诉于物，使物与人人与物互相生发、情韵兼融。他们谪居的心态或同或异，但三人的精神是那样紧密的连在一起。比较而言，苏轼的心态更多和白居易相近的地方。两人谪后复起的仕宦经历也颇为相似。白居易除忠州刺史后不久，便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而苏轼也曾在黄迁汝后不久起知登州，
后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进中书舍人。二年之内竟阅三官，由不久前的谪臣升为朝中显官。诚如后来苏轼自己所讲：“平生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而这种“粗似”从苏轼谪黄之前的所为中便有了，比如：胸怀兼济之志，用诗干预社会等等。谪居之后的心态亦大体相似。所以，琵琶女和海棠花作为其诗歌的主题意象，虽是一则为人一则为物，但其天涯流落的遭际又约略相同。因此说，白居易的《琵琶行》和苏轼的《寓居定惠院》实乃同调人所作同调曲，虽则身居两朝，然却心同一曲。只不过，笃信佛教的白居易对琵琶女意象的选择，让人又多了些人生无常的联想；而深悟老庄妙理的苏轼对海棠花的钟情却强化了人们对于生命和美的体认。王禹偁也是学习白居易的，然他更多的是学习白居易作诗风神而不是为宦态度，他没有白傅那样圆于事故，所以对竹意象的选择，突出的是儒家思想中对节操的秉持和恪守。
通过以上三人谪宦时期诗歌创作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们在贬谪期间不同的情感特征，不同的生活态度是那样鲜明地影响着诗人对于诗歌意象的选择，从而显示出诗人不同的文化人格特征。在这里，无论是白居易看到琵琶女而引发的自伤，还是苏轼邂逅海棠花而触及的联想，抑或是王禹偁因见到竿竿翠竹而生发的节操意识，都让人感到物与意的绝妙结合。此时的三位诗人终于找到了最契合他们情感的物象，并使之成为他们情感的最佳载体。从而也使得这几种物象具备了特殊的情感义涵。其实，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一种独特的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它灌注于这个物象之中，从而使得这个物象带有诗人极为强烈的感情特征。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如上文所提到的琵琶女和海棠花，如果把他们置于华屋高堂、丝竹盈耳的氛围中，他们无疑是一种高贵生活的点缀，从而可能会成为富贵、典雅的意象，而把他们置于湓浦江边、烟瘴荒野，他们只能成为天涯流落的象征。在诗歌创作中，这类凝集着主观与客观，复合着精神与外形，交织着意念与情感的意象，无论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还是在进行语体革命以后的新诗中，都充任着最主要的诗思表现载体，显现着最突出的诗情表述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