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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神秘主义是一种以相似律、接触律和感应律为情感逻辑基点的思维方式，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出于建构新文化的现代性焦虑，自晚清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分别以现代启蒙理性、阶级革命理性为批判武器，对文化神秘主义开始了以现世救赎建立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价值目标的功利性改造。新时期战争小说中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表明，随着新时期思想语境的开放与宽松，文化神秘主义在文学领域逐渐取得了自足的文化意义和独立的审美地位，踏上了现代回归之旅。而这种回归，昭示出随历史处境变化的创作主体文化心态的不同。
       [关键词]文化神秘主义；新时期战争小说；审美回归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19－04
       文化神秘主义是一种以相似律、接触律和感应律为情感逻辑基点的思维方式，它本是原始初民因知识不足而对世界产生的想象性把握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沉积成的集体潜意识，它包含了神话故事、鬼怪灵异、自然幻化、奇人奇事、历史传说等诸多因素，其核心是“天人合一”理念，即人们普遍认为，在自身与宇宙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文、地理和人事是能够互相关联、感应、促变和影响的。
       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精神要素，文化神秘主义对文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言：“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不过，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对神话等文化神秘主义因素的吸收和采用，是建立在“古为今用”的新文化建构的集体心理诉求的价值目标基础上的，最终目的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启蒙理性精神重新照亮传统文化，为危机之中的民族文化探寻现代之路，这就使其书写在根本价值取向上具有了现世救赎的实用主义理性性质。拯救/创生类神话原型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泛化性存在，正表征出中华民族建构新文化的现代性焦虑。
       与现代启蒙理性相比，更具现世改造倾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性对文化神秘主义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清除姿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更以官方的形式，用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历史化处理。”到了1950－1970年代，“鬼怪神仙故事被改编为阶级/人生故事”的书写方式，已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典范。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更是以政治美学取代神话美学，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对文化神秘主义因素进行了彻底的意识形态改造，使之丧失了独立自足的审美意义，完成了对民间旧有鬼神文化体系和文学审美超越性的双重清洗和占用。甚至《林海雪原》中“棒槌公公”所讲的“鲤鱼姑娘”的神话传说，就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斗争意义。随着革命话语自我纯化思潮的愈加激进，以政治话语来改造神鬼话语的现象也愈发地直接和极端起来，涵纳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浪漫瑰丽神奇无比的想象力被驱逐出境，踪影几无。
       直至新时期以后，当代中国思想语境逐渐由“政治斗争范式”转化为“日常生活式”和“文化探索式”，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神秘主义的驱逐与改造的现象才逐渐得到改变，文化神秘主义因素才开始浮出水面重现芳姿。石昌渝曾指出，“对于小说而言，神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意态结构方面。意态结构，是指小说情节构思间架。”这种意态结构式把整体性的感伤情绪赋予了新时期文学，使文化神秘主义以审美因素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建构。在新时期战争小说里，除了在战争/情爱叙事的深层结构上对神话原型的借用和变形之外，文化神秘主义更是逐渐获得了自足的文化意义和独立的审美地位。
       倪景翔的小说《龙凤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就漫溢着对山东聊斋文化的承传。首先，具有神话思维方式行事的人，会在相当的程度上遵从关联律和感应律来依据占卜和爻辞的迹象决定自己的行动，甚至是决定自己的命运。男女主人公处在一个为文化神秘主义所笼罩着的整体性文化氛围中，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自然界及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奇异现象，视为造化主宰或命运之神的暗示性预兆，同个人的命运轨迹和群体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连结在一起。比如，当人们在游览大明湖的时候，发现一阵风起云涌之后：
       湖中出现了一根黑色的云柱，直而圆，四周围绕着白雾。……从那黑色的云柱里，飘上去一条黑飘带一样的东西。
       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惊呼“龙上天了!”济南城里的徐半仙甚至专门到千佛山求卦，卦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徐半仙看卦后，大吃一惊。龙战，坤阴与乾阳而战。龙战于野，该战发生在一卦终极的上爻。这阴阳的抗争，已到穷极之地，要血染大地了。济南城要有大灾大难了。
       而对于一场罕见的大雾，腾县人也有着许多种神秘的解释：
       有人说，这大雾是腾县城东小坞沟的秃尾巴老李(传说中的住在黑龙江里的小黑龙)来给它爹娘上坟带来的；有人说，这大雾是腾县东戈的张天师回老家来除妖镇邪带来的；也有人说，赵半仙早就看了天象，说青天正被天狗吞噬着，中国要有一场大灾难了。
       本来湖水随风起雾和冬日晨雾都属于自然界的气候现象，不可能预示出人类社会里的重大人为性事件，但是浓厚的鬼神文化和神秘主义，却使得人们把这些自然现象同自身的社会处境联系起来，加以象征性的隐喻推理，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由此，湖水起雾和冬日晨雾也就成了对人类灾难降临和战争爆发的预兆。
       小说对这些遍传民间的灵异传说的着意书写，营造出一方富有神秘气息的土地，并为人物的命运发展铺垫下浓重的浪漫奇异的神秘基调。比如，孔昭棠和齐凤环的居所就都具有浓郁的乾坤八卦和阴阳风水的灵异感应气息。孔昭棠的家宅是世传老宅，当初就是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选址和建造的，在北堂楼脊上塑造了一条黑龙以补主人福气之薄来压住风水的。而齐凤环在孔昭棠弃家出走四年之后也离家成为黑凤会及其黑凤娘子军的首领，驻地翼云山。她的翼云山也被民间认为是风水宝地：东盘青龙(薛河)、南卧白虎、西骧宝骏(紧邻的乌山顶)、北走神猪(猪山)。三山一水，拱卫此山，猪、龙、玄、虎四相齐全。不仅如此，孑L、齐二人的行为举动、心理情绪都深受文化神秘主义的影响，对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也总是以文化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阐释，并会主动寻求术士方师的指点，以求自身的行动符合于天地循环之规律。孔昭棠“每次打大仗前，他都抽签、卜卦，攻打城池时要择定吉日。”大雾那一日他在晨起如厕之时，看到自家北堂楼脊上的黑龙腾云驾雾地离开塑身，向东飞驰而去钻进了龙泉塔里。随后有一条大黑蛇从北堂楼里爬出来攀到白果树上不见了踪影，接着房梁头又炸裂开来。这些都使孔昭棠十分忐忑，充满了对国家与个人的灾难降临和命运幻灭感，不得不到名相赵半仙那里去占卜寻求他对自身命运的指点和明示。齐凤环也深信命运之说，她处处以冯道士留下的命运预言为自己和黑风娘子军的行动纲领和指导方针。冯道士曾说
       护卫翼云山上空的红黄之气是从她师姐坟里升上去的，因此当柴玉英撞无字碑殉情自杀时，她立即由风水的被毁产生出浓重的灾难预感。
       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单纯地展示鬼神传说，而是借助于民间传说、术士辞解、梦魇预兆等文化神秘主义因素，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深处，探究其情欲、功利之心以及道德归罪感，把生命个体的命运轨迹及最终结局与神秘主义、社会因素、性格机制、情感逻辑和本能冲动等诸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勘察、表现和评价。比如孑L昭棠的抛弃虽然使齐凤环充满了怨恨和复仇之心，但最初相见时的情欲萌动又始终萦绕在心间，让她下不了杀手。又比如，她对冯道士“蟒袍加身/玉体难全”以及“龙凤不相容”的命运预言虽然深信不疑，但对孔昭棠的眷恋和民族正义感又促使她最终带领黑凤娘子军接受了孔昭棠卫国军的收编。这样，具有感应天地之变、体察鬼神之意的赵半仙和冯道士分别为孔、齐二人所做出的占卜和预言，就把阴阳爻辞、天相地气与民族战争和个体情欲相互呼应起来，共同完成了他们的战争/情爱缘分的起承转合轨迹和悲剧性结局的书写。其余人物也是如此，像冯道士本人就是因极度愤怒于袁世凯称帝窃取北伐革命果实而看破红尘弃家仙居的。再比如黑凤娘子军一次遭到日军袭击死伤惨重，居然是由于贫民三狗为了攒钱娶媳妇向日本人告的密。这些世事人情的描写，使得整部作品虽然充满了文化神秘主义的宿命悲凉，但也并未失去现实社会的纷扰实相。
       在小说《英雄无语》(项小米，作家出版社，1999年)中，叙事者“我”以对一首残缺古诗的探索、联想、研究和自身观照，将客家人的迁徙历史和生存状态的客家历史文化传说作为审视对象。爷爷奶奶们的战争/情爱叙事故事也融入其中，并在对文化母体的探索和皈依中获得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博大的审美意义。刘醒龙在他气势磅礴的小说《圣天门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里采用了拟仙模式和圣母救世模式等多种神话原型的变形。它对地域文化的描写也深深地渗透着文化神秘主义因素，比如驴子狼的传说、比如带有鬼神崇拜性质和原始思维特征的民间治病偏方等。更重要的是，小说全书采取了隐现双线结合的史话/现实映照式镜像叙事格式，把中华民族的千年“创世史”和以天门镇和大别山区为背景的现代中国“战争史”以特殊的方式并置起来，使二者之间形成对比、映照和消解的两极张力。民族创世史是以说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以“盘古开天地”的“创世赋生”神话开始，至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截止，看似夹杂在战争史具体丰富的过程之中；而实际上，它的寓言性和象征性赋予了它对于具体历史事实和具体人物的总结性和超越性，在深层结构上形成了对现世历史的神话式套叙，并最终纳后者于自身，在历史循环论和战争杀戮性的归纳中完成了对现世战争的意义赋予和意义消解的双重作用。而对于显性层面的现代中国“战争史”来说，它的开始处正是潜隐层面“创世史”的结束处，因此，从时间的逻辑来看，现世历史正是传说历史的承接和完成；但从意义逻辑来说，这两种历史所呈现的正是人类的杀戮史，都充满了杀戮、报复、情欲、血腥和暴力，是人性黑暗面和非理性的野蛮爆发史。虽然作者设置了梅外婆、雪柠等表征人性“福音”的“爱”与“无杀”的救赎者，但这具有救世圣母秉赋的“爱”与“无杀”，反而把历史映照得更加血腥和残忍，宛如无边黑暗中的风中之烛，照亮的却是更多的黑暗。从整部作品来看，以下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双重叙事时空所具有的史话/现实的对比性存在、拟仙、圣母等神话原型的变异式书写、奇人奇事、怪异灵幻的呈现等等，使得不论是杀戮还是救赎，都被作者以文化神秘主义赋予了更高的超越性之美。石钟山在《中国血》(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中不仅仅是把原始森林当作外在环境来描写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具有审美魅力的生死“修罗场”，不同国别、不同性别、不同军衔的各色人等，都在这一生死平台上进行了生命和人性最原始最赤裸裸的表演。他/她们的疾苦病痛、生死爱欲都无声地消弭于阴险残忍的原始森林之中，仿佛后者是前者的命运之神和死亡之神，在不动声色地静观人们或英勇或怯懦、或残忍或慈悲、或大爱或大恨的种种挣扎，而瘴气、沼泽、毒蛇、猴子、野人等皆是他/她们的索命使者和灵魂催化剂。李双林、牛大奎之间的血仇恩怨，也不止关联到人伦情感与战场纪律之间的冲突；还牵涉到“野女掠男”的神话原型和边地传说，从而使战争伦理、血缘伦理、爱恨情欲的生命伦理都消融掉，转化为被抛入与世隔绝的生死“修罗场”中的存在之救赎伦理：这两人具备了在原始森林里的生存能力之后获得了存在的自由，但不计其数的同伴们的死亡使他们不能安宁地离开，最终他们俩开始了寻找同伴们的尸体并为之安魂的工作，成为原始森林中的亡灵救赎者。
       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作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代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于文学而言亦是如此。文化神秘主义在新时期的审美回归也召唤着我们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因素和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
       晚清和五四时期，女娲、后羿、大禹、凤凰、女神等创世/再生类神话意象的大量出现，喻指出危机性历史／现实处境中的国人对民族文化神秘主义传统拯救性的集体诉求。那时的新文学作家们虽亦具有理性清醒和消极反思力，如鲁迅，但渴求国家强大和民族自信的现世情怀和信心诉求，使他们拒绝让消极理性和悲观心态发展下去，拒绝不可知的绝对主宰者的神秘力量对自我的摆布，即使明了创世者/拯救者的悲剧命运，他们仍如“过客”般决绝前行，追求不可为而为的英雄意境。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高度一体化的社会语境下，创作主体纷纷寻求新的政治文化身份认同，他们笔下的鬼神形象也被生硬地赋予了阶级斗争含义，文化神秘主义也被迫服务于为阶级话语寻求历史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科学性。至此，仙界之神和人世英雄都同样相信自我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充满了神圣的真理在握般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新时期的开放性视野促进了“诸神说话”的多声部多元性的社会图景的形成，在各种社会思潮和现实问题面前，作家们既失去了晚清和五四时期的共同文化诉求，也不再被统一的意识形态指派，开始具有自主思考的权力。然而，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灵魂的无依和个体存在的自我贬值；整体意义秩序的瓦解与被动性思维方式的取消，使新时期的作家们不再以民族魂和阶级性来狭隘地理解和呈现人性，但也使他们失去了真确把握世界的自信。因此，当他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战争和人性领域之时，文化神秘主义所带来的宿命感和茫然感也渗透在他们的作品中。在新时期战争小说中，文化神秘主义使得由历史循环论所引发的反线性进步时间观念的苍凉审美情绪生发开来，而这种苍凉的审美情绪正是新时期作家文化心态的话语表现。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文化神秘主义促使了新时期战争小说对阶级革命理性和政治启蒙理性的双重超越，并使其获得“贵我返虚”的整体审美品质；还应该意识到这一文化文学现象所昭示出的创作主体文化心态和社会因素。当然，我们还应确定的是，这正意味着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者开始具备从虚假意识形态的外表深入到社会存在的深处的自省和反思意识。这导致了新时期战争小说对历史、战争和人性超越道德善恶简单判断的审美复调言说。可以说，正是对文化神秘主义对宇宙、自然中神秘力量的敬畏，促使了新时期战争小说对文化之我、存在之我而不是政治之我的尊重，并使它们逐渐摆脱了既往书写模式中以政治立场来判定历史进退、道德善恶与文学优劣的阶级本质论，在对存在的状态呈现中追求道德的超越、审美的自由与人性的悲悯。
       二百多年前，康德曾指出艺术和手艺不同，他说：“前者叫做自由的艺术，后者也可以叫做雇佣的艺术。我们把前者看作好像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做成功)；而后者却是这样，即它能够作为劳动、即一种本身并不快适(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性地加之于人。”“美的艺术”更是“要求有想象力、知性、精神和鉴赏力”。作为美的艺术之一，力求超越个人经验局限，对世界进行想象性的感性超越，正是文学审美意识相异于日常意识的所在。正因其具有超越性想象和审视性感悟的深层内蕴和审美功能，文化神秘主义拥有着“永久的魅力”。邓晓芒也曾经说过，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在一个异化社会中趋向和满足人性的同化因素。新时期文化神秘主义的现代回归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在寻根小说、文化反思小说甚至新武侠、新都市小说中都得到了话语彰显。对于新时期战争小说而言，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正是对既往战争话语书写被异化为虚假意识形态工具性存在的反拨；许多作品就因此获得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审美超越和文化自省意识，获得了神秘、浪漫、苍凉、感性的审美风貌。这正是文学回归自身、走向“自由的艺术”和“美的艺术”的表现，也是当下中国对灿烂悠远的民族文化神秘主义传统的遥远的现代性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