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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汉园集》作者之一、京派散文骨干作家、四十年代优秀的批评家以及民间文学学者这些身份所构成的学术课题，李广田研究尽管始终没有成为新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但的确又一直没有中断，新的学术成果自1985年的《李广田研究资料》出版之后陆续得以发表。这其中最有分量的当然是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几部传记、评传和论传著作的问世，这些著作着眼点各有不同，但都从整体上描述、刻画甚至分析了李广田的身世、人格及其构筑的文学世界。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张维的《李广田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李少群的《李广田传论》(山东文艺出版社)，陈德锦的《李广田散文论》(香港新穗出版社)，以及秦林芳的《李广田评传》(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
       和上述著作相比，李岫这部《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自有其特别之处。一是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二是考察角度更具有当代特点。作者的“女儿”身份给这部传记增加了浓郁的亲历感和阅读的亲切感，也第一次从“女儿”的角度写出了李广田对“父亲”角色的现代性承担；考察角度的调整提供了更开阔的历史背景和精神背景，通过李广田这位现代文学家、教授和大学校长的个案，不仅涉及到现代文学传承关系中的“文学生态链”问题，还庄重地思考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问题。
       传记从作者对传主故乡的“寻根之访”开始，在流露浓郁亲情的同时，也突显出李广田这位乡土文学大家最醒目的身世印痕和最深厚的文化渊源。“乡土背景”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而在30年代形成于北方校园文化氛围中的“京派”文学更是将挖掘、展示、标举传统乡土文化之淳厚、古朴当成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就像沈从文一样，李广田也把自己定位于“乡下人”，他如此表述自己的文化之根：“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我喜欢G.White，喜欢W.H.Hudson，又喜欢写了《道旁的智慧》的Mar-tin，我想这原因大概也还是在此。”(《<画廊集>题记》)在这里，李广田把他偏爱几位英语作家的原因也归结为对乡土文化的钟情，是需要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这里其实透露出李广田文学创作渊源的主次关联。我以为，理解李广田其人其文，特别是他抗战前的文学创作，不从李广田所置身的乡土文化背景和“京派”文化背景着眼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正确的。正是“乡土文化”形成了李广田“乡下人”的身份定位，正是“京派”文化奠定了李广田抗战前这段时间“自由知识分子”的性格基础。对这两点，李广田本人也是清醒的，在那篇写于1948年的《自己的事情》当中，他不就以自责的口吻提到那种“小圈子主义的生活”状态吗?只是彼时他已走到了“圈外”，满怀新的政治激情和文化理想融进了他先前十分隔膜的“左翼”队伍中了。他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逐渐脱离了“纯文学”的轨道，而试图在实际革命中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对闻一多、朱自清的极度推崇，正表现了他对自我“蜕变”的强烈渴望。在今天，人们也许真的难以理解这些“教授”们当时不无偏颇的政治激情，但在那个变革的时代，这种激情却几乎成为知识分子实现使命意识最普遍的方式。就以“京派”文学几个年轻的后进而言，在抗战时期突破了“京派”文化理想而投奔延安的就包括《汉园集》的另两位作者以及其他一些属于“京派”外围的青年作家。
       自然这是后话。回到抗战之前，把李广田与“乡土文化”和“京派文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应当符合实际情况。至于后来悲剧性的个人命运，乃是历史性悲剧与知识分子自我认知之间的冲突所致，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观念背景。
       这部李广田传并没有明确提及作为流派的“京派”文学对传主的影响，但却通过“文学生态链”这一术语勾勒了李广田抗战前文学生涯中的若干重要关联。在第四章“一本自然史和一个文学生态链”这一节里，作者这样表述由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开始的一个“文学生态链”结构：“《塞耳彭自然史》自初版二百余年来，影响所及，仿佛形成了这样一股潜流，它在地表下蔓延开来，自西东渐，并非张扬地奔腾着、咆哮着，而是静静地流淌着，围绕它和类似它的作品，形成一个文学生态链，相互间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发展着。这个生态链包括：英人戈斯(Edmund Gosse)如何把《塞耳彭自然史》纳入《十八世纪文学史》并列有专章专节予以评论、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如何评价了怀特的后继者何德森(W.H.Hudson)、周作人如何推崇怀特、李广田在介绍怀特的同时又如何评价何德森与玛尔廷、刘西渭(李健吾)主张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又如何评价李广田的散文及其和怀特的精神联系等等。”接下来，作者较当年李健吾对李广田的评论文章更细腻地分析了玛尔廷一李广田的影响关系，辨析了二人乡土散文的同与异，也都令人信服。不过在我看来，除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这一中外文学生态链之外，中国新文学视野内的由周作人小品散文(或日“京派散文”)传统构成的另一个文学生态链似乎也无需回避。在这个“文学生态链”上，周作人也许还不能说是“远祖”，但至少应是举足轻重的师辈，废名、沈从文、李广田都该是这棵文学树上粗壮的枝干。
       抗战的爆发导致了“京派”作家群的最终分化，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谬政与腐败又进一步促使知识分子走向群体性“左倾”。这种“左倾”，不能视为简单的“盲从”，而应理解为知识分子使命意识所导致的激情与理性浑然一体的政治选择。在这种大背景中，李广田由对现实的不满、批评，开始了对“唯物主义”学说的探求和对共产党人知识分子的接近，并最终走进了这个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政治队伍。从抗战后的流亡到西南联大时期争民主、反暴政的行动，李广田比闻一多、朱自清更果断、明确地塑造了自己的新型社会角色。《岁月·命运·人》，这部新的李广田传对这个具有传奇性的过程进行了完整的记录。但是，一方面，人是复杂的，有着现代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能否彻底改变自己原有的信仰和态度尚且存在疑问；另一方面，现在被认同的政治纲领能否由执政者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或者政治纲领与具体执政者的政治素质、执政能力是否匹配，理论与实践能否一致?甚至政治纲领本身是否也有一个不断完善、改革的问题?也都还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受到严格的拷问。不过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包括李广田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党员却不太可能思考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太渴望这个刚刚到来的、满罩着理想光辉的“新社会”了。直到李广田在“文革”之初被迫害致死，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对这个政权的态度有所改变。他是在对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的坚持中走向死亡的。
       然而李广田之死毕竟属于一种“非正常死亡”，就像他同时代的老舍、傅雷、赵树理等人一样，死于同一个以党和人民的名义“发动”而实质上具有法西斯性质的政治运动。《李广田传》的作者在写到“文革”的时候这样发问：“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何以能在中国产生，何以能长达十年之久，何以能把那个‘财政部长’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都激露出来?……应当研究‘文革’的根源、现象和后果，……”自然，一部传记不可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但是其所描述的“李广田之死”的逼真画面、其所提供的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李广田与左倾政治路线关系日益紧张、冲突、最终导致个人生命悲剧的详尽史料，却似乎可以摸索到“文革”逐步发展并演变成政治灾难的脉搏。而在这个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与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党的成员的冲突中，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失去约束的政治暴力的为所欲为，一方面则是一个纯正的现代知识分子近乎本能地对正义和理性的维护。李广田毕竟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陷入悖乎科学与民主的狂热之时，他的最宝贵的品质显露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1958年9月《云南省委关于李广田同志所犯右倾错误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开头所说：“李广田同志是一个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封未动的保持着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云云，尽管根本上属于别有用心的污蔑、诬陷，而就李广田秉持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精神的坚持来看，似乎那些陷害者的嗅觉也还算灵敏。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决不应该是个贬义词，而应将其置于人类精神发展史中加以理解。
       李广田的生命悲剧就是一个反理性、反科学、反人性的社会对弱小个人的无情碾压，也是一个现代知识者在维护理性、科学和人性的抗争中作出的感人的牺牲。这个悲剧映现出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心灵史中的丑恶与美，都值得后来者深思之。而《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如果不是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位现代作家的“年表”的话，那么它正具有这种启发人思考的别一种意义。